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风采

李国春，1962年生，湖南郴州人。1985年毕业于湘潭大学中文系，1988年至1990年进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学位班，2005年获华中科技大学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晋升教授。现任湖南省美学学会理事、湖南省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湖南省美育研究会常务理事、郴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李国春教授自1985年起从事美学、文艺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讲授过《艺术概论》、《文学概论》、《关学原理》、《马列文论》、《古代文论》等课程。2003年以来在《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文学研究》、《江汉论坛》、《求索》、《武汉…     

王国维“境界说”探本

“境界”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品词立论的主要标准。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真”、“隔”、“胸襟”、“气象”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以“境界说”为核心的王氏诗歌美学体系。“境界说”本之于其“忧生”与“忧世”并重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其概念多采自传统诗学,而融之以西学精神,是传统诗论精华与西方诗学精神合铸的一块精钢,本质上则仍是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论蔡元培人本主义的美学思想

蔡元培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创始者之一。在西方近现代特别是康德主观唯心主义美学思想、我国传统美学精神和“救亡图存”时代要求等多方面的影响之下，他以启蒙为目的，以“立人”为核心，坚持以人性、人的心理结构和主观意识为切入点来考察研究美学问题，认为美与人的情感态度息息相关，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指出“美育”就是“情感教育”，突出强调美学的育人功能，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主张“美育”是现代人实现“诗意栖居”，获得人生自由的唯一选择。     

蔡元培美学思想初探

蔡元培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美学家和美育实践家。他全面吸收了德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康德美学思想的精华,提出并论述了美的普遍性和超脱性。对文艺进行中西方比较,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较早的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艺术的起源。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学说,并反复加以论证。他的美学思想,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对中国美学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徐缉熙教授和文艺学研究

徐缉熙,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教授,硕士生导师。1934年生于江苏宜兴县。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徐缉熙长期从事文艺学、马列文论、美学和《红楼梦》的教学和研究,先后开设“文学概论”、“红楼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艺学”、“中国古代美学”、“马列文论研     

中华古典美学研究的新开拓——评《中华美学发展论略》

中华古典美学研究的新开拓——评《中华美学发展论略》陈昌恒中国古典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流散形态和现象形态的美学，没有实现严整的理论一体化。一些研究者称中国古典美学为一种“准美学”、“亚美学”或“潜美学”。殷杰教授的新著《中华美学发展论略》（华中师大出版社...     

论“兴”的美学特征

“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范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包含了丰富的美学思想，体现了中国诗学重精致、主精致的整体特征。具体而言，“兴”具有直觉性、圆融性、超越性三大特点。“兴”是中国古典诗歌民族精神的表征。     

论徐志摩诗歌的古典美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留美国欧经历及所处的与传统文化决裂的“五四”时代，使他的诗艺深受西方诗学的影响。但是余志摩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诗歌有着精湛的素养，不管诗人主观上如何，他的诗里仍流淌着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基因。他诗中空灵飞动之气是对老庄美学思想的自然传承；他的诗有着中国古典诗歌的经典意象和恬谈的意境。所以徐志摩的诗具有清新、婉约、空灵的古典美。     

新诗的“变”与“常”笔谈（之二）——从三首旧题新咏的现代诗谈传统的转化

本期我们推出《新诗的‘变’与‘常’笔谈》之二。笔谈仍处在无“常”的状态，这是一种正常的学术状态。浙江大学的江弱水标举了几位现代诗人在1930年代通过古典意境来表达现代诗情的事例，肯定了他们使中国古典诗学获得新生的努力。他认为，这些诗人当年对传统与现代的兼容与有机转化是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的。     

开拓唐诗研究的新境界——丁放《唐玄宗与盛唐诗坛》学术研讨会述要

2006年11月11日,参加“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传承”学术研讨会的部分专家,在安庆师范学院就丁放教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的长篇论文《唐玄宗与盛唐诗坛———以其崇尚道家与道教为中心》进行学术研讨。安庆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汪青松教授,吉林大学沈文凡教授,     

玄学语境下的江州经学与陶渊明诗学的悲剧美学思想

陶渊明在４２岁以前深受江州经学的影响，其后开始转向道家的玄学，承揽了老庄的隐逸精神，在极端的贫病和困顿中“赌”一种人格的圣洁。他的诗文创作体现了其人格深层中的经学与玄学的冲突及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的冲突，在其隐循的背后遮掩着中国古典诗学史上最深刻、最惊怖的悲剧美学思想     

