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的重大课题之一。目前，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还有许多需要改革和完善的方面，高度集权的传统执政方式仍然存在，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不够协调，尤其是党政关系缺乏制度化、规范化，条块分割，部门权力垄断，难以监督。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应坚持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原则，建立和完善一个核心、三个党组的组织机构，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     

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对策思考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要经验之一,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转变执政观念是思想先导;理顺执政体制是首要任务;强化执政手段实现途径.     

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原则和目标

原则和目标问题是在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过程中必须明确的问题。在原则上,应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充分发挥政权效能、坚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潜能和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以及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五项原则。在目标上,实现使党为人民更好地掌好权,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使党为人民更好地管好权,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和使党为人民更好地用好权,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具体目标。     

正确理解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党的领导方式是指政党对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实行政治领导的形式、手段和方法的总称。我们通常所说的坚持党的领导,其内涵是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惟一的处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我国不搞多党制;其外延是实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根据社会主义事业的范围标准,党的领导方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党的领导方式包括党对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国家事务、     

邓小平对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探索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早在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就开始对此进行探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又提出“党政分开”的著名论断，其目的是要建立高效有序的政治运行机制，把我国的领导体制纳入到现代化轨道。通过政治改革的实践，他的探索对我国的领导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党的历史方位的改变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更新

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应该与它所处的历史方位相适应,应该与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及所处的历史环境相适应。在不同的历史方位中,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特征是不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领导方式突出特点是命令式、运动式;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一方面继承了以前的命令式、运动式,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政策治国等特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开始朝着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坚定地迈进。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

目前,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还有许多需要改革和完善的方面.高度集权的传统执政方式仍然存在,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不够协调尤其是党政关系缺乏制度化、规范化,条块分割,部门权力垄断,难以监督.因此,采取切实措施,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的重大课题之一.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及执政方式

通过学习党的“十六大”报告,论述了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及执政方式的必要性,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可行措施。     

论党的领导方式和党的执政方式

党的领导方式和党的执政方式是两个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党的领导方式强调的是对社会特别是对人民群众的领导，党的执政方式主要指的是党政关系或党政运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必须建立良性互动的合作型的党群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党政运作机制。     

论法治体制下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

算法治国的方略在我国提出和实施，必然推动党的执政方式从政策向法律、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推行执政方式法治化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是实现执政党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执政方式法治化是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必然选择。     

法治、德治与市场经济

通过对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考察 ,结合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 ,揭示了法治与德治之间不应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而是能够兼容和必须兼容的关系。     

德治与法治的互补原理剖析

德治与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内涵是极其丰富的。互补性是德治与法治辨证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虽范畴不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有差异，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执政党治国方略的法治选择(下)

以往，执政党在法制问题上如“专政”与“法制”、群众运动与法制建设、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人治与法治等关系问题上，有许多教训。目前，要重新认识和高度重视法治选择在执政党治国方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制度趋于完善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必然要求。“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合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而作出的必然抉择，它体现了执政党治国方式与法治目标的统一，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它是现代法治的高层发展和理想形态，要求我们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借鉴现代法治的有益经验，把依法行政和依法独立行使司法职权作为关键环节来解决，要充分认识法治条件下领导方式的深刻变革，创造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社会条件，从而实现执政党领导行为的法律化。     

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及其现代意义

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以人民民主为本质内涵.在党领导下所要倡导的法治文化,正是党领导下的以法治国所需要的先进文化.法治文化的建立,正是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和必要因素.法治文化的建设,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从经济、政治、社会、法制和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法治国家的建立,必须依赖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的社会基础、正义公平的法制基础以及法治导向的文化基础等作为地基铺垫来实现完成。而在众多要素中,文化要素是其中关键的因素,没有这个由文化到政治、由抽象观念到具体制度的转化,就不会有现代法治.所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是推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强有力的精神文化力量。     

依法治国的正确理念——依好法治国

法治有形式意义的法治与实质意义的法治之分,形式意义的法治只强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而实质意义的法治除强调应“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外,还突出强调所依之法必须为好法。好法必须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人权的保护,否则即为坏法。在判断好法、坏法时,这三个标准缺一不可。要制定出好法,最根本的是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走群众路线。“恶法非法”论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国民心理与中国特色的法治化道路

在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情境下,中国日渐走上了由政府主导的法制改革道路,于是移植西方文明国家的法律成为优选。但是改革中的问题,却一再提示我们要注重中国国民心理,中国国民特有的心理惯性,正确处理外来法律与民众心理的冲突。     

我国考试法治的历史解析与现实思考

我国有着悠久的考试文化和考试法治传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迈入了改革开放、民族振兴与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我国每年有近亿人次参加各类国家级考试,但至今没有出台"考试法",与考试大国的形象极不相符。强化考试法治理念,制定"考试法",实行依法治考,提高考试执法能力和水平,是确保考试公平公正,推进考试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     

中国实行依法治国的历史意义

实行依法治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是一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决心迈向现代化的重大步骤和重要标志，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和探索，是对人类法治明成果的充分肯定、吸收和发展。     

农村法治化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我国农村法治化的进程中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如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村民自治问题、农村和农业法律体系不健全、执法和监督力度不够等。在对这些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入普法、健全农村法律制度、加强农村执法等对策,以期推进我国的农村法治化建设。     

浅议“法治”和“德治”并举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方略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这一重要思想,是我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认真0学习、坚决贯彻这一思想,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