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传统融入现代"的历史契机 --论白先勇与《红楼梦》

文章是对《将传统融入现代》一文的补充论述。讨论白先勇接受《红楼梦》影响的创作主体之外的原因,进一步说明只选择白先勇的代表作《台北人》来讨论的原因,并从创作经历、文学环境与背景等方面,对上述问题作了历史分析。     

白先勇作品中的放逐与回归

一、时间的放逐与回归 人的自由，本质上是与人的放逐同体共生的，人类因欲自由而遭放逐，被迫的放逐使其获得了有限的自由，而彻底自由则意味着彻底的放逐。白先勇的《寂寞十七岁》、《纽约客》、《台北人》和《孽子》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都笼罩在命运这双无形的双手下，遭受着时间、地域、情感三方面的放逐。在时间无情的流逝中寻找过去的青春与荣耀（《青春》中的老画家）；在异国他乡沉沦、挣扎，想融入到异国却被狠狠地抛出圈外（《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情感与传统相悖，想追寻真实的自我，却被命运拒绝在幸福的门外，处于情感饥渴的人们要么奋力推开命运大门却坠入绝望或死亡的深渊（《玉卿嫂》中的玉卿嫂），要么活在自我封闭的世界中寻求安全感，心灵却得不到安慰，在孤寂的感情沙漠中自己温暖自己（《寂寞十七岁》中的杨云峰）。感情放逐中以长篇小说《孽子》最为突出，开篇就用“放逐”开始叙述一群青春鸟的无家可归，他们被父亲们放逐，唯一理由——同性恋。     

书写心灵无言的痛楚——评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

白先勇作为旅美华人作家,在台湾及海外文坛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是白先勇小说创作的成熟之作,其中中包了含丰富的历史内容、深刻的认识价值以及精湛的艺术技巧。而作品中真正能够令读者印象深刻的则是浓郁的感伤主义色彩。他的每一篇作品,几乎都流露出隐藏在心中的无限哀愁和悲悯情怀。正是这种悲悯情怀使得他的作品成为经典之作,使读者能够从深层次领悟人生的意义及人存在的本质。     

白先勇《台北人》的含蓄美

白先勇是台湾文坛的翘楚,夏志清先生评价他为当代短篇小说家少见的奇才,他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以其含蓄、隽永的风格留给读者以无限遐想和深思。文章试图从零度叙事策略和象征手法两个方面论证其含蓄美。在叙事手法上,白先勇惯常使用旁观式的叙述角度和沉静理智的叙述语言;在艺术手法上,白先勇偏爱象征手法,他的作品暗藏着一个象征谱系,这些共同构成了其作品含蓄的艺术特征,给人以美的享受。     

时代的挽歌--论白先勇《台北人》的感伤主义情怀及其艺术表现手法

《台北人》是白先勇小说创作成熟的一个转折点,其中的一系列作品无不流露着显在的伤感主义情绪;透过此种伤感主义情绪的实质,我们不难洞察到白先勇对于那个时代的矛盾心理,同时亦可由此感知历史之于个人命运的影响。而针对其伤感主义情怀艺术表现手法的分析,则又可以使我们领会到作家含蓄的悲剧美学观。     

从《台北人》中的“上海”意象看白先勇的心理郁结

上海,是《台北人》中多次出现的重要隐含意象。作为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核心想像之一,对上海的怀旧性述说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白先勇的“现代梦幻”。由于怀旧往往是深层“不足心理结构”的外在表现,结合白先勇创作《台北人》时出现的“认同危机”,我们发现这种对上海的单面描写其实暗含着作者对处在时代和历史转折点上的“台北人”和台湾社会的深层忧虑。     

白先勇《冬夜》的多重主题分析

白先勇的小说《冬夜》以知识分子为题材，主题明显超越了《台北人》怀旧与乡愁的基调，具有丰富性和多意性。首先，小说通过余钦磊和吴柱国的今昔之比，批判了失去激情、泯灭理想的老派知识分子；其次，借反思“五四”，批判了成长中的青年由于抛弃传统、一味崇洋而出现的价值观混乱，强调了回归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结合作者此时的心理境况，小说在创作中明显有“切身感”，因而成为白先勇留美前后心路历程的某种折射。     

