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导向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一个综合模型

基于合法性和环境视角,探讨了不同战略导向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创业导向和市场导向分别在合法性的中介效应下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积极作用,即创业导向、市场导向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显著正作用,创业导向、市场导向对合法性产生显著正作用,合法性对新创企业绩效产生显著正作用。此外,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创业导向和市场导向之间的联系,进而构建了战略导向与新创企业绩效研究模型,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参考。     

企业家导向、市场导向、政策导向与集群企业绩效关系实证研究

中小企业集群转型升级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根据集群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企业家导向、市场导向及政策导向等战略导向之间的关系及对集群绩效的影响机制,提出一个分析集群企业"企业家导向、市场导向、政策导向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以浙江集群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集群企业的市场导向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种关系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政策导向对企业绩效有着正向影响;企业家导向是影响集群企业绩效的最主要因素;企业家导向对市场导向有正向影响作用,但对政策导向影响不明显。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基础与行动框架

数字化转型是在信息化、数字化基础上,通过充分挖掘并发挥数据的价值,以实现对教育系统的重塑,这为教育数字化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教育系统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和要求。文章从数字技术发展和教育创新发展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发现当前的教育已然具备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基础。然而,目前人们尚不清楚如何系统地去布局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为此,文章从“转什么”“如何转”“谁来转”“转去哪”四个维度构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并强调:在规划转型战略时需考量目标与过程的系统变革,在设计转型方案时应遵循政策导向与实践导向的双重范式,在落实转型实践时需重视“政-校-家-社”多元协同,在检验转型成效时应聚焦教育新生态的“创变”。理清现实基础并据此制定明确的行动框架,是我们寻找未来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路向的出发点,亦是推进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落地的行动指南,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教师赋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追问与行动路径

教师是助推教育发展的核心动力和关键力量,教育数字化战略转型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与战略选择,定然离不开教师的智慧赋能。本研究首先立足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思考与追问,紧扣时代发展的教育使命,揭示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教育自变带来的教师应然发展态势：面对知识获取的“多通道”,教师应当好指导者和领航者;面对数字“原住民”,教师应当好倾听者和参与者;面对教育情境的“丰富性”,教师应当好对话者、陪伴者和连通者;面对自我成长的“持续性”,教师应当好终身学习者。其后,基于此,结合教师赋能数字化维度(即知识力、工具力、活动力、道德力四个维度),从学生的满意度和学习绩效两个方面验证其赋能的信度与效度。最后,提出可借鉴的教师赋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行动路径。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类型及其启示——来自美、德、澳三国的多案例研究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新趋势,对于提升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意义。但对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及其实践类型的认识不足引发了数字时代下职业教育转型过程中的诸多挑战,阻碍了数字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以伯顿·克拉克的“三角协调模型”理论为分析框架,结合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实践案例开展案例探究,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可以分为“院校/学术力量导向、企业/市场力量导向、政府/行政力量导向”三种类型,分别依托于课程教学手段、招聘选拔手段与顶层项目手段,从人才培养端、人才使用端和过程控制端进行实践,从政府、企业与职业院校三个主体视角提出转型启示,以期为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有益借鉴。     

教育数字化转型及学校应变

教育领域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迈进了“数字融合”“数据治理”“数智决策”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时代。学校的数字化转型是利用数字技术驱动学校治理和教育实践的全方位创新与变革。刻画动态数字轨迹、建立教育领域知识模型、提供个性化服务与应用将是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落实的关键。本文分析了教育数字化转型将为学校带来的影响和转变,并提出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和相应对策,以期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路径。     

