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白居易闲适诗的积极意义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大类,并且对这四大类诗的内容作了简括地叙述。他自己认为,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两种诗,一种是讽谕诗,一种即是闲适诗。前者是“所适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表现了他“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之道,所以得到了他的重视;后者是“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表现了他“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之道,故而他亦很重视。至于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於咏叹者”,作者在《书》中并未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而杂律诗,“或诱於一时一物,发放一笑一吟,率然成章者”,“非平生所尚”,他说,“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浅谈《诗经》中的“弃妇诗”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弃妇诗”用现实的笔触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即妇女被欺凌的悲剧命运。本文将从“弃妇诗”产生的原因入手,探究“弃妇诗”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及“弃妇诗”的悲剧力量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晚唐诗热”现象的发生探因

一直以来,晚唐诗词屡遭否定评价.而时至1930年代,“晚唐诗词”却为诗人们所倾心钟爱,掀起一股“晚唐诗热”.究其原因,乃在于相似的时代境遇、相同的命运遭际与心境以及相通的人生志趣与审美志趣让他们与晚唐诗词产生了超越时空的共鸣,因而诗人们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对晚唐诗词尤感亲切,由此形成“晚唐诗热”.     

中国化“纯诗”：一次艰难的文化之旅

“纯诗”是“性灵”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它追求“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美不言”的至高审美境界,纯粹美的艺术理想。20世纪中国诗歌在法国象征主义“纯诗”那里找回了自己民族纯艺术传统的文化记忆,目的却多在寻找合乎现代性要求的、新诗形式建构的多种可能。中国化“纯诗”的时代命运表明,新诗回归文学本体之路,是20世纪中国诗歌一次颇为艰难的文化之旅。     

谈《诗经》中的“弃妇诗”

《诗经》中的“弃妇诗”同《诗经》中其它题材的诗歌一样,用现实的笔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以描写妇女悲惨命运为主题的“弃妇诗”,在表现社会现实方面则更为深刻。本文选择《诗经》中有代表性的方面,从内容分析着手,旨在探讨“弃妇诗”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状况;它所表现的封建婚姻制度的复杂性和不合理性;“弃妇诗”感人的悲剧力量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天道”的统一性与解读对象的二元性——司马迁对“天道”疑惑的原因及其理论意义

学界一般认为司马迁的天人观存在着天命论和反天命论的矛盾性,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司马迁的“天”、“天道”、“天命”,是德与力相统一而成的历史必然性,只因其超个人性而被称为“天”,它已经把董仲舒之“天”的神性虚化了。这种“天”与内涵不同的两种“人”构成了两种天人关系。一种是王者自己的活动决定了王权的兴废,被司马迁认为是“天”对“人”的支配;另一种是历史个人自己的活动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使司马迁对“天道”产生了怀疑。使司马迁产生理论困惑的原因在于他没有把个人对历史的作用与以王权为象征的“历史合力”对历史的作用区分开来。尽管如此,他把当时神学阴影下的天人关系之讨论引向了人自己的活动与自己命运之关系的讨论,使他登上了当时思想史的顶峰。     

晚星

从前你是晨星在人世间发光如今溘逝如晚星在死者中辉煌——柏拉图1少年,隐身于哲学,但又渴望像诗一样赤裸飞翔!“我”像是风暴中心,而命运则如“风”,从左肩吹向右肩,从虚无跑向虚无。2夜空,有谁的脚印沾满血迹,它是邀月共舞吗?这只是一种象征。脚印有自己的流浪方式。他常在路边走,却没有看到一条路。     

“乡园情结”的固守与超越——评王理振诗集《再记桥西》

理振的诗作,大多数可以看成他在散文中所构筑的“乡园纪事”的另一种式样的表达,其朴实切近也与这种“乡园情结”相关。他希冀着以诗的方式建立一种自我与环境的深层联系,他要以对别人命运的关注来打破自己心灵的坚壁。沿着自己的情感线路,追踪人间之“大义”,理振的诗又具有了超越他的环境的情感幅度。     

被抛弃的命运——读王粲《七哀诗》之一

十六岁的王粲被迫告别故土而身历不测之蛮乡,就如同未成人的孩子脱离了母亲的怀抱。《七哀诗》中所描写的荒草间号泣的婴儿释放出诗人被国家抛弃的悲痛和对荒蛮未知世界的恐惧。而那位母亲“未知身死处”的预言则更象是对其将来命运的一种暗示。汉末诗人笔下出现的大量的弃儿形象都是一种“隐喻”,以此抒写对人生被命运所支配的普遍感受。     

《诗经·邶风·北风》主旨考正

从文本入手,参考先秦婚礼制度,可知《北风》诗中“同归（行、车）”乃是指一同出嫁而言;“北风”、“雨雪”指秋冬“霜降逆女,冰泮杀止”的婚时;“莫赤匪狐,莫黑匪鸟”则暗示了女子思嫁,与其他句同为催促邀请从媵妊娣与自己一同出嫁之意。而三家诗中的《齐诗》,也将本诗看作媵婚诗。     

