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医药卫生界的友好使者——“笹川生”

在中国医药卫生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活跃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8大学科的各个岗位上,在他们的履历中,有着一段相同的经历——曾获日本川医学奖学金赴日研修。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笹川生"。     

中日“樱花”意象比较研究

将樱花纳入文学与文化的视野加以考察分析，发现中日两国文学作品中的“樱花”意象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中国的“樱花”意象是樱桃文学大力发展下的产物；而日本的“樱花”意象则有其自身发展的源头，虽然在演化过程中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很快又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中日两国诗人对樱桃、樱树和樱花、樱桃花的认识与分类都是模糊的。而两国诗人对此意象的不同处理，又体现了不同的民族审美。     

浅析中日关于“红”的异同

用一个颜色代表中国的话,映入人们脑海的首先是红色。中国人对于红色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内容广泛。对于同一颜色“红”,中日两国人民有着不同感情,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两国对于“红”色的不同认知．欲寻求其根本原因。‘     

浅析中日词语“次第”的词义演变

中日文化既存在文化融合又有本质的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就体现在中日汉字的差异上。本文从中日词语"次第"的词义演变进行比较阐述,中国"次第"以"等第,顺序;依次"为基本义,演变出了"情形;不久;急速;规模;气派"等义项。而日本在"移植"和发展中国"次第"的基本义之后,最突出的是融入了歌舞伎文化。尽管"次第"一词在日本语言文化中的发展演变并不如在中国的复杂多样,但在两国的文化传承中却遭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当下的中国语用体系中,"次第"演绎成了文言词和难词;而在日本,则变成了常用语。这主要归结与两国不同的具体历史语境和语言文化的传承态度。     

中日“婚嫁”忌讳语对比研究

婚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人生仪礼中的重要阶段。中日语言文化间的相似性使中日两国的婚嫁礼俗、仪式及婚宴场合下的忌讳语有着相似乃至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容易让人联想到离婚、再婚、感情不和、死亡等方面。但是,不同国家、民族的语言有其自身特色,所以“婚嫁”忌讳语的表达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通过此研究,可以透过语言现象把握其背后的文化特性,洞察中日民族文化的“同”与“异”,深化对中日语言与文化的理解。     

中日之于“白色”心理反应对比研究

中日对"白色"的心理反应有一定的差异。中国人对白色的心理反应具有复杂性,而日本人则对白色多表现为正向的心理反应。受原始自然崇拜的影响,中日两国人都对白色表现出了积极的心理反应,中国人由于受到自身文化的影响,还对白色表现出了消极的心理反应,而日本人则自始至终都基于原始信仰和对大自然的崇拜,一直较强地表现出对白色的积极心理反应。     

中日数量形容词的对比研究——以“多”与“少”为中心

中日两国语言中表示数量的基本形容词是“多”和“少”,但用法不同.日语里的“多”和“少”在必要时要发生形态的变化.中文里的“多”和“少”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需变形.另外,中文里的“多年”一词不能直译为「多い年」.文章就中日两国中的“多”和“少”这一对基本形容词的意义、用法作比较,探究两国形容词的异同点.     

关于个体间交流中“自我表露”的中日比较——以初次见面为中心

在人际交往中,为了能让彼此更深入地了解对方,人们往往会通过自我表露的方式,将自己的相关信息渗透在会话中,缩短彼此间距离,因此,自我表露在交际中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为探索中日自我表露差异,通过调查问卷及访谈调研方法,对中日青年在初次见面过程中自我表露方式及程度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表明,在初次见面场合,日本人与中国人的自我表露程度都比较低,但是中国人的自我表露程度要高于日本人。     

从“红”与“白”透视中日文化差异

由于各个民族的历史背景、文化、价值观念以及信仰的差异,再加上颜色带给人的不同感受,使得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色彩,日本是白色,中国是红色.白色与红色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性格和文化心理,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和感觉模式.通过分析"红"与"白"在汉日语中的文化内涵,以便对中日文化的异同有更深的了解.     

解析中日“忠”文化的差异

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内的中日两国,在“忠”文化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本文以“忠”文化为起点,简析了两国之间文化的差异,在“忠”文化产生的时间、行为、思想、对象及意义等方面作了探讨。     

“萌”与“萌え”的中日对比研究

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萌货”、“卖萌”、“萌翻了”等等与“萌”相关的词组,这一富有新意的词语与日语中的“萌え”有着深厚的渊源,虽然中日两国都使用表意文字汉字,但是由于中日文化背景的不同,“萌”在中日两国的使用也呈现出诸多区别和联系.本文通过搜集大量中日语料,对比“萌”与“萌え”的词性、词义和使用方法,试论汉语的“萌”和日语的“萌え”在使用上的异同.     

