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史官制度简论

史官制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曹魏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此间,史官制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曹魏统治者设立了专职修史官员——著作郎,正式确立了著作官制度,使得史官与天官正式分离,表明官方对史学控制的空前加强。不仅如此,著作官制度形成之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并直接影响到西晋直至唐代史官制度的变化。     

史官制度与正史编纂

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源起于三代,发达于秦汉以后,它与“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古代官修史系列,共同构成了有别于世界其他类型史学的独特文化情趣,研究它的起源、运作方式和对史学发展的实际影响,是把握中国传统史学特征和治史理念的重要环节。     

论中国古典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

中国史官文化极其发达,史家层出不穷.中国古代小说批评长期与史学缠绕在一起,具有浓厚的史学意识.深入探讨两者的审美关系,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独特内涵.     

论古代史学的丰富遗产

中国古代史学由于悠久的史官制度和私人修史的自觉意识,积累了丰富的史学遗产。留存于今的浩瀚史籍不仅数量举世无双,而且具有多样性体裁、连续性记载和不断进步发展的创新性特征。古代史家和思想家对历史运动变化的形式、方向,历史运动的动因,以及对历史编纂工作、史学功用的认识等,有深刻、独到的思想。古代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直书实录、以史为鉴、重视自身修养和著史敬业等优良传统。     

明代史官探析

史官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有明一代的史官制度沿汉、唐之旧,并在元代的基础上有所损益。明代无专门的修史机构,而是以翰林院兼修史之职。翰林院下设史官负责具体的修史工作。明代重视史官的建置,早在开国前已有了史官的设置,为选拔史官还建立了相关的选举制度,其中以科举最盛。明代史官职责广泛,除了负责修史之外,往往还协助处理其他政务,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浅论古代“良史”的三种含义

"良史"现象与"良史"论,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史学。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史学的发展,"良史"的内涵逐渐丰富和提升。大致说来,中国古代史学上的"良史"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人,即称职的或杰出的史官、史家;二是指书,即那些规范的、严肃的或优秀的历史著作;三是指人们的志向或追求的目标。从"良史之才"到"良史之体",再到"良史之志",中国古代史学中的"良史"现象和"良史"论给中国史学带来许多实际的创获和理论的启示,给中国史学增添了活力和清新的气息。     

从史馆制度看唐朝政府对史学的控制与促进

中国古代史馆修史制度从私人修史向政府修史的转折点在唐朝,统治者充分认识和评价史学在国家治理、政权巩固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建立中的作用,通过强化监修国史制度和史书编纂中的专制统治意识、健全史馆修史制度、完善史官设置、以政令形式确定史馆史料来源等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史学的控制,史馆设置正规化、规范化,有固定的职守、隶属和专门的官员。史馆修史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发展,成为封建政权得力的统治工具。     

略论唐代史官制度

唐史官制度承前启后，影响巨大。在此期间，史官正式定名，且有了明确的职责，优厚的待遇，集体协作的修史形式。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史学史上史官制度化新局面的开创。     

从史馆制度看唐朝政府对史学的控制与促进

中国古代史馆修史制度从私人修史向政府修史的转折点在唐朝，统治者充分认识和评价史学在国家治理、政权巩固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建立中的作用，通过强化监修国史制度和史书编纂中的专制统治意识、健全史馆修史制度、完善史官设置、以政令形式确定史馆史料来源等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史学的控制，史馆设置正规化、规范化，有固定的职守、隶属和专门的官员。史馆修史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发展，成为封建政权得力的统治工具。     

浅析史馆修史的利弊

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史官的出现可追溯到黄帝时期。自唐确立史馆制度以来,史馆就成了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史馆的出现对史学的发展和封建政权的巩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流弊不可忽视。设馆修史开始了统治者参与修史工程的先例,严重损害了历史的真实性,使史馆成为封建政权下的一个附属机构。     

从释“史”论中国古代史学的起源

学术界将远古神话与殷周史官和文犊纳入史学的“童年说”,“草创说”,“萌芽说”,作者认为,商周及其以前的神话传说和文字资料只能说是先人无意识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殷周以前的史官也不可佩上史学工作者的标签,其所录的“官文书”也不能拔高到史著的地位,只是到了西周晚期至迟在公元前841年,周室及各国史官已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时事,编排国史。他们从最初那种单纯的宗教神官和“掌官书以赞治”的宝座上渐渐地转轨到后世意义的史官位置上,开始将眼光投向历史,为史而作书,中国古代的史学当于此时萌芽,公元前841年的共和纪年,当是史学孕足而娩的重要标志。     