丁建军教授

丁建军，男，1967年8月生，湖北京山人，教授，法学硕士，先后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政治系、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现任荆楚理工学院政法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国家一级期刊《中国集体经济》编委，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员，湖北省宪法与行政法学会理事。丁建军教授主要从事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宪政以及法律文化方面的研究。曾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行政监督概论》，参编《法律基础概论》等各类教材5部。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专著《行政法治监督研究》，该专著在2006年中国行政管…     

《中国古典美学史》评介

陈望衡教授的《中国古典美学史》比较清楚地勾画出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轮廓,描绘了传统美学的大致走向,厘清了各个时代美学观念的内在联系与差别,从而比较全面地总结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特征。细读全书,该著如下几点与众不同：首先,以文化史为线索,将之贯穿到全书的各个章节与环节。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孕育的美学观是不同的,中国传统美学之所以自成一格,迥异于西方美学,也与当代中国美学不同,关键是形成这种美学观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中国古典美学史》紧紧扣住传统文化--儒、道、释的基本精神和审美情趣…     

值得重视的古典文献服务型应用研究——评李映山教授新著《文心撷美》

李映山教授的新著《文心撷美》按“文心探美”、“文心拓美”、“文心育美”,构建起“美学—美育—育美”的逻辑结构体系,以美为核心,以美育为着眼点,以育美为最终目的,将古典文献与现实生活、与其实际工作紧密结合,体现了一种深厚的历史意识和迫切的现实使命感。它拓宽了“龙学”的研究疆域,并尝试古典文献服务型的应用研究。不惟“独辟蹊径”,而且给“龙学”带来了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胜境。     

感应与冥合：中西象征主义诗论比较

中国象征主义引进西方象征主义美学观并将其植根于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美学特征。西方象征主义追求的是心灵与物质世界的对应、沟通和超越,中国象征主义力图要达到的艺术境界是“心与物冥”、主客消融、天人合一。周作人提出“象征即‘兴,说”,指出了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和中国古典诗艺在审美本质上的相通性,梁宗岱”以“契合说”为统辖,将象征这一西方诗学观念植入了中国诗学的土壤。     

上海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点介绍(二)

陈伟,1957年出生于上海。文学博士。现为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部(处)部(处)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崇高论》、《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文艺美学论纲》、《批判理论的批判--论马尔库塞的哲学与美学》(第一作者)、《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第一作者)等,主编有《东方美学对西方影响丛书》、《新编美学辞典》,参编有《中国古典美学丛编》、《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等。在《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河北学刊》等杂志上发表     

从比较美学看王国维的境界说

《人间词话》(发表于1908—1909年)是王国维(1877—1927)最具创意的论著之一,明确提出了境界说。这是一部美学——诗学论著,王国维以中国古典诗词为例证,阐述境界说;同时也以境界说为基准。评论中国古典诗词。《人间词话》及境界说,作为王国维治学途径转变(他在三十岁之前主要致力于西学研究,在三十岁之后主要致力于国学研究)之后兼容中西美学、诗学有关思想的成果,基本上摆脱了西方理论的束缚,体现了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从文体看,《人间词话》沿用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体式,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符合国人的论学     

“穷而后工”的美学学理机制

“穷而后工”作为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一个普遍原理,已被广泛承认,但很多人都只停留于承认它是一个中国古典诗学的术语而已。其实,“穷而后工”的原理不仅在中国古代诗学中具有重要意义,它的美学学理机制适用于整个艺术史。“穷而后工”理论的提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深入讨论中国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过程中,认真探求其学理机制,从而确定其在世界美学理论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     

美感陶冶、君子人格与语文教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章启群访谈

正章启群,安徽无为人,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西方美学史、现象学与现象美学、秦汉魏晋思想和艺术。主要著作:《哲人与诗——西方当代一些美学问题的哲学根源》《伽达默尔传》《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解释学》《新编西方美学史》《西方古典诗学与美学》《百年中国美学史略》《今天是什么?——用哲学的语言说》     

实践论视界下的“中国审美学派”

1990年代以降,“中国审美学派”抓住有重大意义的时代问题,提出了新理性精神文论、文化诗学和审美超越论,弘扬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与现代美学传统,有着鲜明的实践品格;在指导当今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提升民族人格修养与道德境界、有效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等方面,“中国审美学派”及其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