国际数字化转型框架研究：比较与镜鉴

数字化转型框架是转型实践中的理论模型和方法工具,有利于引导组织机构明确战略愿景、核心使命,以及实现转型目标的核心场景、动力机制和关键能力,最终帮助组织机构制定转型行动计划。以国际上75个有关企业(37个)、政府(15个)和教育(23个)三类数字化转型框架为研究样本,采用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分别对三类数字化转型框架进行编码。在词频和聚类编码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了三类数字化转型框架的共性和个性特征。研究发现,三类数字化转型框架的共同关键行动域是“数字战略和规划、数字技术和数据、数字人才和文化、数字信息安全与伦理、数字生态系统”;在个性特征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框架关注客户需求和创新商业模式;政府数字化转型框架注重利用数据革新公共服务模式及其流程;教育数字化转型框架聚焦在培养师生数字素养方面。镜鉴国际经验,基于数字文明时代、转型内涵、框架特征、行动要素、实践逻辑五大视域构建了教育数字化转型框架,框架应用的成效和转型智慧的涌现,必须彰显“使用者设计”,遵循“自发秩序原理”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     

市场导向与学习导向作用下的组织绩效问题

市场导向和学习导向是影响组织绩效的关键因素。然而,由于现有市场导向与学习导向的结合研究比较薄弱,导致了市场导向理论缺少战略内容,对企业建立市场导向不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造成了组织学习理论的单一性,不能较好地将学习焦点放在企业的外部环境中,进行面向实践的学习。因此,探讨市场导向与学习导向的关系,研究两者双重作用下的组织绩效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市场导向与学习导向在关注范围、价值观层面、制度层面与行为层面都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市场导向与学习导向均可视为企业的资源进而创造竞争优势,也是企业创造卓越绩效的关键。应当基于学习能力视角,拓展市场导向的研究领域;增强两种理论的融合,深化企业战略研究;构建基于市场导向的学习型组织。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表征与实践路径

文章从国际发展趋势、国家战略布局、经济发展需求、数字实践基础等维度分析了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阐明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要义,从技术跃迁、组织创变、价值共生三个层面归纳出职业教育数字化的形态表征,并按照“分层推进”的原则,从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企业六个层面探索了职业技术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     

利益相关者价值导向的民营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设置

企业绩效评价存在两种价值导向,即股东价值导向和利益相关者价值导向.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更加依赖于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因此,民营企业的绩效评价不能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导向,应建立以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和均衡化为价值导向的评价模式.绩效三棱镜考虑了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双向作用,是利益相关者价值导向的企业绩效评价首选模式.在绩效三棱镜模式下,按照每方面主要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贡献和企业相应的战略、流程和能力,并依照他们的重要性程度设置二个层次的评价指标.     

让理念照进现实：教育数字化转型框架设计及成熟度模型构建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建设数字中国、教育强国,以及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提高教育系统韧性、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创新教育生态。然而,当前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学界主要集中于对其理念与价值的探讨。如何让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理念真正推进转型实践,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构建教育数字化转型框架与成熟度模型是连通理念与实践的关键桥梁。在充分借鉴和分析产业与教育领域数字化转型框架的共性和特性基础上,提出教育数字化转型框架应由价值层、应用层、主体层和支撑层四层架构构成,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应包括数字战略规划、智慧教学与评价、支持与服务、数字人才与文化、组织与生态、数字基础设施6个核心维度,涉及认知、起步、进阶、优化和成熟5个等级。该教育数字化转型框架及其成熟度模型具有相对统一的框架,有助于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教育组织结合自身特点和需求,系统设计和规划差异性的数字化转型行动路线图。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信用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京津冀为例

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且注册地为京津冀的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降低企业违约风险;并且在对核心变量进行时滞一期和二期之后,进行回归也通过检验,再次证明了上述检验。使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证明了更深入的数字化转型更有利于缓解企业信用风险。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也应顺应时代潮流,在确保自身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业链发展与治理

