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低处广处看——周作人的文艺文化结构观

本文分析了周作人的一个观点:把文艺看作文化的一部分,周作人认为:文化是一座大三角塔,文艺(和学术)只是顶端部分,其低处广处则是种种人大民俗现象,并包括原始文化的遗迹。文艺本身又是一座小三角塔,纯大学只是顶端部分,其低处广处则是民间文学,并包括原始大学的遗迹。周作人主张:应该尽量向低处广处看,应该从种种杂文学和人文民俗现象中。广泛了解“平凡的人道”。本文指出:周作人这种文艺文化结构观,有助于打破狭隘的“纯大学”观念,而且有民主主义的意义。但是,周作人对群众的愚昧看得过于绝对,他的向低处广处看的观点,实际上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观点,他只是居高临下地向低处广处看,并未亲身下到低处广处来,所以看不到“平凡的人道”自我升华为“超绝的人道”的可能性。     

“困境”故事:读《周作人传》

清夜沉沉,灯下翻书自遣。书为钱理群近著《周作人传》,“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中的一种。翻了几个晚上,虽然文字无声,此时体会书里书外,卻彷佛“夜深凤竹敲秋韵”。读罢这本传记,亦隐隐有“注目寒江”、“水阔鱼沉”的知感。“周作人”——一个不大好作的题目。原来的情形似乎简单得多。因为周作人虽然曾是颇有文名的文化人,欲偏偏在“做人”上面出了     

论周作人对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开拓性贡献

周作人“五四”时期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两个方面。他对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开拓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他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教育价值理论的开拓者、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大胆探索者。     

评梁漱溟的文化理论

梁漱溟是本世纪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以文化问题为切入点,终生致力于人生与社会问题的探讨,欲替中华民族开辟一条新出路,其钩玄决疑的理论探索、一代直声的人格风范,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的文化理论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独树一帜,具有不朽的地位,我们认为,它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忧国忧民的文化心态梁漱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从青少年时代起,民族意识和忧患情结就深深扎根在他的心底。他曾说:“我省思再四,我自己认识我,我实在不是学问中人,我可算是‘问题中人’”,而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始终是他思考的核心所在。他认为,只…     

周作人与夏目漱石

正周作人的一生与日本文化有着深刻复杂的关系,日本文学评论家竹内好曾评价其为"最早具备日本修养的人",周作人研究专家木山英雄也在《周作人与日本》中指出:"论及日本与日本文化关系之亲厚,无人能出周作人之右。"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界公认的"日本通",致力于日本学术文艺的译介、研究,将日本文化的影响与个人的思想、气质融通,成为新的有机整体,逐步形成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初识夏目漱石1885年1月16日,周作人降生于浙江绍兴东昌坊     

生命圣神性的复归——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人神”形象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称为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深刻的作家之一。他所处的19世纪俄罗斯是一个“成问题的时代”：传统的东正教文化信仰正在衰落,新的建立在自然科学充分发展基础上的理性尚未成熟。在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文化语境下,当时俄罗斯人普遍面临着一场生命神圣性逐渐消解的精神危机。陀氏以知识分子特有的担当,用文学创作肩负起为人类灵魂寻求出路的重担,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在菩与恶、罪与罚的撕扯中历经磨难并最终复归神圣的“人神”形象,并通过他们传达了作者为人的拯救而“重建生命神圣性”的创作理念,也揭示了神圣对人类精神的意义,这对我们21世纪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也有着深远的启示。     

谈周作人问题——答何满子先生

9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满子先生的《反‘好汉奸论’说周作人》，批判拙作《从周作人说到汪精卫——与吴江教授商酌》(见《东方化》2001年第2期，指责我两点：“一是主张‘政治标准第一’应该告退；或日‘从政治标准第一解放出来’．着重评价周作人的学和学术贡献；二是列举了周作人当汉奸时期的不少‘功绩’，他当汉奸乃是‘曲线救国’，不能与别的汉奸等同。”     

