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转移：智能手机使用中“文化反哺”的场域效应

子代对亲代的“文化反哺”推动了移动媒体技术向中老年群体的扩散,同时也加速了家庭场域权力关系的转移。本文通过对30位中老年父母的深度访谈,呈现了由智能手机使用中的“文化反哺”导致的家庭权力关系转移图景。研究发现,子代对亲代的“文化反哺”伴随着家庭场域中权力关系的变化,亲代沿着“顺从-抵触-反抗-妥协”的路线完成家庭场域中的权力转移。这场权力转移受到场域同构性、文化资本类型以及行动者性别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新场域权力关系的形成影响了两代行动者后续的行动策略选择。     

远距离“做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的媒介驯化与亲职实践

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与在外务工的父母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冲击、影响了传统模式的亲子关系建构。智能手机的普及改变了远距离家庭的相处方式,建构了留守儿童与其父母超越时空的“共同存在”。本文通过对15组留守儿童家庭进行协同访谈,考察了他们如何共同“驯化”手机,以达到“做家庭”的动态建构与亲职划界。本研究指出：手机在留守儿童家庭中发挥出新的意义和实践策略,父母得以弥补内心的亏欠感,以“媒介替身”的方式陪伴儿童成长;远距亲职实践仍然受限于传统的性别脚本,造成母职和父职在“做家庭”过程中持续的不对等;同时儿童并非完全被教导的客体,他们同样借助媒介“再驯化”策略表达对父母的情感乃至对日常监视的抵抗。     

“家庭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家庭化”：媒介与家庭的双向互构与实践逻辑

随着智媒时代的到来,媒介与家庭之间构成了一种超越以往的新型关系。本研究通过走访观察与深度访谈10户形态各异且遍布某城市各主城区的家庭,试图回答媒介逻辑对现代家庭生活运作的形塑机制以及家庭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如何对媒介施加作用。研究发现,家庭的运作已离不开媒介所主导的逻辑,媒介维系着整个家庭的关系网络与生活秩序,变成一个“统摄”家庭运作的组织安排者。崭新的媒介技术在进入家庭之后,会再现家庭“驯化”,家庭成员充分展现主体能动性,建构与媒介技术共同交合的传播逻辑。媒介与家庭之间形成了一个双向作用的动态互构过程。     

“公益”与“共意”：社交网络时代的公益众筹研究

公益众筹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社会救助的重要使命,成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基于对社交网络场域中公益众筹的实践逻辑考察,分别从宏观视域层面解答公益众筹何以可为与何以可能的问题,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求助者所采取的非正式策略,从社会偏好理论考察参与者的内在动力机制。为实现公益众筹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应当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     

“空巢老人”的媒介话语建构与社会成因分析

报纸媒体对"空巢老人"话语的社会建构中隐藏着不同机构和话语主体在这一议题上的话语权力分布与话语分歧。这一话语格局既是现实社会生活在报纸媒体上的投影,也有社会需求、心理需求、市场需求的多重作用,还是报纸媒体履行自身社会精英话语职责的自觉追求。这一研究为透视大众媒介话语建构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提供了路径。     

“网红”式的偶像与自组织的粉丝——网络赋权下的偶像产业变革

本文以媒体赋权为视角,对偶像产业的最新发展进行了分析。全文从偶像塑造、粉丝参与、IP运营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在偶像塑造方面,本文讨论了"网红"式的偶像生产,直播化的"偶""粉"互动,众筹型的推广营销、跨界式的多元经营等问题。在粉丝参与方面,本文讨论了粉丝自组织应援,粉丝全程参与偶像养成及粉丝创造虚拟偶像的问题。本文作者认为,偶像与粉丝之间直接的、深刻的、多维度、多元的链接构成了"互联网+"情境下偶像产业的核心,偶像产生的过程由传统的"单向、受控、一味接受"转变为了"互动、自由、自我创造",这进一步促成了偶像、粉丝、经纪公司之间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关系调整。偶像与粉丝正逐渐摆脱经纪公司的控制,成为了各自有权的个体,相互作用,而偶像产业的一切都正在或将要为之转向。     

“赋权”抑或“负权”：传播新科技与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建构研究

妇女形象的扭曲传播如“刻板印象”等研究曾经是早期传统媒介与社会性别相互建构不平等探讨的核心议题之一。伴随跨学科交叉分析模式的深度推进,传播新科技与其他权力轴心构成的权力矩阵如何制约社会性别不平等的理论与实证探索势如破竹。本文将全球视野与在地经验分析结合,借回溯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关键环节之际,聚焦到社会性别问题如何构连网络平台的资本扩张逻辑,如用户以开放性与参与性的产消模式遮蔽了传播新科技与资本联袂操纵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重塑,一方面女性主义贯穿两性关系的平等诉求被消费主义浸透而沦陷为“伪女性主义”,另一方面厌女症、厌男症骂战成为拉高流量的利器,误导青少年的婚恋观。本文将图绘传播新科技与社会性别议题的相互建构路径,通过具体案例分析来洞察社会性别平等在技术赋权语境下为何既有丰富的解放潜能,但又在迈向两性平等的前路上依然迷雾叠嶂、关山难越。     

