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梁启超传记观之比较研究

梁启超和胡适分别以学者身份和改革家身份进行传记研究。梁启超的传记/自传研究属于历史的研究,立足于历史,着眼于现实;胡适则属于现实的研究,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就传记/自传范畴而言,梁启超是在历史的范畴内考察,他所说的自传主要指史家自序式自传;胡适则试图在文学的范围内考察,他所说的自传已具有较广的涵盖面。此外,梁启超和胡适都找到了在体例上最类似于西方自传的作品——"自传年谱",但两人"自传年谱"的范畴和涵义却不尽相同。     

梁启超历史人物传记略论

被史家誉为“史林泰斗”的近代人物梁启超,还是孩童时代就对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十三岁前,梁氏就已熟读过《史记》、《汉书》等史籍,直到三十岁,《史记》之文尚能“成诵八九”,这为他研究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年后梁氏更是嗜史成癖,但当时家贫“无所得书”,所以梁氏对21岁那年夫人用“嫁时簪珥”为他换得竹简斋石印二十四史这件事刻骨难忘.而梁氏一向也把治史视为自己的老本行,常常自嘲动辄谈史.作为治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梁氏从30岁开始,一生中写了不少的历史人物传记,这些传记大至上又可分三类:民族英雄传记;改革家传记;学者、思想家传记.这些传记都属史学性传记,但也有少数文学色彩比较浓厚.下面我们作一简要论述.     

试析梁启超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困境——以《管子传》为例

作为20世纪“新史学”首倡者,梁启超在其历史传记人物作品《管子传》中,多次出现与个人史学主张格不合之处。尤其是他在处理营造时势与改塑英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两难困境,颇为鲜明地折射出当时“新史学”理论在宣传与实践之间的距离。     

梁启超的传记作品及其理论的文史意义

梁启超的传记作品及其理论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古代传记向现代传记的过渡与衔接的轨迹和方向。他的涵盖了中外新旧传记的各类体的作品，尤其是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精神和个性化特点的优秀代表作，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史学成就，由此为中国现代传记的确立提供了范式；而他的传记理论融合中外，以其学理上的正确性和知识形态上的系统性，有助于伟记理论作为中国现代史学理论体系中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分支学科的确立。     

李长之传记体批评的阐释策略

在李长之的批评实践中,最具影响的是他的传记体批评。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有着自己独到的批评特色和阐释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分别从深层阐释、修辞风格、博引与比较的角度来论述李长之传记体批评的阐释策略。     

李长之传记体批评的阐释策略

在李长之的批评实践中,最具影响的是他的传记体批评。李长之的传记体批评有着自己独到的批评特色和阐释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分别从深层阐释、修辞风格、博引与比较的角度来论述李长之传记体批评的阐释策略。     

梁启超语文教学思想初探

我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梁启超,他的学术研究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教育、文学、语言、历史、地理各个领域.“语文教学”仅仅是他浩翰的学术之海中的微波.可是,就在这个不被常人所看重的领域里,他亲自实践,潜心研究,初步建立起比较全面的、系统的语文教学法理论,值得我们认真探索.(一)清朝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梁启超诞生于广东省新会县.他的祖父梁维清曾任“教谕”,是管理一县文教事业的小官,他父亲梁宝瑛在乡里当私塾先生,母亲也略知诗书.在这个家庭里,梁启超“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     

论梁启超对传记的界说

说到传记,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这是一种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的古老文体。但是当论及什么是传记时,人们将会吃惊地发现,回答是那样的歧义叠起,以至于有人不得不大声疾呼要“给多歧而泛化的概念以界说”①。这说明,时至今日,人们对传记的理解仍是“糊哩又糊涂”。那么梁启超是如何给传记以界说呢？这是我们研究梁氏传记理论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准确把握其理论实质的关键。但是梁氏的传记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目的的不同、对象的不同,梁氏一方面孜孜以求,试图在新史学观念的指导下,给史学性的传记划出疆界,另一方面又承认了非史学…     

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

梁启超先生此文发表于1903年11月2日《新民》，是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关于赵文化研究的论文，距今已经100年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改革家，也是20世纪中国学界首倡“史学革命”的学者，他最早用近代资产阶级史学观点阐释中国历史。这篇赵文化的研究文章弥足珍贵，谨以此文纪念赵文化研究一百周年。     

“多导精练,求真求达”——梁启超作文教学思想探析

<正> 早在二十年代,梁启超就对作文教学提出了一系列的精辟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集中体现了他“多导精练,求真求达”的作文教学原则,形成了具有目的性、科学性、自觉性三大特征的作文教学体系。梁启超不止一次地说过:“每学期作文次数至多两三次。”乍一听,这可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观点,然而,若将这一观点放进他的作文教学思想体系中去考察,相信大家会乐于接受的。一、“做一篇得一篇的益处”:作文教学的微观目标。梁启超一再强调:“做一次必将一种文体做通。下次再做另一种文。如此便做一篇得一篇的好处。”作文教学的“目标意识”是个一直被人们忽视的课题。许多教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