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定位

检察权有行政、司法和监督等多重性质。针对检察机关的职能冲突和定位模糊,检察权改革应强化和改善公诉权,以公诉权为核心予以定位,削弱检察机关的一般法律监督权。     

检察权等于法律监督权吗——法律监督权的实在法分析

将检察权等同于法律监督权的观点,是在法学界对检察权性质与改革进行激烈争论的背景下提出的。这种观点不仅招致了学界的批判,而且不利于检察权的合理配置。检察权是一种复合性的权力,包括公诉权、批准逮捕权与法律监督权（含职务犯罪侦查权、立案监督权和民事行政抗诉权）,法律监督权只是检察权的组成部分之一。     

论我国检察权的职权配置

我国的检察权配置受到分权制衡理论、列宁的法律监督理论以及我国检警相对分离的影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权配置现状.现阶段我国的检察权配置存在检察权的行政性比较明显、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权的定位是否准确等一系列问题.检察权的未来改革应当对检察权进行去行政化,并且应当削弱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权的属性,将监督权的权能回归人民代表大会,净化检察权的司法权性质.     

再论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角色

诸多因素导致检察机关在各类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具体角色与职能的争议不断。检察机关的地位与检察权的性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元问题。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行使的检察权的实质是法律监督权。检察权的各项具体权能虽都体现法律监督的本质,但监督对象不同,因此不存在所谓检察权的具体权能与法律监督权的抵触,也不存在各权能之间的冲突。随着公众社会公共利益意识的增强,检察权的具体权能应当按照法律监督的现实需要适度扩展,如将公诉权扩展至各类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中。现阶段,检察机关为维护生态环境社会公共利益,应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和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为主,不应以支持起诉的形式直接介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从权力运行的角度论公诉工作如何有效实现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

文章避开传统规范和价值分析途径,而是采用考察权力运行方式的政治学途径,来分析公诉工作惩治犯罪、保障人权是其产生及运行的两大天然价值目标。同时,在对当前普遍的倾向性观点——检察权应该是一种基于宪法定位的法律监督权进行分析反驳的基础上,认为检察权本质上是一种制约权,而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并非就是规定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将职务犯罪侦查权和公诉权纳入法律监督权的范畴,都存在一种牵强附会的逻辑缺陷。文章基于权力的效用来源于权力的流畅运行这种逻辑和经验认识,分析了我国检察权在当前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有效运行来实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     

论我国检察权的法律性质

文章概述了学界关于检察权性质的行政权说、司法权说、混合说及法律监督权说,对这四种学说的研究进路进行了理论批判,然后在三权分立模式下对检察权性质进行了总结反思,最后在中国的宪政体制下对检察权的性质进行一种探索性的学理解释,并回应了这种研究路径可能引致的质疑和批判,指出了法律监督权说的理论纰漏,认为我国检察权实为一种新型的与行政权、审判权并存的国家权力。我国检察权具有法律监督的功能,但不应定位为法律监督权。     

检察一体化的价值定位

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或检察官)是检察权的载体所在,它以法律监督机关的形式呈现出来。检察一体化是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工作的表现形式。对检察权、检察机关与检察一体化的探讨均须立足于既有法律秩序进行阐述才更有现实意义。     

监察权与检察权的属性、关系及其程序衔接

作为一种新型权力的监察权与作为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监察权不是司法权与行政权,也不是侦查权与审判权,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复合性的、新型的国家权力,而检察权的性质仍然应是法律监督权,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正确适用是行使检察权的最终目的。监察权与检察权二者均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以及相同的产生方式、相近的名称、类似的人员级别制度、相同的内部上下级关系等。但检察权与监察权适用对象与范围不同、监督方式不同、调查权与侦查权指向不同、立案程序不同。监察权与检察权在行使过程中要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做好程序衔接与协调,包括案件管辖的程序衔接、监察调查权的衔接、移送审查阶段的程序衔接、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衔接等。     

法治视野下的我国检察权合理定位

关于中国检察权属性的定位,目前存在多种学术观点。随着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检察制度的作用日益凸显,检察权的定位更需要明确。从我国的宪政结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和社会观念等具体国情来考察,法治视野下的我国检察权定位于法律监督权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检察权可以分解多项权力,其中,侦查权与公诉权是两项至为重要的检察权,也是法律监督的重要体现。     