历史兴亡中的人事沧桑——析白先勇的《台北人》

《台北人》系列是白先勇在美国怀着一种迫切的心态完成的，因为他在回答别人的询问时亲口说：“我想《台北人》对我比较重要一点。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置身于异域的他远离了熟悉而亲切的故国家园，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异质化氛围里，经受着两种化的冲击和碰撞，自身面临着身份认同和化认同的危机。身处熟悉的环境时浑然不觉，一旦远离了这一切时，他才深知他其实是在远离一种化，远离一段历史及那段历史中的人和事。在写作时他是非常清醒的，因为在《台北人》的扉页上题着“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他是在追悼一个时代，因为一段历史即将逝去，一个时代即将结束，时光的脚步太匆匆，当他遥想当年，想要伸手抓住点什么时，却发现一切都像手中的沙，终将逝去，这是不可挽回的消逝，“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他只能用字为我们记录或说复制一段历史、一些人事沧桑，其实也是为他自己保留一份关于民国和父辈的记忆。在他笔下的今昔对比中，在时空流转中，一段段历史，一个个人物又鲜活起来了。他这种写作“‘是一种灵魂的活动’，是意味着自己的灵魂回到了故乡，也是对自己精神家园的寻找。他们自感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当今生存的地方，但他们也已不是故乡的人。”白先勇也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他的历史叙事后面，实际上是他在进行化还乡与精神还乡。     

从白先勇《台北人》的创作试探其审悲经验

本从白选勇创作中审悲的对象和审悲形式去试探他的审悲经验，以期能更进一步去深入探索他的艺术世界。     

论白先勇《台北人》的思想意识与传统主题

在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浸染下,白先勇对社会、生活及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短篇小说集《台北人》是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代表作。学界很多学者已从《红楼梦》、杜甫、古典诗词等对白先勇的影响以及悲剧感与沧桑感等方面论述了白先勇作品的传统人文精神,我们将试以《台北人》为例,从忧世情怀、放逐与悲秋、宿命论思想、女性依恋四个方面来论述白先勇灌注其间的传统主题与思想情结。     

人生无常——读白先勇的《台北人》

白先勇在他的小说集《台北人》中通过对琐碎的生活和普通的人生的描写,向我们展示不同人物背后所蕴藏的普遍人性和人生无常。而白先勇的这一创作特色的形成,是受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影响的结果,更是社会的变迁和他自己的人生阅历的真实再现。     

从宇宙观的角度看汉传佛教与中国道教思想的融合

道教作为一种根植于中国本土、来源于古代文化的民族宗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其思想曾与经西域传入内地的印度佛教互相碰撞、冲突,彼此融合、吸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从“三界”说展示两教思想的融合,并简要分析原因。     

《儒林外史》中隐含的佛教思想

以前的关于《儒林外史》思想的研究多关注儒家思想,而很少有学者对小说中的佛教思想做过多的关注。本文从对人世间苦难的展示和对佛家慈悲为怀的赞许两个方面对《儒林外史》中隐含的佛教思想进行挖掘,以其对《儒林外史》佛教思想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从自译看离散译者的主体性——以白先勇译《台北人》为个案

本文以白先勇先生的自译作品《台北人》为个案,发现身为离散译者的白先勇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通过音译、选择性诠释、直译等一系列方法对译文进行改写,重新诠释原文精神;对西方主流文化进行抵抗,使自身代表的华裔族群在宿主文化中发声,最终通过杂合的译文,实现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间的平等与交融。     

佛国梵天的架构与解构———《西游记》佛教思想论略

西游故事在演化过程中,表现为佛教思想的淡化和世俗化特色的增强.百回本《西游记》架构了一个庞大的佛教世界：从大的结构框架来看,作品没有脱离取经故事的佛教性质,描写了完整的佛教世界,塑造了一系列佛教人物,表现了佛教的心性学说、救度观念、因果报应观念和地狱观念,宣扬了佛教教义.同时,百回本《西游记》又解构了自己所架构的佛教世界：作品并没有将西牛贺洲及天竺国描写成为真正的佛国净土,对不少佛教人物都有所批评和讽刺,对某些教义持批判态度,甚至作品的某些内容是违背佛教的.从这层意义讲,作品的佛教内容,只是作者构建故事、表达思想的手段.     

梭罗《瓦尔登湖》中的佛教思想

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不仅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幅美丽如画的自然风景,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简单朴素、修身养性、回归自然的乐观积极精神。中国佛教的某些思想在作品《瓦尔登湖》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从《孽子》看白先勇小说的思想谱系

《孽子》是白先勇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其整个小说思想谱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它标志着白先勇“情”本体思想的成熟,这种基于世界文明融合下的思想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是白先勇从民族走向世界的基石.     

从白先勇《台北人》的创作试探其审悲经验

本文从白先勇创作中审悲的对象和审悲形式去试探他的审悲经验,以期能更进一步去深入探索他的艺术世界.     

传统的回归--略论白先勇与中国传统文学

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的早期创作从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但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他开始步入坚实的传统文学沃壤,传统文学对白先勇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作品的忧世情怀,也在人物、形象塑造、气氛渲染、意境营造及小说的语言等诸多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试论《台北人》饮食隐喻对小说主题的映照与深化

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以现代寓传统的方式表达今昔对比、今不胜昔的历史沧桑感这样一个主题。在多种现代小说技巧的运用当中,饮食隐喻的运用更是对《台北人》这一主题的映照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