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阳翟褚氏的家风与家学

考诸史籍，魏晋人常说“汝颍固多奇士”，“豫州人士半天下”语。这些被时人所称颂的“奇士”，多依靠其才能入仕为官，通显于魏晋，子孙得其荫资，也能够累世为官，成为世族。颍川地区在这一时期就出现过多个名的世家大族。如颍川苟氏、陈氏，自汉末至魏晋冠冕相继，家族势力布列朝廷。又如颍川庾氏，在东晋时继琅邪王氏之后与司马氏皇权共天下，权倾朝野。再如颍川长社钟氏，兴自两汉，     

汉魏晋南朝时期颍川鄢陵庾氏家族源流考

中国古代“国家一体”,“家国一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家是国的缩影,国则是家的扩大,家族的昌盛败落与国家的兴隆衰亡密不可分。仅此,我们即不难看出开展对家族史的研究与国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开展家族史研究的重要意义。颍川鄢陵的庾氏家族,兴于汉魏,盛于东晋,败落于南朝,400年的家族兴衰史反映了魏晋南朝的历史风貌。勿庸置疑,对庾氏家族盛衰的原因及他们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而考证这个家族的子孙繁衍,世系源流,则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为此,笔者依据     

神圣与世俗之间:"沙门不敬王者"的再考察

永嘉之乱,名士、高僧大量南徙,江左佛教盛于一时,"士大夫佛教"和"王室佛教"正式形成,佛教开始了上层化的传播路线.高僧与士族、王室交游频繁,佛教在义理与物质两方面均获得很大发展,但也因此卷入了士族间的权力争夺.成帝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庾冰、何充关于沙门应否致敬王者的争论,是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案例,此前研究多从伦理层面的解释是不具说服力的.本文将争论置于门阀政治的权力格局之内,从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门户之争的角度重新加以考察,以见江左佛教在兴盛背后尴尬的处境,及世俗权力对中土佛教发展的重要影响.     

新野庾氏与颍川庾氏关系考——以对庾信《哀江南赋》之“我之掌庾承周”的考察为中心

《哀江南赋》是庾信倾诉其“思念乡关”情感的代表作品，其中“我之掌庾承周”一句为考察新野庾氏与颖川庾氏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此语表面上似乎是向北周归顺、阿谀，对故乡人进行解释，但其真实意图却是要与颖川庾氏划一条界线，既有一种对新野庾氏的自豪，对祖先的自豪，又表达了耻于“贰臣”的复杂情感。     

河南汉代的文化格局及成因

河南是汉代的文化中心。然而,河南汉代诸郡国的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文化格局也在不断的变迁。西汉文化发达的河南、河内、梁国等,到东汉就转移到了南阳、汝南、颍川、陈留等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文化区域。这种文化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各郡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地位和文化传统等因素所决定的。     

西汉颍川文化特色浅论

秦汉时期,颍川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一种"儒法兼备"的形态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表现出独特的文化风格.颍川文化这种特性的形成与西汉政府的行政思想密切相关.     

东晋“儒官”的设职、选任及其政治性

东晋太学建于司马睿称帝的前一年（317）,国学立于咸康三年（337）。国学在永和八年（352）遭到罢废后,又于太元九年（384）复建。东晋太学博士之制经历了从五博士制到九博士制,再到十一博士制、十六博士制的发展过程。太学、国子博士的选任虽以明经为首要标准,但仍是政治场域的人事安排。东晋前中期,博士被朝廷视作政治资源用以巩固地方统治。朝廷以博士征召的方式笼络地位边缘的会稽士族。与琅邪王氏争夺江州的颍川庾氏,则以荐举江州人物来争取民心。淝水之战后,博士的议政权及太学、国学的政治象征性,被孝武帝加以凸显并运用在与门阀的政治博弈中。     

“西周王朝”观念源流考——兼论先秦“西周”语词的历史变化

西周王朝的观念以"周亡"的形式萌生于两周之际。东周时期兴起的"周衰"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西周王朝观念的进展造成了困境,但也促使了其认知的多元化。在"周亡"与"周衰"的对垒中,西周王朝观念终以三代历史反思与王朝历史叙事的方式成熟于春秋战国之时。虽然如此,先秦时期的"西周"一词只有周族、西方、王城与西周国四层含义,并不指代镐京,更无西周王朝的意味。"西周"语词与王朝观念的重合,盖始于汉代。     

庾蔚之礼学著作考证与辑佚

庾蔚之是南北朝时期一位很重要的礼学家.他的著作很丰富,但已全部散佚.清人马国翰辑佚了庾氏《礼记略解》一书的部分内容,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而庾氏其它礼学著作仍有相当数量的佚文散见于《通典》、《礼记正义》等书之中.本文在马氏辑佚工作的基础上,对庾氏礼学著作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与辑佚.通过考证,本文从《颜鲁公集》、《礼记正义》、《通典》与《晋书》中共为庾氏《礼论钞》辑录了82条佚文;从《梁书》与《礼记正义》中为庾蔚之所注《丧服要记》辑录了2条佚文;从《通典》中为庾氏《礼答问》辑录了1条佚文.此外,本文还对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庾氏《礼记略解》的不当之处进行了匡补.     

