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汉学德性思想的特点探析

清代乾嘉考据学派林立,各自有其丰富的德性思想,但又有其共同特点,在人性论和理欲关系问题上,认为性中有欲,理欲统一,承认情欲的合理性;在德性原则和方法方面强调达情遂欲与躬行践履的重要性;"实事求是之学"是乾嘉考据学派"明道"的基本途径.     

乾隆年间治理替考舞弊的历史经验

替考是常见的舞弊形式。清代乾隆年间,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替考舞弊凸现成为考试大弊。为此,清政府将清除替考舞弊作为治考的重点,大力开展清查活动。就其治理效果而言,严查究治之效显著,每次都打击了替考舞弊,保障了考试的顺利进行,但最终结果不仅未能绝其根株,反而使替考舞弊有增无减,更加频繁。这两种对立的效果,为后人治考并探讨清除替考舞弊的有效途径提供了借鉴。     

段、顾之争的若干问题及乾嘉时期校勘理论的发展

乾嘉时期,段玉裁和顾广圻在文献校勘问题上产生了一场影响很大的争论,顾广圻主张“不校校之”,段玉裁主张“定底本之是非与定立说之是非”。关于这场争论,后世或是段而非顾,或是顾而非段;或认为是吴、皖两派校勘家的门户之争,或认为是对校、理校的校勘方法之争。实际上,段、顾之争只是方法论上的不同,并没有对立性的分歧,不能断然当成是吴、皖两派校勘家之间的对立。段玉裁“定底本之是非”的原则顾广圻也在用,顾广圻“不校校之”的理论段玉裁也是认同的。段、顾之争直接推动了清代校勘学理论的发展,卢文招的“两通者但注其下”的原则,王引之的“三改三不改”论,都是这场争论的产物。     

论雍乾女性词的创作主体特征

闺秀与名妓历来是女性词创作的两大主体.然而在雍乾时期,随着官妓制度的废除、私妓文化修养的衰减、士子与歌妓关系的变化以及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金钱诱惑使歌妓以精通诗词曲赋为时尚渐变为以追逐利润为指归,名妓创作群体遂开始衰落.闺秀却仍以其良好家庭氛围的熏陶在词坛占主要地位.她们多数出身大家世族或来自书香世家,多才多艺且交游相对广泛.     

清乾隆年间绥远城房屋变价探析

清朝乾隆年间,绥远城内出现两次较大规模的兵房衙署变价活动,这两次活动发生均因为官兵军事变动。具体变价活动由山西巡抚带领各县县令评估,售卖完成,是清政府的官方行为,这两次房地变价影响了清政府驻防满城房地政策、体现了绥远城及其驻防满城的军政和财政分离的特点,确定了绥远城房地产交易的模式。开启了绥远城房地私有化进程。     

乾嘉"汉学"范畴演变的多维考察

＂汉学＂这一学术名词不是清代所独有的,它本身就有不同的内涵和较为清晰的历史演进过程。清初以惠栋为首的吴派汉学,乾嘉时期极盛的皖派、扬州派是当时汉学的主流,三派汉学研究各有其不同的范畴,同中有异。     

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研究

随着近世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几千年“大一统”传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王朝至清康乾盛世下也发生着变化。清廷在继承封建统治体制和观念的同时,也在潜意识的作用下加强了对中国的统一。其中康乾盛世下清廷的西藏及黄教政策就充分体现了此点。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清廷通过几次对藏用兵和体制改革,最终使西藏由中国传统的藩部转变为受中央政权有效统治的地方必要行政区域。虽然其间清廷在某些政策的运作上还存在不足,但此举却极大地强化了中央对西藏等藩部的统一,并最终促使传统的“大一统”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     

论乾嘉之际诗歌创作力量结构及其诗史意义

乾嘉之际的诗坛,中下级官吏诗人群是主要的也是成就最大的创作集团,打破了由台阁诗人主导诗风的状况。这一情形的出现,是古典诗歌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清代诗史自身的重要变化。它不仅揭示了诗歌创作力量核心从庙堂的向下转移,更引发了诗歌内涵、诗歌精神的整体变化,其诗史意义可谓大矣。     

乾隆时期云南的农业开发

乾隆朝开发云南农业,不遗余力。根据实际,乾隆朝重农功,兴水利,鼓励云南各地开垦弃土、借帑修渠、化瘠为腴,提倡＂足食为民生之本计,教稼为王政之先图＂,并对贫穷百姓施以救济,借给籽种以助春耕,同时关注滇省气候,心系滇农,赈恤灾黎。此外,为了增加农业劳力,乾隆朝甚至淘汰僧道,以充民力。乾隆朝对云南农业的开发,保证了云南社会的稳定与经济发展,促进了云南人口的稳步增长。     

康乾南巡、典籍编纂与文化事业

康乾南巡期间,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与江浙地区的文人士绅群体积极互动,通过特恩加试、官绅书赋能力测试等方式考察和延揽人才,并积极搜寻典籍或接受文人士绅进献书籍画册。帝王对江浙地区文人及文化资源的吸纳,为其在京师和江浙地区以汉文化典籍刊刻为核心的典籍编纂事业储备了力量,并在南巡中及南巡后,将经过清政府重新调整、系统整理后的文化典籍颁赐给江浙地区,而江浙地区颁赐典籍的贮藏之所多为南巡影响下的行宫或名胜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