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与袁宏的历史观

袁宏历史观的显著特点,是与其易学见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对易理的阐释是其史学见解的哲理基础.他根据<易>的阴阳之义来论证天人相通,从而推论出名教的起源;他根据<易>之三义:简易、变易、不易,对历史运动过程作出了变中有不变的解释;他根据<易>含天道、地道、人道,将历史变化和天人所助结合起来.     

20世纪《周易》书名研究综述

20世纪以前 ,对“周”、“易”二字的解释 ,就已经出现了许多观点。关于“周”《周易正义》引郑玄云 :“周为周普”;又引《易纬》云 :“因代以题周”;孔颖达自云 :“《周易》称‘周’,取歧阳地名”。陆德明《经典释文》云 :“周 ,代名也 ,周 ,至也 ,遍也 ,备也 ,今名书 ,义取周普”。关于“易”,《易传·系辞》以为“生生之谓易”,“易者 ,象也”,《说卦》又有“易 ,逆数也”之说 ;许慎《说文解字》云 :“易 ,蜥易”,又引“《秘书》说 :‘日月为易’,象阴阳也”;《乾凿度》云 :“易”有易简、变易、不易三种含义 ;程颐《程子遗书》卷 1 :“…     

魏源社会改革思想研究

魏源的社会改革理论系统而又具体。他从历史变易的角度出发,以充分的论据,周密的推理,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变易和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打破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守旧思想,为此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工作;他重视改革时机的选择和人材的培养,反对不讲策略的盲目行动;尤为可贵的是他还提出改革的目的应对国家、人民有利,反对借改革之名,行害民之实的错误做法。魏源有关改革的这些论述,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或不足,但解放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并且在具体实践上,大都收到显著实效。     

邹衍历史学说述评

邹衍的历史学说以五德终始说为其内容。他认为自战国至黄帝的历史分别是黄帝得土德、大禹得木德、商汤得金德、文王得火德 ,依次而建 ,这就叫“五德转移”;新帝王将兴时 ,上天必先显祥瑞 ,这就叫“符应”;新德兴盛建朝后 ,一切文物制度、旌旗服色须变更 ,这就叫“治各有宜”。这一历史学说开阔了人们的历史视野 ;注重于探寻历史的变易及其规律 ;强调形式逻辑的类推方法 ;倡导大一统思想。同时也宣扬“命定论”、循环论和神秘论     

从《高宗肜日》论及“易”概念的形成

“高宗肜日”,乃殷王祭祖之事,而肜祭却来源于原始宗教的助日厌月仪式;人们从逐月迎日活动中体察到“日月相推而明生”,从而形成“变易”的认识,它为作为哲学概念的“易”之形成提供了自然基础——此即“日月为易”之实质;“易”以“变易”为本,而经学家根据自身的逻辑需要,才将“不易”提到首位     

论《吕氏春秋》的宇宙观

《吕氏春秋》哲学思想的基本方面,直接来源于老子。“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而吕书的最高哲学范畴则是“一”或“太一”。它是宇宙未分判时的早期状态,以“混混沌沌”为特征,“一也者(原作齐)至贵,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圜道》) 由于“太一”或“道”中包含着变易的因素,此种变易的因素发而为形态则是两仪,故曰“太一出两仪”。(《大乐》)两仪即天地。天地之中又有阴阳两种对立的力量,它们相互作用而产生万物,故曰:“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知     

刘逢禄对公羊学说的出色建树

清代庄存与重新发现了公羊学说，但他不理解公羊学讲变易、讲改制的实质。刘逢禄则处在清代统治逐步显示出衰败局面的时代，他的公羊学说已经反映出这一新的时代特点。其代表作《公羊何氏解诂释例》，突出地阐发了“张三世”这一变易进化的历史哲学，又阐发了“通三统”以论述治国之道“穷则必变”，因而把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故梁启超评价为“自是‘公羊学’与许郑之学代兴，间接引起思想界革命”     

司马迁:中华民族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丰碑

司马迁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在追溯历史中准确概括了中华民族之“人文化成”的文明创造精神，阴阳相推的“变易”史观和思维模式及“义然后取”的人生价值取向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以自己对祖国的自然山水和人文历史的热情，撰写了空前启后的《史记》，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实践了这种精神，矗起一座历史丰碑     

“阴阳象数图”之源流探析

《数书九章》中有一张“阴阳象数图”,它是秦九韶占筮方法的理论根据．关于该图的来历和出处,目前尚无定论．文章通过对宋代“先天易”学理论的考究与分析,结合今人对秦九韶生平的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阴阳象数图”是秦九韶自创的,而其理论根据则直接来源于“先天易”中的“阴阳象数”学说．     