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产业链数字化发展成为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伴随着数字经济与产业的动态演化,产业链数字化发展呈现出三种模式：数据集成导向模式、知识集成导向模式和智能集成导向模式,三种模式分别针对不同特征的产业链,其数字化内涵也各有侧重。推进产业链数字化治理相应具体举措有：通过产业链图谱建设理顺产业链条区域分布;通过数字化能力协同评估促进产业链数字化同步;通过建设协同创新环境,激励产业链相关企业在创新转型中加速采纳数字技术。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基本原理和政策要素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构建高质量发展教育体系的重要战略选择。2022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各地各校积极开展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但当前部分地区在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存在内涵理解不够深入、政策保障不足等问题。对此,研究立足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视角,从核心诉求、技术体系和作用机制三个方面阐述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从基于普适记录的数据沉淀、基于算法模型的全面计算和基于流程再造的制度重塑三个方面分析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规划、数字领导力、价值赋能、关键创新、数字素养和评估评价六大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要素,以期为各地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参考和启发。     

瑞士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政策与实践

为应对数字化时代产业升级转型和劳动力市场变革带来的挑战,进一步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职业教育质量,瑞士积极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数字瑞士”国家战略引领下,瑞士基于相关纲领性转型战略、指导性转型意见和专项资助计划,分层次、分重点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导和支持。瑞士职业教育通过调整优化专业结构、扩大数字技能人才培养规模、推动教学多场景数字技术应用、鼓励多主体参与数字资源开发与学习平台建设、制定教师数字能力培养评估标准以及促进数据流通和信息共享等途径,在多领域协同推进数字化转型。瑞士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秉持以产业需求为中心的转型导向,强调“以内容为依”和“以学生为本”的转型原则,遵循“循序渐进”和“难点突破”相结合的转型逻辑,重视数字化转型相关标准的研制及数字化资源共建和共享机制的建立。     

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创新力与碳减排

企业碳减排是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现实要求，以2010—2020年246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减排的影响，以及持续创新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企业碳减排；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强于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节能减排效果比中西部地区更为积极；企业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提升企业持续创新力对降低碳排放产生正面效果。研究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碳减排的相关文献，为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础教育教师数字素养的理论探索与推进策略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师是技术赋能教学范式革新的关键角色。发展教师数字素养是推动国家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关切学生个体差异化,指向学生素养的全面发展;创新教学内容和形式,重塑课堂教学生态;促进教研合作与交流,推动教师队伍数字转型。然而,目标导向不够明晰、职前教育缺乏重视、评价指标尚未成型等诸多实践误识与价值偏倚阻滞了教师数字素养发展。基础教育教师数字素养应以学科特征为起点,以教师的专业成长为动力,以学生的素养发展为目标,以社会的现实需求为导向,围绕学科、环境、资源、评价和育人五个维度构建其行动框架。     

新时代推进高校人才培养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路径

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教育数字化的具体措施。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引入高等教育领域,促进了高校在人才培养理念、培养方案设计等方面发生变革,本研究分析了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构建了高校、教师、学生与社会的逻辑分析体系,从四个不同维度剖析了各自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时代推进高校人才培养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路径。     

高职院校专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的研究基础、影响因素与实践路径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面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局面,针对当前社会、学界和企业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应用成果导向与行动学习的教育理念,积极进行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着力推进高职院校的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势在必行。在高职院校的专业升级转型中,需要对接当前新形势,契合行业发展新态势,积极做好专业各层级的横向融通,强化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进行高职院校专业教师、教材和教法的数字化转型重塑,推动高职院校专业建设全方位升级。以数字经济新动力赋能高职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数字化转型发展,全面提升高职院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创新水平。     

国际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和中国实施路径

高等教育亟需数字化转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通过文化转型、劳动力转型和技术转型,优化和转变高等教育机构的运营模式、战略方向和价值主张。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还处于发展初期,理论层面存在概念理解不一、数字化转型目标和阶段理解模糊等问题;实践层面存在系统的战略规划、有效的模型框架、科学的评估指标和可行的实施路径缺乏等问题。本文从数字化生态系统模型的视角,采用文本分析和数字化转型模型构建方法,按照“理解数字化转型——规划数字化转型——实施数字化转型”的思路,阐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原理、战略规划和推进路径,提出推进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建议,即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制定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模型框架;营造基于数据的教育决策文化氛围,构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文化转型生态;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与培育首席数据官,构筑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转型基础;建立一体化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服务生态体系,夯实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转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