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走向21世纪的电视新闻传播

传播学者奥斯古德等人曾为“传播”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从最普通的意义上来说,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信宿）,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麦奎尔等：《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版,第５页）这个定义虽然包含了传播过程的几个要素,但却忽略了传播的双向性,而只把传播视为一种单向的信息流程。因此,有的传播学者又为“传播”的定义界定为：传播是信息的双向流通过程,包括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两大类型。电视新闻传播属大众传播类型。也就是说,电视新闻传播是通过电视媒介…     

传播基础结构、社区归属感与和谐社会构建 论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型研究项目《传媒转型》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人类传播作为社会成员相互沟通、了解的过程,可以说天然地同社区建设联系在一起,二者的关系也就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近年来由著名美国传播学者桑德拉·鲍尔-洛基奇(SandraBall-Rokeach)带领的南加州大学一个课题小组展开的大型研究项目《传媒转型:改变社区粘合纽带》,以多种研究手段对网络化时代传媒转型背景下传播系统和社区归属(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取得了不少资料扎实的发现,并推动了鲍尔-洛基奇将其以往同梅尔文·德福勒(MelvinDeFleur)合作提出的“媒介系统依赖论”(MediaSystemDependencyTheory)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演变成“传播基础结构论”(CommunicationInfrastructureTneorv)。本文对上述学者的这一研究项目及其成果进行介绍分析,并从当前我国高度重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研究传播与社区归属感对于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意义出发,探讨该项目对于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启示。     

“编码——解码”理论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与发展

在同一语言系统中,传播过程是一个“编码——解码”的过程,即从意义到符号,再从符号到意义的二度转换。如果身处不同的语言系统,传、受双方的“编码——解码”过程就无法实现。身处不同语言系统的传、受双方必须通过“翻译者”这一中介才能完成传播过程．但由于中介的存在,传播过程被延长为两个“编码——解码”过程,即“（传播者）编码——解码（翻译者）编码——（受传者）解码”。在第一个“编码——解码”过程中,意义先被传播者编码,再被翻译者解码：在第二个“编码——解码”过程中,翻译者将解码来的意义重新编码,传播给受传者,这就是翻译中的“二度编码”理论。翻译者扮演双重角色．既是第一个传播过程的受传者,又是第二个传播过程的传播者。     

发展传播学研究的“赋权”理论探析

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传播研究及实践的困境,学者们提出了"赋权"理论及其传播策略。该理论以关注边缘人群的权力为起点,以参与式发展为核心,为传播促进社会进步提供了新的视角。赋权过程或机制包括边缘人群对其所属社会或社区的全面认识,对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需要的援助的诊断,以及与社区成员和外部专业人员的互动沟通以寻求解决方案,最终促进社区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边缘人群在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学习经验、分享知识技能。外部专业人员为社区和个人提供支持、协调与援助,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边缘群体,他们在参与式的发展中分享知识,并最终收获发展的益处。本文试图论述赋权理论及其在发展传播研究中的应用,认为赋权理论为我国发展传播学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媒介帝国主义与意识形态效果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衍生于“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是70年代以来西方传播学批判性研究的产物。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早期学者们从政治、经济等制度语境下进行研究;至上个世纪90年代,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用文化的话语分析“媒介帝国主义”,他否定了现代     

分享、求真与话语扩张:微信学术社区的传播特征

当下,传统学术和微信网络平台的结合催生了微信学术社区的出现.在微信学术社区,平等参与、多样化表述等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落实,使其在传播过程中有别于传统学术模式,呈现分享、求真、话语扩张等传播特征.这既反映出传播技术的革新对学术领域的影响,同时也体现了学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变迁.     

“传播”术语与学科的“符号”维度——约翰·费斯克“传播符号学派”主张的一种延展

约翰·费斯克曾将传播学研究归纳为两大阵营,分别是将传播视为讯息传递的“过程学派”和将传播视为“意义的生产和交换”的“符号学派”,而后者贯穿了费斯克毕生的研究经历。在当今信息爆炸和意义迷失的新媒体语境下,“意义论”的价值更为凸显。本文沿着费斯克聚焦“意义交换”的路径,结合我国对“传播”这一术语的引介史,重勘了“传播”的基本概念与成立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传播意义实现的三个基础层次“媒介、信息与符号”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美国高校学术出版的角色困境与重构

学术出版主要指学术作品经专业出版机构遴选、编辑、印刷与发行的过程。数字化时代,数字科技促成了学术创作、传播和消费模式的变化,为学者们提供了开展研究、学术合作、论文分享、会议论文集出版、数据传输转换器操控的工具和资源,加深了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对“学术研究电子化”的期待。高校学术出版应积极应对变化、创新路径,以便更好地适应与融入数字化时代。     

应大力提倡受众中心论(之三)

一谁是新闻传播活动的中心？自从大众传播学成为一门科学以来,这个问题就成为众多学者研究和讨论的焦点之一。早期的传播学者从宣传的角度出发,先后提出了“枪弹论”“强效果论”等理论,其实质就是把受众看作是被动的信息的接受者,很明显,在这些理论中,传播者是居于中心地位的。随着研究的发展,传播学者们发现受众并不是单纯的、被动的接受者,也不是同质的,不同的受众对于同一传播信息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60年代以来,西方传播学界开始把主要目光集中到受众研究上来,先后提出了“使用──满足…     

伊拉克扯开美欧裂缝

提出过“历史终结论”的学者福山去年又提出“西方终结论”,说西方这个阵营再有10年就将失去意义,欧洲和美国就要分家了。现在欧洲和美国对着干,而且越来越厉害,这次为伊拉克战争僵持这么长时间——西方难道真要终结了?     