论检察机关的地位

检察机关应当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还是定位为公诉机关,一直是司法改革中有争论的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我国国家的权力结构,认为我国的检察权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权。并且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分清楚检察权与立法权、司法权的界限,明确中纪委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和检察院法律监督的关系,防止检察权的过分扩张;另一方面要加强检察机关的合法的法律监督职能,从而更好的打击各种犯罪。     

论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关系

将检察权性质定位于法律监督权已基本成为学界主流的观点,但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于法律监督的含义还存在一些误解,需要进一步阐明。法律监督机关是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的政治定位,检察权的宪法定性和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是两个紧密相联而又不完全一致的问题,解决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上存在的问题,必须处理好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审判监督应当进一步加强,监督方式包括与诉讼相关的监督和与诉讼无关的行为的监督,审判独立和检察监督两大原则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实现二者的关系协调既要保证审判独立性和权威性,又要实现检察监督的法定性和实效性。     

行政权检察监督的法理分析和制度设计

行政权的检察监督符合法理,这是中国宪政模式下权力分工制约机制的应然内涵,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能发展完善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中华法系权力监督传统模式的延续传承。除了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监督内容外,检察机关还应当探索运用提请违宪审查、提出检察建议、提起行政公诉等监督方式,对公民、法人提出申诉、控告的抽象行政行为和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两类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监督。     

从乡镇检察室的运行机制中探究乡镇检察权的优化配置

当前乡镇检察室运行机制呈现独立型数量少、兼职服务型占绝对多数、机制运行依附性较强、独立履行职能差的特点,法律监督权尚未全面强化,参与创新社会管理途径并非多元。这与检察权的配置不科学有重要关系。因此,应当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配置,完善诉讼监督权,全面强化法律监督权,强化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检察权科学配置问题研究

检察权是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法律为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提供了许多保障措施,使检察权在追诉犯罪、惩治腐败、纠正违法、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我国检察权的配置还存在一些问题,不仅制约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而且制约了检察机关的发展。通过改革,完善检察权,使检察权配置更加科学合理,保障检察权充分而有效地行使,是检察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     

检察机关并案侦查权问题研究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的职务犯罪案件常常与一些非职务犯罪相关联。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下,检察机关缺乏对于相关案件的并案侦查权,影响了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起诉与审判。我们有必要分析现有刑事诉讼法律关于职务犯罪侦查的相关规定,建议赋予检察机关对于此类案件并案侦查权,确保我国检察权合法、公正的运行。     

新刑诉法背景下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运行机制研究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试点到全面推开,《刑事诉讼法》相应进行重要调整,特别是以自行侦查权、机动侦查权、补充侦查权架构而成的检察侦查权体系被赋予全新的外延.检察侦查权的结构变动带来与公安侦查权、监察调查权间的关系变化和相互衔接,对检察侦查权的权力运行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在对侦查概念和检察侦查权的调整予以规范解读的基础上,...     

论行政权的法律监督

法律监督是对法律实施进行的监督。自人类社会设计权力的制约制度以来,始终存在权力分立与制衡以及独立设置法律监督权的两种不同思路。中国的法律监督制度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都呈现出制约权力的基本特征。从法律监督制度的制度渊源看,中国古代的言谏制度和御史制度、前苏联和现今俄罗斯的法律监督制度、西方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始终体现着独立设置法律监督权的制度设计路径。我国承担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应当恢复法律监督的本来含义,尝试对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监督。     

司法权：法治视野下检察权的必然归属——也论检察权的定位

以民主原则、宪政和法治原则、权利制约原则为前提,结合我国宪政体制和监督体系来看我国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与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并不矛盾。现代检察制度是大陆法系实现对法官和警察的双面控制、以权力制约确保民主与法治的产物,我国系大陆法系一脉,应强化检查制度独立性,以权力的程序控制为核心实现对检察权能的合理配置。     

论检察权的外部配置——以司法权力结构的平衡为视角

在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检察权的外部配置成为司法职权配置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实现检察权外部配置的最优结果,可以通过加强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监督、相对强化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适当调整人大对审判机关的监督,改变现有的权力制约模式、建立新型的权力结构,从而形成司法权力结构的一种平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