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汉军旗人督抚的历史作用

以清初的汉军旗人督抚为研究对象 ,从民族融合的角度 ,分析了汉军旗人—满汉融合的“混血儿”,在清初所起的历史作用——即成功地充当了满汉民族融合的“粘合剂”     

清末旗人的民间自救

清末,清政府在革命排满与立宪改革的压力下,决定"平满汉畛域",并拟以十年为期将驻防尽行裁撤,从而形成新的八旗生计问题,也就是所有被裁旗人的出路问题.清政府为解决旗人生计多方措置,部分旗人也奋起自救,但也有部分旗人不思进取,这与长期以来旗籍对旗人的束缚以及旗人对旗饷的依赖不无关系.     

老舍笔下的旗人形象

作为一位满族作家,老舍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的旗人形象。这些旗人形象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吃着“铁杆庄稼”、讲究规矩礼节和吃喝玩乐的老派旗人;失去了旗人的体面和尊严、借着洋人的势力满足其贪欲的新派旗人;既吸取了满族文化优长,又扬弃了其消极面的正派旗人。通过这些旗人形象的塑造,老舍艺术地再现了清王朝“残灯末庙”时节作为王朝统治基础的八旗制度的衰朽和旗人社会的分化,由此揭示了清王朝走向崩溃的历史必然性。透过这些旗人形象,我们可以发现老舍对本民族文化既批判又眷恋的复杂情感。     

清初满汉两种法律文化的对峙

本文以清初的“逃人法”为例,对满汉两个民族的法律文化的对峙进行了分析,认为清初社会的动荡不安与这种文化对峙有着直接的关系。作者还分析了满汉两种法律文化对峙的原因及其价值,认为正是在这一对峙的过程中,促进了两种法律文化的相互吸收与融合,促进了清初法律秩序化的新走向。     

满语衰微原因解析

满语作为有清一代的国语。在民族融合的大潮中经历了其产生、发展、繁荣以及衰微的过程。以民族融合为立足点,对其中的满汉杂居、满汉通婚以及满汉文化融合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满语衰微原因。     

康熙朝汉人补旗缺事例研究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划分旗籍和民籍,对汉人补缺加以制度上的限制。旗缺作为满、蒙、汉军八旗组织内部的官职名额,更是将汉人排除在外。但纵观清初补旗缺人员之身世,尚有汉人担任副都统、将军等特例存在,且康熙朝居多。清初汉人补旗缺这一反常现象,是清朝统治者缓和尖锐的满汉矛盾、稳固统治与加强沿边海防的重要举措。     

靖道光时期汉族翰林与满洲翰林地位之比较

清中期以后，天下大致太平，战事明显减少，高官大吏多起自科举，而科举之中最重翰林。不仅汉族士人如此，满蒙汉军旗人士子亦如此。此外，清代一直推行“首崇满洲”的国策。在科举方面，虽然在一甲进士和状元及第等名义上照顾汉族士子，但真正受皇帝信赖倚重的大臣，仍然是本族士子。在翰林群体中，满洲翰林的地位和作用远远胜过汉族翰林。这一点在鸦片战争前后活跃于政坛的几位翰林身上便能清晰地反映出来。活跃于当时政坛的两派阵营中的领军人物皆出自翰林，但较量的结果可想而知。本文利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清道光时期满汉翰林之分歧较量的过程予以深入剖析，验证了“满重汉轻”的历史事实。     

袁世凯被黜考辨

一九○九年一月袁世凯突然被“开缺回籍”,咎其原因,史家咸以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满汉斗争及西太后死后摄政王报“戊戌之仇”所至。笔者颇不以为然,故敢陈愚陋,恳求大方斧正。 一、袁世凯不是满汉斗争的失败者 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满汉斗争发轫于清初,激化于同治(一八六二——一八七四年)以后,而形同水火则是“立宪倡导以来”,当时北京城内“满汉司员,见面不交语,对于政务满人专断处置,汉人敢怒不敢言。”于是荣庆与张百熙、奕劻与瞿鸿矶之争前后相随从。满人操生杀之柄,汉人辄被褫职免官,张、瞿去官后满汉斗争则表现为满清贵族的排袁(世凯)斗争。但此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实     