“馒头血案”的传播学解读

美国传播学者贝雷尔森等认为，“运用符号——词语、画片、数字、图表等，来传递信息、思想、感情、技术以及其他内容，这种传递的行为或过程通常称作传播”。美国实验心理学家霍夫兰等则认为，传播是“某个人（传播者）传递刺激（通常是语言的）以影响另一些入（接受者）行为的过程”。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下简称《馒头》）在运用多种信息符号刺激影响另一些入的过程，无疑是网络传播史上一次引入关注的网络传播现象。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跨国公司的中国式经营

经济全球化要求跨国公司必须实现国际化生存和跨文化管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图分享彼此信息和意义的行为就是商业性跨文化传播,而跨国公司在中国特殊的儒家文化商业氛围中也必将完成其中国式的生存转型。本文从跨文化传播角度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理念转变进行学理上的探讨,从文化休克、文化适应及交易性文化这三个方面还原“送礼”争端的跨文化传播过程。     

跨学科视野下的社区传播研究——评《社区传播论:新媒体赋权下的居民社区沟通机制》

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传播学传入中国以来,其为国内学者提供了新型的研究视角,也为传播学之外的研究提供了参考.近几年,社区传播成为传播学研究一个新的热点和焦点,无论是对虚拟社区还是对现实社区的研究,都为进一步理解社区的意义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想象.在这些新近的社区传播研究中,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斌教授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的《社区传播论:新媒体赋权下的居民社区沟通机制》一书,针对整个社会运行的基层机构——社区进行研究,分析社区传播的基本原理和机制,以及社区传播对于社区的意义.该书以传播学为本位,借鉴了新闻学、城市社会学和社会运动等其他学科的有益成果,这种跨学科的视野,使该书对社区传播的研究取得了有别于主流学术界的成果.     

媒介文化反思：数字时代我们如何“安身立命”——专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曾一果教授

<正>【学者简介】曾一果,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文化、城市传播、数字传播和影视文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19ZDA269）、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都市文化生产的媒介实践研究”（19FXWA002）、国家社科基金后期一般项目“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14FXW008）等。出版有《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媒介文化论》《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城市想象》等多部专著。在《文学评论》《新闻与传播研究》《文艺研究》《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传播媒介统治权

近十年间,许多学者对于新闻传播组织和新闻传播过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几项研究试图将新闻传播过程及其加工的信息置于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由此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引起美国和欧洲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这个概念就是“传播媒介统治权。”美国     

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体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

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一种哲学思潮,自索绪尔以结构主义方法论开创性地研究语言学后,这一方法又蔓延至人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在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中,这一方法论一方面体现在将传播过程视为一生产系统整体;另一方面体现在借鉴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论”即透过传播讯息的表层意义,探讨其深层意义——“意识形态”,同时视符号为承载意义,转换系统内关系的工具。     

批评话语分析的否思：外域方法与本土创新

批评话语分析是作为可对新闻进行有别于量化研究的另一种文本分析方法引入传播学科的,契合了学科发展的迫切需求。其本身是语言学在“语言转向”和“话语转向”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后又嫁接了一些社会批评理论,扩展了自身的研究范围,从而极大提升了跨学科的知名度。它在中文传播学界的译介和运用,实际上需要跨语言、跨学科以及跨文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脱离了其产生和应用的原生语境。批判话语分析应该摆脱“工具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以获得中国化、主体化的地位。     

梵·迪克新闻话语分析理论视角创新性和适用性

梵·迪克话语分析理论填补了新闻学中对新闻话语本身研究的空缺,为新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闻话语分析理论在国内对还处于推介阶段,少有人对话语分析理论在新闻研究中的适用性有着批判性的探讨。要深入新闻话语分析,学者要有语言学和新闻学的跨学科背景或采取多领域学者合作研究的方式,并且不只是停留在新闻文本分析,更要深入新闻实践过程,以运用话语分析理论这一新视角将新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推向更高层次。     

论知识传播事业的五大构成要素——知识传播与知识经济互动关系研究（之二）

本文是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研究项目：“知识传播与知识经济互动关系研究”[项目号M3－019]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二。（编者注：其成果之一，即论文《论知识传播》，发表于本刊2000年第4期。）本文以“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探索创新），分配（传播交流）和消费（应用转化）基础上的经济”为思维立足点，从社会系统分析的角度，着重探讨论述了“知识传播事业”的五大构成要素，为深入研究知识传播与知识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基于“上瘾模型”的科普短视频传播效果研究:以“无穷小亮的科普日常”账号为例

融媒体时代,科普主力军转战短视频赛道,科普短视频成长为公众喜闻乐道的科普形式之一。科普短视频消弭了知识分享的时空藩篱,在科学普及过程中举足轻重,研究影响科普短视频传播效果的关键因子有利于科普工作者打造优质科普作品。本研究以“上瘾模型”为理论基础,借助熵权法提出科普短视频传播效果计算公式,运用内容分析法构建科普短视频传播效果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上瘾模型”中触发、行动（用户体验三要素）、投入等维度的部分自变量对科普短视频传播效果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酬赏维度的自变量与传播效果之间未见显著影响。因此,充分利用受众的从众心理、加强创作者间的有效合作、平衡科普短视频的公益性与功利性,将有利于短视频科学普及工作的深入开展,进而提升全民科学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