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道德哲学的内涵及其现代启示

康德道德哲学从道德动机入手,阐明了善良意志、责任、规律的先验性,主观原则和客观规律的符合原则,定言命令的强制性、普遍性和必然性,得出“普遍立法”、“人是目的”、“意志自律”三大道德法则。从双重立场看待人,解释了自由的积极含义,赋予理性无比崇高的地位,彰显了人作为道德最终的自在目的尊严和价值,并对我国道德教育有着诸多的启示。     

中国传统整体主义价值观与大学生道德价值观教育

中国传统整体主义价值观是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也是代表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宝贵资源。在当代大学生道德价值观教育中，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整体主义价值观进行梳理，在与大学生现代道德要求的同构契合和异质冲突中，使其得到批判地继承和创造性地转换应用，帮助大学生形成具有时代精神、体现民族特色的道德价值观。     

道德智慧教育与人生幸福

幸福是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伦理学、经济学、心理学对幸福的研究都为教育学关涉幸福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素材。从教育学的视角看,幸福可以说是人需要培养和有待发展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需要通过好的教育特别道德教育来磨砺。道德教育要改变长久以来幸福目的失缺的状况,倡导道德智慧教育,让道德教育以学生的生活为基础,以人生幸福为价值追求,提升学生的道德智慧水平及幸福生活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感受、体验和创造幸福。     

大众媒体对青少年道德价值观影响调查分析

通过问卷对青少年的道德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调查发现,电影电视是影响青少年道德价值观的稳定媒体,媒体影响在道德价值观的类型与范围上存在差异。媒体影响下的青少年思想道德状况在年龄上基本已经形成了差异明显的两类群体。同时应该注意到,以教师为代表的传统教育主体仍然以一定优势影响着青少年的道德价值观,但其道德教育者的身份已有出现严重危机的迹象。从总体来看,大众媒体是影响青少年道德价值观的绝对力量,而青少年对大众媒体的道德价值观影响具有一定判断能力。     

试析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由

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自由概念是就两种意义而言的,第一种是积极意义上的,即自由就是自决,它指出自由是什么;第二种是消极意义上的,即意志这种起因作用是独立于自然界中的因果律,它指出自由不是什么。但这里的自由概念没有证明人性真是自由的,而是为道德的最高原则——自律而假设的。然而,由于道德律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理性方面的事实,因此自由一定属于人的意志,而不纯粹是一个假定。     

道家道德智慧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现实中很多心理疾病是与人们的道德价值观的偏差密切相关的,因此心理健康教育应该将道德培育和心理调适二者相结合。道家道德智慧可以说是关于人如何立身处世的智慧,其抱朴守真、自然无为、淡泊名利、柔弱不争,致虚守静等思想能帮助人们正确处理人际关系,调节心理状态,培育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对今天的心理健康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传统道德智慧的实践伦理特质及启示

先秦道德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的开端,同时其在伦理价值取向、道德生成机理和道德建设方式等方面所彰显的实践伦理特质也影响着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民族形态。中国传统道德智慧因其固有的实践伦理特质不仅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提供历史参考和方法启示,同时也为破解现代性伦理困境提供源自中华文明的道德智慧。     

中国的道德价值观及其教育

世界之交的中国，道德水平的下降和道德教育的不尽如人意，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问题在于教育与现实相脱离，其中主要是社会道德的现状变化，而道德教育却面临诸多矛盾。为此，笔提出，在道德教育中应注意务实性，导向性，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言传身教育和自身我修养，应完善奖惩机制等。     

道德智慧教育：我国中小学德育的一条有效途径

道德智慧是一种最高境界的道德,是道德和智慧的融合,即它融合了道德理性和道德非理性,是一种和谐、适度、圆融的精神境界,它建立在广泛的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上,人只有通过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才能获得。我国传统道德智慧的精神实质是“中德”智慧。本文分析了道德智慧的内涵、功能、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道德智慧教育,力图找到中小学知识传授与提高学生道德水平的最佳结合点。     