唐代官方史学简论

一、唐代官方史学的历史渊源官方史学,就是政府组织的史学活动。官方史学在中国古代起源甚早,据称“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仓颉居其职”①,不过此系后人追记,是否果真如此,不无可疑。但至迟到殷代已出现最早的史官,从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其时有“作册”、“大史”等官职,他们的职责就是负责管理图书、记录时政大事②。《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里的“册”和“典”或许就出自殷代史官之手。据考证,《尚书》中有的篇章可能成于殷商时期③,如然,则也应是史官之作。西周时期,有太史和内史之职,太史掌记录时事,内史司录载王命…     

战国诸子史学思想发凡

在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枢轴时代,诸子的学术思想建树彪炳可观,决不仅仅限于政治、哲理层面,此外即便在史学思想层面也卓有成就,沾溉千古,由此后世学者有战国诸子源出史官文化之说,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也应特设专章,为之大书一笔。     

近十年来史官研究综述

史官起源很早,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历代学者研究史官的成果汗牛充栋。近十年来的研究主要从史官制度、史官文化两大方面,对史官的名称、职位的设置、地位的变化以及史官历史精神等问题进行探讨,取得丰硕成果。但在史官文化方面还需要挖掘,不仅探究其思想内涵的具体方面,更需要探究史官文化自身的发展脉络,以明确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内核。     

史学理论研究：历史编纂学与史学的致用传统——早期史官的制度形态与中国历史编纂致用传统的生成

与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不同,中国史学在其生成的早期,有一个史官制度的源头。中华文明早期史官制度及其文化形态,对于中国古典历史编纂学的后来发展,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其中对于传统历史编纂学中的致用传统的构成,就是积极影响的一个方面。早期史官与国家军政、宗教事务的天然联系,使得后来历史编纂学具有鲜明的致用取向。     

近十年来史官研究综述

史官起源很早,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历代学者研究史官的成果汗牛充栋。近十年来的研究主要从史官制度、史官文化两大方面,对史官的名称、职位的设置、地位的变化以及史官历史精神等问题进行探讨,取得丰硕成果。但在史官文化方面还需要挖掘,不仅探究其思想内涵的具体方面,更需要探究史官文化自身的发展脉络,以明确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内核。     

中国古代官府对史学的垄断

史官和史馆在古代中国,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通过国家机器垄断史学,最明显地表现于设置史官和史馆,直接掌握记录时事和编纂史书的大权.商周奴隶制社会,官府就设置了史官.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就是那时史官的称呼.西周金文里的"作册"、"内史"、"作册尹"、"内史尹"等官职,是西周史官的名称.当时的史官主要是宗教职业者,记时事和掌文     

民族科技文化与史学的创新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史发展的事实,表明史学发展与创新,与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史家史官的职能和教育的特点,形成的知识结构,是把“天”与“人”之学结合起来,这在当时世界上是突出的。近代史学发展史,同样表明史学的变化与自然科学的变化、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在收集材料、治史方法论、治史风格特征等方面,特别在思维方式上,都能看出自然科学的变化对史学产生影响。当代科技的高度发展,对于新世纪的史学创新,具有的重大意义,更引起我们的关注。     

《拾遗记》创作的史学化特征

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记载的国度,强烈的史学观念影响着上自史官下至小说家的创作与著述。中国古代小说与历史著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拾遗记》虽是汉魏六朝时期的一部文言志怪小说,但在其艺术审美特征上也表现出史学化的倾向。《拾遗记》的这种史学化特征具体表现在史书式的结构体例、尚实的著录意识、以史为鉴的撰述目的和补正史遗阙的史料价值上。     

试论章学诚的史学改革思想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集大成的史学理论专家,其史学思想十分丰富,包含有较多的改革内容,主要体现在主张“六经皆史”,倡言“史意”,推崇通史。史书编纂应力求“会通”、“详近略远”,创设新的史书体裁,立史官专传,区分史籍为“撰述”、“记注”两类,针对旧史提出了一系列的变革主张,成为其史学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