温柔的力量——从《软力量：亚洲态度》展览看当代艺术

乍一听“软力量”一词，感到矛盾。“力量”，给人的感觉是强硬坚挺的，与“软弱”形成强烈的对比。而上海证大现代美术馆举办的名为《软力量：亚洲态度》的策展人，却将二者捏合起来形成一个有趣的谜面。这个大规模展览的作者均来自亚洲，展品形式多样：装置与绘画的结合、动态影像与静态影像的结合、综合材料的运用，无不体现当代艺术的突破性和与传统的背离感。走入其中，人们不会产生在美术馆观看艺术展览的严肃感与敬畏感，     

重在思想革命─—周作人论新文学新文化运动

重在思想革命─—周作人论新文学新文化运动舒芜周作人作为“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平生发表过许多对这个运动的看法，晚年尤其爱对运动的情形进行回忆和分析。他的看法自成一套，这里想稍稍加以清理，供研究“五四”运动史的参考。“五四”运动究竟...     

启蒙与近现代——侧写国家博物馆“启蒙之对话”系列之四

日前,与《启蒙的艺术》大型展览同步进行的“启蒙之对话”第4讲“启蒙与近现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国博”副馆长陈履生和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前总院长阿克曼先生共同主持,邀请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长甘阳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教授沃尔夫·勒佩尼斯为本次论坛主讲人;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长黄平、哲学研究所赵汀阳、     

保罗·克利的艺术与爱

保罗·克利的绘画由一系列矛盾的特质构成，即他的作品体现出一种对立与统一。譬如，他的画风具有儿童画的特点，单纯而富于情趣，但内涵却相当丰富，技法也异常圆熟老到；他的作品极富幻想性，在制作上却又像数学一样精确；他的部分绘画中有着抽象和变形的因素，但与他的好友康定斯基等人不同，这些作品仍未脱离具象绘画的范畴，而是在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达到了很好的平衡。此外，他的作品既有完美的视觉形象，又有很强的音乐性。而理性与荒诞、温情与冷竣等诸多矛盾因素都和谐地统一在他的绘画中。我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克利绘画的独特魅力。     

“生生之德”與廿一世紀的人類文明 關連“儒”與“道”而展開的詮釋

本文旨在經由中西哲學的宏觀對比,指出華人文化傳統所重視的在“生生之德”,是“天地人交與參贊而成的總體”,而强調人與世界的相互迎向下,而着重在真存實感的根源性感通,而其内聖外王的架構,亦須得置於此來理解。這一生生之德的傳統,它强調的是“我與你”,這樣的主體互動感通、和合爲一。相對而言,西方文化主流傳統所重視的是經由一“主體的對象化活動”對於客觀對象的確認,人之做爲理性的動物,經由“我與你”這樣的存在樣式,而開啓其主智的傳統:再者,作者指出西方神秘主義傳統和中國的生息感通的傳統雖亦有其可會通處,但因爲理性的樣式不同,其中亦自有其異同。又西方近代哲學自笛卡兒(R.Descartes)標識出“我思故我在”以來,便轉而形成一外顯的理智主義傳統,這可以説是西方現代性的起源。經由對比性的思考,我們可以衡定中國哲學中的人文主義和西方哲學中的人本主義之異同。最後,作者指出“覺知”是從“意識之前”到“意識所及”的過程,“覺知”不只涉及於方法論,而且是存有論的問題;吾人經由“覺知”,穿破表象、進到實象,即此實象即是本體。如此之覺知,是一根源性的、實存的、感通的契入,這便是生生之德、存在的道德真實感的“仁”。...     