神圣与世俗之间:"沙门不敬王者"的再考察

永嘉之乱 ,名士、高僧大量南徙 ,江左佛教盛于一时 ,“士大夫佛教”和“王室佛教”正式形成 ,佛教开始了上层化的传播路线。高僧与士族、王室交游频繁 ,佛教在义理与物质两方面均获得很大发展 ,但也因此卷入了士族间的权力争夺。成帝咸康六年 (公元 340年 ) ,庾冰、何充关于沙门应否致敬王者的争论 ,是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案例 ,此前研究多从伦理层面的解释是不具说服力的。本文将争论置于门阀政治的权力格局之内 ,从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门户之争的角度重新加以考察 ,以见江左佛教在兴盛背后尴尬的处境 ,及世俗权力对中土佛教发展的重要影响     

侠意识观念的渊源、发展与流变

侠意识观念是历史上的侠所具有并遵奉的不同于世俗的意识观念,侠意识观念渊源于氏族社会的原始正义观念,侠意识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萌生,在汉代定型,在宋元明清时期有了发展,得以完善,形成一种独特的观念体系。     

许浑早年行迹再考

<全唐诗>所收许浑诗<颍州从事西湖亭燕饯>是研究许浑早年行迹的重要依据.而<夹注名贤十抄诗>与<文苑英华>所收此诗题目"颍州"作"颍川",结合诗文中关于许州西湖和许浑早年行迹的记载,可以断定<全唐诗>所收此诗颍州应是颍川的讹误.     

论颍川鄢陵庾氏之崛起(下)

我们在本文的上篇集中讨论了庾氏家族的兴起及其在西晋的地位这两大问题。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说庾氏家族在西晋中朝已积聚了相当的户门势力,足以使其子孙待时而显,龙腾虎跃,翻云覆雨。而     

汉代萌生文学自觉时代的背景研究

文章以汉代四百余年全社会好文成风气为论题,从六个方面论析了汉代社会的好文风尚：第一次形成了有规模和体系的文学教育与研究、统治者以亲近文士为风尚、盛行文学创作的雅好、锐意经籍成为传统、作家自觉加强综合素质修养、作家拥有了历史地位等,旨在阐明汉代萌生文学自觉时代的良好文化背景。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探源及其时代价值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渊源久远,它的萌生可追溯到"五帝"与夏禹传说期,它最早发端于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成为系统完整的思想理论.孔孟儒家创立仁学,标志民本思想成熟阶段的到来.汉代以后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传统民本思想主要体现了对人的关注,重视民众作用和地位,治国之要在于富民、利民.传统民本思想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可借鉴的思想资源、伦理道德支撑与深层的精神定位和文化根基.     

陈尧佐家世事迹论述

北宋时陈尧佐兄弟三人,二人登宰相高位,一人任节度使,家族贵盛荣显,其后人繁衍播迁,影响久远。首先考述陈尧佐家世,指出该家族为汉代颍川陈氏和南朝皇帝陈霸先之后家道几经起落,至北宋陈省华时得以复兴。陈尧佐的生平事迹被认为好古博学、才学出众、刚毅笃实、自奉俭约、勤政爱民、实绩卓著,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     

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

颍川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北)钟氏是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颍川的重要世族之一,该家族上承殷周,下迄隋唐,振兴和鼎盛于三国曹魏时代。其家族中不少人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勿庸置疑,对这样一个大家族进行历史地考察与研究,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肩水金关汉简的赵地戍卒

汉代每郡每年派出戍卒屯戍边区,这是徭役制度的一部分。文献记载戍卒屯戍的资料并不详尽,出土的汉代居延及肩水地区的简牍,特别是戍卒名籍的简牍,给予研究汉代戍卒新的空间,当中戍卒的籍贯和征发情况,引起颇多学者留意。陈直先生统计居延戍卒人数,籍贯汝南和南阳的百姓最多,另外,宣帝神爵年间戍卒出守敦煌郡、酒泉郡的戍卒,除来自南阳、河东、颍川等大郡外,还有赵地的赵国和魏郡。汉代赵地,例如赵国、魏郡及邻近的巨鹿等郡国,他们的编户民一样履行戍守边区的义务,现在考察所得,这些郡国有相当数量的戍边戍卒在河西地区。近年出版的三卷《肩水金关汉简》共收录6741枚出土于汉代张掖郡肩水都尉府下辖肩水金关的汉简,约占1973年金关出土简牍的58%,其中包括不少戍卒名籍、出入记录,提供讨论西汉边区戍卒来源、屯戍制度等的新材料。尝试透过分析肩水金关汉简中的赵国戍卒简牍,考察该地戍卒派遣边区的情况,并兼论同乡同区遣派一地,是否有乡里情结等问题。     

浅谈荀粲性格

汉末三国乱世之际,在"汝颍多奇士"的颍川,荀氏一直是该地域名士集团的核心力量。荀氏族人不可避免地被裹挟于时局之中。但荀粲作为荀彧幼子,并没有走一条青史留名的正路,而是顺从个性,表达强烈的自我意识,反抗名教推崇玄学,最终依然被尊为正始名士。     

别具一格的“中兴之时秀”庾阐诗歌创作三论

当“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风主导东晋诗坛时,庾阐大多数诗篇不落窠臼,呈现出与主流诗风异样的面貌：侧重于游览和自然景物描绘,风格清新明丽。其诗歌流传至今,与其本身特色以及庾氏家族的大力褒扬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