王船山史学思想的矛盾

王船山的史学思想是充满矛盾的,既有新时代的曙光,同时又摆脱不了旧传统的羁绊。一、历史进化论与历史循环论王船山用进化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但同时却又用治乱离合、天命循环来认识历史,这就构成他史学思想的一对矛盾。王船山看到了社会的变化,他说:“拨乱反治之天下,必无不损不益之理,其损非所损,益非所益者,乱世也”。因为社会在变、所以统治方式也得变,治理国家的办法。措施、制度都得变。“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     

论易学对王夫之史学思想的影响

研究王夫之的史学思想,不能离开他的易学见解,王夫之深究于易而出入于史,援史人易,以易说史,易学成为他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而史学又是易学观用之于历史研究的具体体现。他抓住《周易》之变通的思想特点来研究《周易》.并将这种变通的观念引进历史研究之中.论证人类社会历史的盛衰变动、治乱更替,解说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同时,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研究,扬弃了《周易》的循环的变化观.提出了中国历史治乱更替的三个阶段论,建立了以变化和进化为中心的历史哲学体系。但是,由于王夫之坚持"《易》兼常变,礼惟贞常",因此他的历史变易观又受到很大局限,他承认历史的变动性,但不敢否认封建制度的永恒性。     

《易经》理论体系与《说卦传》--"中和贯通"和"说卦和中"

<周易>以<说卦传>为理论纲领,<说卦传>的思想理路是使<周易>"经传统一"的逻辑始点.<说卦传>承诺了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其以"中和贯通"的思想理路和"说卦和中"的理论架构,使<周易>的历史与逻辑、形式与内容、思维方式与概念范畴实现了理论统一性.     

帛书《缪和》略论

帛书《缪和》可以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 ,第一部分是师生问答的内容 ,第二部分是“子曰”自述自释的内容 ,第三部分是《易》、史相发的内容。其中第一部分是该篇的主体 ,而后两部分则可能是逐步编入其中的。此外 ,《缪和》第二部分第二层的“子曰”文本 ,直接反映了孔子曾经传经和创作《易传》的事实。     

康拉德与《孙子兵法》——兼论《孙子兵法》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

《孙子兵法》传入俄罗斯经历了缩简转译本、全文转译本和全文俄译本三个阶段,1950年苏联科学院院士尼.约.康拉德的专著《孙子兵法:翻译与研究》出版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完成。在《孙子兵法:翻译与研究》中康拉德详细论述了孙子学说的世界观基础及其战争论的根本原则问题、《孙子兵法》与《周易》的关系问题、《孙子兵法》出现的历史背景问题以及与孙子本人相关的诸多问题。康拉德在《孙子兵法》的翻译与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对俄罗斯学术界影响深远。     

和谐与矛盾——再议朱熹“淫诗”说

历代对朱熹的解读和评价主要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着眼的。朱熹关于《诗经》的“淫诗”说可以说是他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和谐与矛盾的一个统一。从此观点中挖掘出他所具有的睿智的文学思想的一隅 ,来揭开其理学宗师的光圈对其文学家身份的遮蔽 ,以便更完整地认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     

周易宇宙代数学

1984年,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致中国第一届《周易》学术研讨会的贺信中,提出了“周易是宇宙代数学”的命题。这一命题受到国内外易学界的普遍赞扬和认同。但是,冯先生却说不出周易宇宙代数学的代数符号和数值为何。20世纪90年代初,著名华裔数学家焦蔚芳先生建立起焦氏“周易宇宙代数学”理论体系。这一个理论体系基本上是成功的。这是焦先生对易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本文的目的是想对焦氏“周易宇宙代数学”作一调整,使其更加丰富和精确。不当之处,请焦先生和易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易之四义的现代思考

<周易>之四义,集中体现了整体有机自然观的理念,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周易>的四项原则--简易为用,变易为性,交易为通,不易为宗.以易之四义指导行事,可格物、明理、发明、创造、循道而达事业.     

易何为而作：朱子论《周易》的成书过程

“《易》何为而作”为易学史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文章尝试从朱子论《周易》的成书过程,分析朱子从伏羲画卦、文王周公重卦和作卦爻辞到孔子作十翼论证朱子所主张的作《易》目的是如何得以实现的。“易本卜筮之书”是朱子一以贯之的对“易何为而作”这一问题的回答。此论断构成朱子全部易学诠释工作的基础,集宋易之大成的朱子易学体系只有藉此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     

用《易经》思维提高管理的艺术性

管理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科学性强调的是规律性,而艺术性强调的是实践性。人们在管理的科学性方面的研究日益深入,并形成了众多的学派,而在如何提高管理的艺术性方面,基本无定论可言。提高管理的艺术性的关键在于管理者应首先拥有艺术性的思维,而培养这种思维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就是向《易经》学习,从中汲取营养。     

形而上世界与历史世界的统一--释刘勰的通变观

刘勰在《易》的文化空间中构思文学变化与形而上的世界本体之间关系，这决定了他的“通变”理论是要在变动的历史世界和形而上世界之间建立起统一性，而不是关于文学的“复古”或者“继承与创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