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南唐唱和与宋初诗风

五代南唐唱和活动非常广泛,呈现出鲜明的群体和地域特色,它既是唐音的余序,又是某些宋调的萌芽。在向宋初文坛延续的过程中,南唐唱和诗对宋初应制诗风,诗艺的切磋探讨,以及教化功能的提倡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欧阳修的七律创作及其诗学意义

欧阳修七律共225首,约占其诗歌创作总数的四分之一。在诗文革新诗人中,欧阳修是七律创作数量比较大,比例亦比较高的一位诗人。其七律在内容上多写闲适细腻的日常生活情事;在艺术上,以平实流畅、质朴自然为主,又能整合杜甫七律及晚唐体、西昆体七律之长,发展了宋初王禹偁等人的白体七律,并影响到后来的苏辙、张耒等诗人,最终确立了北宋七律平易畅达的风格。欧阳修的七律诗风与其诗学思想密切相关,体现了诗文革新诗人在诗体学上的认知与理念。     

论晚唐至宋初的文学思想转换

晚唐至宋初,历经晚唐五代的分裂动荡,到宋初国家的初步统一,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使得士人心理状态发生变化,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思想、审美情趣也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文学创作.在文学转型中,宋初文学的发展与中晚唐以来的文学发展有着十分紧密的承接关系,主要体现在文学特征和文学功用上.诗、词、文有因袭继承晚唐五代文风的一面,也有开拓革新的一面.     

从《文苑英华》看李白诗在宋初的接受

<文苑英华>大量选入李白诗,却遗漏了许多名篇,体现出偏重闲适题材、缘情适意思想、平淡清远诗风、五古体裁等迥异于唐五代选本的独特视角.作为大型官修总集,它集中体现了宋初"白体"诗风笼罩下、以馆阁文臣为主导的诗坛对李白诗的接受状况;也促成了批评李白诗多言"妇人与酒"的思潮及李白诗风"清逸"论在宋代的流行,并深刻影响了其体裁、篇目的经典化进程,成为李白诗在宋代接受的重要开端.     

论穆修之诗

在宋初文坛上,穆修文名早著,其作为宋代古文运动先驱的地位及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和推崇,惜其诗名为文名所掩。从现存作品来看,穆修在诗歌创作中的主体意识颇为强烈,擅长将所见、所闻、所感述诸笔端。无论是表现自我的感怀诗、精巧有味的咏物诗,抑或是情景交融的写景诗、感情真挚的赠答送别诗,皆体现了其对宋初诗风的延续与融通。他的诗叙事简妙,构思精巧,善于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不仅彰显出宋初诗歌特有的精神内涵,也为宋初诗坛之演进做出了贡献。     

宋初隐逸诗歌艺术风格探析

宋初隐逸诗人诗学"晚唐"宗贾岛,苦吟琢句,又吸取了山水田园诗派的艺术特长,故呈现出较为独特的艺术风貌。诗歌创作格调高雅绝俗,诗境清苦荒寒,时见冲淡闲逸之趣,整体诗风趋于平淡自然。其诗歌艺术主要是对晚唐五代诗风的继承,但他们摆脱功利主义专门致力于纯自然的题材,清新幽远的诗风在宋初诗坛独树一帜。     

魏野诗体辨

魏野是宋初著名诗人,关于他的诗,后世多把它归为“晚唐体”,但也有人指出其诗“白体”成分。首先从宋初诗坛具体情况出发,结合魏野的生活实际辨别魏野诗风的形成,然后具体从魏野诗歌题材、内容、体裁和艺术特色四个方面辨别他的诗风特点,从而辨明魏野诗歌在体派归属中争议的原因,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宋初诗坛,更好地把握魏野的诗风。     

元代诗人张弘范的诗风与创作心态

张弘范是宋末元初政治上颇受争议的人物。其《淮阳集》中的诗歌，既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追求功名，体现为慷慨诗风，又在诗歌内容、体裁、手法上类于江湖诗派，具有江湖苦寒诗风。如果从文化心态角度分析，其慷慨诗风源自其乱世建功、兼济天下的儒家入世心态，江湖诗风则源自对南方文化的推崇心理。     

从“富贵之语”到“穷人之辞”——宋初、中期诗审美转变论

唐诗和宋诗有不同的美学风格。在代唐风而为宋调的过程中,宋初、中期的诗风转变至为重要。其中动因有制度层面,也有审美倾向的变化,从"富贵之语"到"穷人之辞"的转变实是其中的关捩。宋初期到中叶诗的审美倾向的发展主线呈现为:从追求词采华美到追求富贵气象,进而到以平淡为尚。     

《诗经》强烈深沉的抒情性和温柔敦厚的诗风探究

《诗经》开创了言志抒情的诗的先河,以其强烈深沉的抒情性和温柔敦厚的诗风为后人称道.深沉的抒情性体现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语言句式方面;温柔敦厚的诗风是其写实性和民歌特征体现.《诗经》中民歌作品具有强烈浓厚的生活气息,风格纯朴自然,温柔敦厚,无雕琢之痕,富有一种纯真的美.     