深圳特区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现状分析与启示

深圳特区大学生道德价值观具有对他人与集体的无私奉献与对个人利益的关注并重,崇高的道德理想与“惨淡”的道德现实矛盾斗争,对自我的道德要求与对他人的道德评价反向交错,对传统美德、合理的市场经济道德和西方先进道德观念兼收并蓄等特征。深圳特区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现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教育启示有：一是要允许多元道德价值文化的存在;二是要建立新型的主导道德价值观;三是要构建层次性道德价值观体系。     

两种平行的价值:道德价值与非道德价值——如何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规范性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只有出于责任的行动才有道德价值,人的感性欲望即使让人做了合乎责任的行为,也没有道德价值.责任与感性欲望虽然不同,但是在同一个行为中却可以平行地同时存在,因为他们分别以两种不同的价值为目标:责任对应道德价值,感性欲望对应非道德价值.对二者关系的理解也就是对康德道德哲学规范性的理解,最终必然要追溯到康德的人性论:只有按照应然的人性去生活的人,才算获得了人的自由本质,成为一个真正有尊严的人.但现实往往与之相悖.康德倾向于将好生活设想为他理想中的人性得到实现的生活,并将之设想为唯一一种生活目的的论断过于武断.     

儒家道德修养标准给中学德育的启示

儒家道德修养思想标准虽然具有时代的阶级局限性,但又有很多在中国历史上哺育了无数仁人志士的超越时代和阶级可继承的内容。该文就忧惠修养思想标准、谦恭修养思想标准、知耻修养思想标准进行了论述,使中学德育植根于儒家道德修养思想的沃土,体现中华民族的特色和优势,使中学道德教育得以健康发展。     

试论传统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自孔子以来的儒家先贤们都非常重视道德教育问题,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人物,确立了儒家以仁为中心、以促进个体德性人格的养成和现实伦理秩序的完善为旨归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历代儒家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传统道德教育思想,使之不断趋于完善,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理论影响和借鉴意义,就当前社会而言也同样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尤其在道德教育内容、教育原则和方法等方面,在新时期,进行反思、批判和继承,显得十分必要。     

儒家伦理思想在新加坡道德教育中的升华及启示

在新加坡儒家伦理思想与现代公民道德教育得到了完美结合,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八德"和五大共同价值观即是对儒家精神进行的现代意义上的转化和升华。新加坡在儒家伦理思想与公民道德教育的结合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

本文在阐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伦理道德思想的基础上,分析了它对新时期高校伦理道德教育所具有重要启发价值。     

自由与自律:康德道德教育思想研究

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与其批判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区分自然与自由的基础上,康德认为道德和道德教育属于自由的领域,自律是道德教育的惟一法则,而"人是目的"则是道德教育的最高指向,与此相应,在道德教育中应采用苏格拉底式的方法。康德道德教育思想中所蕴含的尊重人的理念对人类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教师的道德哲学作为道德教育隐蔽课程的价值及其局限

教师的道德哲学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具有理性与经验性并存、自觉性与习常性共在的特点。教师的道德哲学成为学校道德教育隐蔽课程的最基本构成要素是逻辑与现实的必然。在学生看来,教师的道德哲学甚至比正式的道德课对道德问题更具解释力,因此其对学生道德发展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教师的道德哲学对于道德教育任务的完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作为道德教育的隐蔽课程又有一定的局限性。     

价值引领:教师的道德责任

教师作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负有重要的道德责任.教师的道德责任要求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承担教育引导和道德示范作用.在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里,教师的道德责任强调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该以尊重、理解以及召唤等方式澄清和引导价值的生成,从而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     

Kant's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Between Relational and Systemic Approach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view Kant's approach to education in the broader context of Kant's philosophy of culture and history as a process whose direction should be reflectively assumed by human freedom, in the light of man's moral vocation. In this context, some characteristic tensions of his enlightened approach to education appear. Thus, while Kant takes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to be a radically moral enterprise all the way through—and hence, placed in a relational context—he also aspires to constitute education as a science, to be improved through experiments, thereby paving the way for a systemic approach to education; in spite of its moral inspiration, his systemic approach not only could enter into conflict with the moral demand of taking each individual subject as an end, but is also marked by an intrinsic paradox, already involved in the ambiguity of the term ‘humanity’, which might mean a) humanity as a moral disposition present in each individual human being or b) humanity as a whole, as the ‘human spe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