灯光

这里选译的两篇散文,第一篇《灯光》的作者弗·加·柯罗连科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生中创作了许多中、短篇小说,脍炙人口。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一个同时代人的故事》是一部很有文献价值的文学巨著。柯罗连科批判黑暗的现实,同情劳动人民,憧憬光明,对未来充满希望,这是他不同于一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灯光》是很有代表性的。黑暗如磐,光明在前,这就是柯罗连科的世界观及其全部作品的基调。列宁在一九○七年曾说:“柯罗连科是进步作家。”第二篇《送行》的作者马克斯·比尔博姆为英国文艺评论家,讽刺作家,生于一八七二年,卒于一九五六年。从《送行》一文中,可以看出他的笔调既幽默,又富于机智;通过这篇短文,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作了极其辛辣的讽刺。——编者     

论周作人散文的审美趣味

从内容题材的取舍与艺术表现两方面对周作人散文的审美趣味的表现与形成进行微观解读与宏观审视,可以看出,周作人散文的审美趣味主要表现为朴拙、雅致清朗、重厚、苦涩、中庸、通达、有别择等.审美趣味的形成跟他的资禀性情、身世经历和传统习尚密切相关.     

郭沫若文化抗战论与中日文化启蒙的话语关联

郭沫若借助于日本和中国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共同形成的“进化论”和“改造国民性”两大启蒙话语方式，延续着“毁灭一创造”的思维模式，构建了“文化抗战”思想体系，将战争中救亡图存与改造国民性的两大任务有机联系起来，将对外反侵略战争和对内反封建的两重任务与文化创造联系起来。在特殊形势下对民族现代文化进行了艰难的重构。     

老子『自然』思想的内在矛盾

陈鼓应曾经提出一个疑问：“老子一再地强调人应顺应自然,然而如此纯任自然的结果,一切事物的发展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很值得怀疑的。”这一疑问揭示出了老子“自然”思想中目的与方法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老子“自然”思想中还存在着一个更深刻的矛盾,这就是自由与和谐的矛盾。这一矛盾深植于他的“道”论之中。虽然老子有他自己的解决办法,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矛盾。     

颠覆上帝——寻索伯格曼对宗教的思考脉络

二十世纪是一个价值的颠覆与重建的时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非理性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方社会泛滥开来。当西方社会逐渐由工业进入后工业时代，旧的社会矛盾没有解决，新的社会矛盾日益突显，各国发生了普遍的信仰危机，人们对以往深信不疑的理性追求发生了动摇。从尼采喊出“上帝死了”到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人们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危机之后，转入自我和虚无中寻求理想和上帝的庇护。     

一个东西南北人：刘国松60年艺术探索

刘国松常用的一方青田石印上,以白文镌刻着“一个东西南北人”的字句。这个印文具体而微地反映了在其艺术创作的漫长历程中,他所面对有关“东方”与“西方”、“大陆”与“台湾”,以及“传统”与“现代”等文化课题的挑战。     

创造——道的精髓

相对于儒家严整的现实抑制型文化体系,道家表现出浓烈的的本能放逸性心理状态。如果说,儒家对人的控制主要通过宗法观念、伦理教化和社会规范,那末道家对人的诱惑,则通过生死的超脱、现世的享乐和精神的自由,透过个体的生存意识而起作用。老子以母神创世神话作为重要思想来源,营造了他的道论哲学。他把“道”看作是原创的“万物之母”、“天地之根”。他毕生对“道”的执着追求,也正是通过“食母”与“归根”的方式达成。“食母”,就是用道的母性原创力滋养自身,接受“万物之母”的道的荫庇和佑护。“归根”,就是要求人生的行为、操守与理想…     

话说“急须”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写鲁迅在东京的饮茶习惯时说:“鲁迅在写作时,习惯随时喝茶,又要开水。所以他的房间里,与别人不同,就是三伏天,也还要火炉:这是一个炭钵,外有方形木匣,炭中放着铁三脚架,以便安放开水壶。茶壶照例只是急须,与潮人喝工夫茶相仿,泡一壶茶只可二三人各为一杯罢了。因此屡次加水,不久淡了,便须更换新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