目的、情感与主导权：媒介化“型构”下的家庭旅行

群体性的旅行活动反映着社会与主体动态交织的关系,在数字技术主导的深度媒介化社会中展现出新的特征。本文从“传播型构”理论及其三个维度出发,利用半结构访谈的方法,探究深度媒介化背景下家庭旅行中人的目的、情感和互动关系的重新建构。访谈发现,媒介渗透的社会重塑了家庭旅行的叙事规则,改善了资讯获取路径和行程体验,同时也重塑和消解着群体互动中的新矛盾,给予了我们探讨媒介化的新视角。     

建好家庭档案 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在“中国·沈阳家庭建档与和谐社会建设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在本次论坛上,通过听大家的经验介绍,参观沈阳市家庭建档的成果,感受一些家庭建档示范户对家庭建档的热情,使我对家庭建档有了新的认识,思想也更加坚定。我感觉到家庭建档工作是我们档案     

融入与“断连”:老年群体ICT使用的学术话语框架分析

本文通过对国内有关老年群体信息传播技术(ICT)使用的学术话语展开框架分析,阐释了框架的建构及其背后的预设。分析发现,既有研究的话语框架倾向于将老年群体的"断连"(disconnect)行为问题化,强调数字融入的积极影响和断开连接的负面影响,并将问题归因为老年群体对技术的恐惧和新媒体素养的匮乏,呼吁通过文化反哺等社会干预策略让老年群体"跑步"进入数字化。本文提出将"断连"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考察,探寻其中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丰富老年群体的信息传播技术使用的面向。此外,置身于无处不在的"连接文化"之中,应当营造一个对老年群体更为友好的基础设施环境与语言环境,在公共生活中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     

从又一起“标签式报道”看道德事件新闻中“度”的把握——以南通公交司乘人员搀扶老人被误解成媒体热点为例

2011年8月29日,来自某地电视台的一则新闻经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后,顷刻间被各种媒体炒得风起云涌.通过百度引擎输入关键词"南通殷红彬案",瞬间找到的相关结果曾经报警的儿子专程赶到南通汽运集团飞鹤公交客运公司向一度被自己"冤枉"的殷红彬道歉并送去一面"谢谢好人"的锦旗.殷红彬、郁维贞也受到南通市交通运输局的表2011年8月25日晚间新闻推出这条独家新闻.     

“被看见”的家庭生活：抖音中的家务劳动媒介化与可参观性文化

研究通过对抖音平台中家务劳动短视频的观察,分析女性博主家庭生活的内容生产场景、制作模式和情感化表达。发现技术对家庭的嵌入使得家庭空间变得“可见”,家庭生活进一步被媒介化。当家庭的日常细节和家务劳动的过程成为互联网平台中被“观看”的对象,原本具有私密性的生活领域转变成一种可参观性的空间及文化,具有了可接近性、可互动性和表演性等新的特征。将媒介的视角引入家的分析,对于探讨新的家庭文化形态及女性与家庭的关系具有意义和启发价值。     

“初音未来”：虚拟技术与现实世界的伦理碰撞

虚拟技术日益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并开始改变人们交往和表达的方式。初音未来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全息投影技术举办演唱会的虚拟偶像。娱乐方式被全新改变的同时也带来了虚拟技术与现实社会的伦理碰撞。我们不禁思考：人类在技术产品面前是＂控＂还是＂被控＂,以及青少年热捧背后的文化空缺、技术霸权在现今科技时代中的地位。     

权力的重构:社交媒体语境下现代家庭交流模式探究——基于对微博话题“与父母的聊天记录”截图的文本分析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技术变革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家庭的交流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家庭权力关系。本文从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出发,对微博话题"与父母的聊天记录"的50个样本进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高低语境是代际沟通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自下而上的文化反哺是弥补沟通障碍的措施,而权力转移则是线上代际沟通模式对家庭权力秩序的重构,家庭权力秩序的重构也直指现代家庭伦理的新困惑和新问题。     

OA式科学传播系统的结构与运行机制透视——以“科学公共图书馆”为例

为支持和倡导开放获取（OA）运动而诞生的科学公共图书馆（PLoS）,既是OA科学期刊的出版者,又是传播科学信息的数字图书馆,同时还可被视为一种社会一技术互动系统。文章以STIN模型为工具,透视了PLoS科学传播系统的结构。然后从科学信息的合法传播、科学信息的长期有效传播、资金运作模式、科学信息的质量认证等方面对PLoS科学传播系统的运行机制进行剖释。     

重构公与私的界线：近代上海小报对另类公共领域的建构及其特征——以“驱逐棚户”报道为例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关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并非单一整体,报纸构建的中介公共领域也有主流与边缘之分。近代上海小报在中国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分析近代上海小报关于“驱逐棚户”问题的报道,发现小报构建了一个另类公共领域。通过定义新问题、纳入新角色、建构新话语等方式,近代小报将原本不在主流公众讨论范围之内的“私人问题”重新界定为“公共问题”,发挥着另类公共领域的功能。小报依赖煽动性的修辞,吸引更广泛的读者,建立、维系相似的文化认同,维护着边缘阶层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