试论纳兰边塞词的词体个性

纳兰性德所处的独特的时代，他自身独特的思想经历和性情，使得他的边塞词不同于一般，消失了传统边塞作品豪放刚健的气质，充满温婉柔媚的蕴致。颇具阳刚特征的塞外风物与词人内心的缠绵凄情的奇特呈现，边塞题材与婉约词性的巧妙结合，显示了纳兰边塞词卓绝不俗的词体个性。其契合点在于他对情的体认和表述受晚明情观的影响，重情、深情、任情。于是，他自觉地提升了词体意义，并把闺情的叙写置于边塞词的核心，表示他在乎的是情的充分表达，而不是边景个性的保持，他只是把边景作为情感表现的大背景而已。     

简析散文《一个人的村庄》的家园孤独意境

刘亮程的散文《一个人的村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自己的感情以及对村庄的热爱。虽然写的是一个人的村庄,但也包含了他所有的感情。与其说刘亮程写的是村庄,不如说是他用在村庄中的感受与视野,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刘亮程为我们展现了现代文明中精神的匮乏,告诉我们乡村文学也是一种力量。     

诗心如火:论李瑛四十年代的诗歌

李瑛是四十年代的一位青年诗人,他自 ４３年至 ４９年近六年间发表的二百余首诗歌,集中体现了他独特的艺术个性,“诗从心出”,情感是诗的生命。李瑛总是在诗中点燃自己的情感,在情感中铸造了自己的诗篇,正所谓“诗心如火”,李瑛诗歌的情感特征为现代诗歌提供了一种释放情感的艺术形式。     

论仕宦期辛词的悲剧意识

由于社会和个人原因，辛弃疾仕宦期的词作表现了浓厚的忧患意识、孤独心境、恨世言愁情绪和思退心态。这四方面各成体系而又相互关联，构成了复杂的思想内容，典型地反映了辛稼轩的遭遇和心绪，深刻地揭示出辛稼轩内心悲剧性情感，集中反映了辛词的悲剧审美特征。     

也谈李白与“月”的不解情缘

古代诗人中最擅长借月抒怀的当属李白,他笔下的月融汇了诗人的许多情感因素。李白将自己的主观感受投入“月”中,借月来抒发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抒发内心郁郁不得志的悲苦,并把自己的理想也寄托给明月。     

从雷铁崖的诗作看其革命的心路历程

近代中国,雷铁崖不仅是著名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在其从事民主革命的宣传活动中,著有相当数量的诗作。透过其诗作,我们可以感知其深厚的革命情怀和深深的忧国忧民意识。然而,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从而影响了其革命作用的正常发挥。这说明,仅有革命的情怀是不够的,更需要科学的革命的理论作指导,才能避免悲观失望情绪的产生,增强革命必胜的信念。     

宇文虚中的悲剧情怀及其诗歌创作

宇文虚中是金初诗坛非常重要的诗人，为金诗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宇文虚中形成两种解不开的心理情结，并导致了他的悲剧结局。宇文虚中的诗作充分展示了他内心难言的苦衷和对故国乡土的怀恋之情。诗歌艺术带有明显的宋诗特征，但由于人生境遇的转折，其诗多感物抒怀、直抒胸臆，风格刚健雄豪，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论郁达夫创作中的"真、善、美"原则及其内在和谐性

郁达夫的创作中存在"求真"、"崇善"、"臻美"三原则,在总体上反映出他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他以率真的个性在作品中展现其真实的情感,把内心的苦闷、愤懑,大胆地抒发出来,袒露自己生命的真实,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关爱女性,关心下层劳动者,并通过情感美、心灵美和描绘大自然的美及健全的人格美等方面来表达自己对美的追求。同时,"求真"、"崇善"、"臻美"三者不是孤立的,三者有着内在的和谐性。最"真"的就是最"善"的,也就是最"美"的,"求真"、"崇善"、"臻美"都服从于作者主观和个性的需要。     

纵有笙歌亦断肠——论正中词的寄托

冯延巳是五代时最优秀的词人之一.他的词深挚缠绵、郁悒怳,后人常以为别有寄托之意,但史书又往往对其人行事品格多抨击指斥之词.这里就此一矛盾现象进行了初步分析与探讨.同时,正中集内那些令人兴家国人生之思的作品,大致可分两类一是因时代及政治因素的确有意以寄托人词;一是在描写离别相思的作品里无意流露自身的惘然之情,从而引起读者的联想.     

论劳伦斯小说创作中的忧患意识与拯救情怀

劳伦斯的小说创作蕴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执着的拯救情怀。劳伦斯的忧患意识源自于现代机械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对人性本质异化而产生的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的忧思。而构建男女两性之间的和谐性爱关系则是作者拯救世人于苦难中的法宝，这一独特的拯救方式则是基于他崇高的生活激情（信念）和他那张扬人性的血性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