雅人深致

成熟、个性鲜明、有品位、审美情趣较高是成功男士的追求目标。时尚大牌的设计师们从意蕴精深的中国元素中汲取灵感,     

“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中国审美精神的诗性文化阐释

中国诗性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唐诗与宋词。在理性文化中,“情”与“理”不相容,前者容易在反理性冲动中沦为“本能”与“欲望”,后者时常异化为一种与感性生命无关的抽象“范畴”与灰色“模式”。在诗性文化中,其“情”本质上是一种“诗化的感性”,其“理”则是一种“诗化的理性”。以诗性智慧为母体的中国文化心理,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这是中国诗性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所在。在感性与理性之间除了西方的二元对立,还有一种更深刻的中国式的和谐关系。要理性就要压抑感性,或要感性解放一定要走非理性之路,只是西方民族的“一家之言”。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也是对人类文化必须作出的庄严承诺。     

诗性的文论呼唤诗意的教学

《古代论》课的教学一直是大学中系课程教学工作中的难点。从教学主体角度看．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教学认识上的偏差和教学方法上的失误。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紧扣古代论的特点．把古代论当学作品来悟读、来组织教学。     

陶行知的诗歌理论和诗歌语言实践

陶行知不仅是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高产的诗人。在陶行知现存的近千首诗歌中,寄托着诗人开启民智的伟大理想,蕴藏着丰富的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通过对陶行知诗歌的归纳和分析,明确了陶行知秉持教育性、战斗性、大众性的诗歌创作理论;同时通过大量的语言事实,揭示了陶行知诗歌语言的原生性和艺术性的特质。     

诗歌翻译:诗形、诗味、诗魂

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任何其他文学形式都无法比拟的重要地位,原因就在于汉语本身具有与生俱来的诗性特质。诗歌翻译不能无视诗性汉语的特点。在对汉英两种语言文字及其诗歌进行分析比较后我们发现,以普遍的翻译标准衡量性质完全不同的诗歌翻译是不切实际的。此外,本文还论述了诗歌翻译的实践性不仅需要译者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能力,更需要灵活性。     

感情的缺位与诗性的迷失——与大跃进民歌的艺术告别

大跃进民歌当年盛况空前,对之评价奇高。今天虽成为文学史反思的一个热点,但一般都是从政治视角而下的文学判词。本文从大跃进民歌中的爱情诗、文学的想象力、夸张手法的运用几个方面,说明它是因感情的缺位而导致了诗性的迷失,并从“诗缘情”的诗歌美学特征上与大跃进民歌作出一种艺术的告别。     

论《小草斋诗话》的诗学观

谢肇淛是晚明闽籍著名学者,晚年所著《小草斋诗话》集中表达了他的诗学思想.他诗宗盛唐,推尊性情;创作上主张不废法度,由学入悟,追求婉逸清远的诗境;大力推扬闽诗派风雅传统.其诗学思想具有鲜明的融通特点及地域色彩.     

“朦胧后”诗派的诗歌语言考察

“朦胧后”诗派诗人们有很自觉的诗歌语言意识，他们的诗歌创作实验展示了雅克布森所说的诗性语言的功能，他们的探索是对艺术语言表现能力的探索，但其创作实验在语言方面也存在三个谬误：1、能指泛化，2、语言粗鄙，3、残缺，扭曲，滥用空白等极端行为。这导致了人们对这个诗派存在价值的怀疑，尽管这批诗人们时时有独到的创新。     

马利坦诗学中的诗性经验和诗性意义

马利坦的“诗性经验”是精神前意识中的一种非概念化认识状态 ,由诗性直觉的直接效力传达到作品中便是作品的诗性意义。他从诗性直觉与诗性经验的两阶段推导出灵感内在于精神的实质 ,从诗性意义出发认识诗的朦胧性 ,从作者、作品、读者三方面入思探讨诗性意义 ,这些都颇具启发性     

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哲学视域中的斯蒂文斯诗歌

康德哲学、存在主义思潮以及荷尔德林诗歌的影响是华莱士.斯蒂文斯诗歌呈现出海德格尔美学特色的原因,斯蒂文斯的存在、语言、家园观都与后者的美学有着相通性,而前者的诗歌对于后者的沉沦、虚无、向死生存也有着自己特色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