架起中日友好交流的桥梁——记日本东京后乐寮寮生委员会

日本东京文京区有一个地方叫做"后乐",因此地有日本著名的"后乐园"而得名。后乐园是由江户幕府的副将军德川光八方于17世纪初期主持修建的。在修建"后乐园"时,德川光八方听取友人、明朝大儒朱舜水的意见,依据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所作《岳阳楼记》之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庭园命名为     

中日语言里“虫”惯用语的比较分析

惯用语是一种习用的固定的词组,既有三音节为主的固定格式,又有比较灵活的结构和强烈的修辞色彩。它通过比喻等方法而获得修辞转义。是每个民族长期使用发展起来并逐渐固定下来的语言形式,通过它可以充分反映出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之间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在本质上蕴含着浓厚的民族文化精髓。我国对汉语成语、谚语以及歇后语等语言现象的研究较多,对惯用语进行深入研究的却不多见。该文试图通过对汉语和日语中"虫"惯用语的对比分析,来探讨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对"虫"的相关认识,并藉此来探寻"虫"惯用语的产生根源及其背后蕴含的各自的民族文化。     

中日高中“数学史”教科书的差异及启示——以“古埃及、古巴比伦以及古希腊”部分为例

日本高中数学设置有“数学基础”必修课程,以教学发展的历史为主线．社会生活中的数学内容为依托,来呈现对应的数学知识．本文就日本实教出版株式会社出版的《数学基础》前两章和我国人民教育出版社《数学选修3—1·教学史选讲》的内容,从日本数学教育和教科书背景、中日教科书在“数学史”的异同比较以及《数学史选讲》的优点和《数学基础》对其的启示总结．了解日本高中数学教科书的内容、编写特点等,提供给我国数学教育改革争发展一定启示和借鉴．     

“南京大屠杀”在中日历史教科书中的不同反映

历史教科书中如何认识和描写“南京大屠杀” ,关系到如何认识历史 ,如何教育下一代的大问题。中国很重视对学生进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教育 ,各家教科书对这一事件都有详细描述 ,都配有插图 ,都设计了针对这一问题的习题 ,由此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日本历史教科书把重点放在这一事件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上 ,描写这一事件的分量也很少 ,同时还存在着史实错误。我们希望日本能正确对待历史 ,教育好下一代 ,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中日复交前日本外务省的“台独”政策

旧金山媾和后,因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选择与台湾当局媾和,遂在法理上摒弃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20世纪50年代中叶至60年代中叶,日本外务省出于拓展市场和国内政治稳定及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在坚持旧金山条约体制的前提下,曾策划通过让台湾独立而达到和大陆恢复邦交的外交政策,然其终因国际政治过程并无实施的条件而未能得逞。     

中日两国高中地理教材难度比较——以“地貌”为例

教材难度是衡量教材质量的重要指标,对不同版本的教材进行难度定量比较有利于促进新一轮教学改革。文章以“地貌”内容为例,运用课程难度模型和“二维度四指标”模型对中日两国主流教材的难度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研究发现,日本2016年文部科学省审定的东京书籍版《地理A》的难度大于201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教科书地理必修第一册》,后者的整合广度和表征深度较前者低,质性评价表明两版教材的表征形式各有特点。     

中日文学如何“关系”——以2011年度的研究状况为断面的思考

对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向来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本年度,学者们的两百余篇论文围绕各自关心的课题进行探讨,均取得十分可观的成绩。其中值得推荐的是王晓平对日译本《聊斋志异》的接受与变异的系列研究、王向远对日本古典文论幽玄、心的研究、刘伟对伊藤虎丸的鲁迅观的研究、王升远对日本作家笔下的周作人实像与虚像的研究及以都市空间为视角的研究等等。     

“身教”与“身学”——中日阳明学的教育启示

新时代的教育需要培养知行合一的实干家。要实现教育中的“知行合一”,就要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行动,来掌握知识,增长才干。身体作为教育的主体,教师和学生只有全身心投入,才能实现“真学”,获得“真知”。阳明学注重身体的修行,强调实践的作用。通过对比研究显示：中日阳明学的教育启示主要体现在修己和治人两个方面,修己对应“身学”,治人对应“身教”。“身教”与“身学”,即聚焦于身体的“教”“学”双向活动,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在实践性上体现了统一。通过“身教”与“身学”,达到教学相长、共同进步,才是教育界的良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