清初俸禄制中的满汉差异

清初俸禄制中的满汉畛域明显表现在雍正三年之前,因存在时间较短,其重要性往往易于被人忽视。清初俸禄制中的满汉差异,是清朝官制中民族畛域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是揭示满汉官政治待遇不平等、满洲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治国理念,及其民族政策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清代前期八旗汉军特殊作用浅议

八旗汉军——满语称＂乌真超哈＂,即装备火器作战的重装步兵。作为八旗满、蒙、汉三大组成部分中最后完成的拼图,编成于清太宗崇德七年（1642年）的八旗汉军在政治角力与武力运用上对清军入关进而一统天下产生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清初八旗汉军运用火器征战、充任地方文武官员、笼络汉人及连接满汉关系等方面体现得更加明显。     

清初对江南缙绅的政策及其变化

清初,降清的大批故明汉官成为清朝入关后政治、军事不断取得胜利和稳固统治的重要力量,清朝统治者一方面依靠、任用汉官,将其视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另一方面在涉及满汉矛盾和动摇满洲贵族集团根本利益问题上,毫不犹豫地惩治汉官中异己分子。顺治帝亲政后大胆任用汉官,同时对降清汉官始终保持高度警觉,特别是对江南籍汉官的猜忌和打压尤为明显。严厉惩处江南籍汉官和严禁结社订盟的政策,表明顺治帝对江南文人崇尚气节、复明排满情绪以及可能出现蔓延之势的极度忧虑和恐惧。清初对江南缙绅的猜忌、提防和弹压,是在清朝入关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冲突的反映。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臻巩固和关外守旧满洲贵族的逐步消失,面对新形势,清统治者对江南缙绅的政策也产生了某些变化。     

汉族和中华民族的形成

汉族渊源于史前主息于黄河长江流域农耕氏族部落的大融合，在秦汉时代基本形成，在魂晋至明清几次大的民族融合中发展壮大，在近代爱国救亡运动中觉醒，并与中国少数民族融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从而形成中华民族，现代的民族平等政策使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兴旺繁荣。     

论清代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政策

清代非常注重对北部边疆的经营和开发,但在汉族移民问题上带有很大的民族和阶级局限性。通过对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政策的分析,论述了汉族移民政策转变的过程及原因,从中也可以看到满蒙关系的变化。     

《酉阳杂俎》中的“黥”文化研究

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黥篇》以＂黥＂为篇名,集中、系统、大量地介绍了唐代社会中文身、文面及点面等内容。通过对＂黥＂篇中有关唐代文身习俗的记载进行系统的分类,不难看出唐代汉族文身（黥）作为一种原始艺术和民族文化,不仅体现了人类一种原始的审美观念和宗教意识,还是一种个体情感的宣泄方式,甚至黥面、黥体除了作为美饰和成人礼、民族尊严的象征外,也作为一种刑罚和妒妇对奴婢的一种惩罚手段。另外,从文身在中原汉族中的流行不难看出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和唐文化的兼容并包。     

清代北京的科举考试

清朝是由满族建立起来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既延续了明朝的科举制度,又结束了科举制度。清代北京的科举制度大致和明朝相同,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即对八旗,特别是满族八旗和蒙古八旗尤其关照。在顺天府乡试名额中,人数很少的满族却和人数众多的汉族相等,而且考试要求很低。鉴于顺天府的特殊地位,顺天府乡试第一场试题由皇帝钦定,后两场试题也要经皇帝同意,顺治和乾隆甚至亲自规定顺天府乡试生员取中名额。清朝北京的科举考试虽然培养了一批人才,但由于科举制度的僵化,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随着清廷废除科举制度诏令的颁布,其被最终废止。     

清道光时期汉族翰林与满洲翰林地位之比较

清中期以后，天下大致太平，战事明显减少，高官大吏多起自科举，而科举之中最重翰林。不仅汉族士 人如此，满蒙汉军旗人士子亦如此。此外，清代一直推行“首崇满洲”的国策。在科举方面，虽然在一甲进士和状元 及第等名义上照顾汉族士子，但真正受皇帝信赖倚重的大臣，仍然是本族士子。在翰林群体中，满洲翰林的地位和 作用远远胜过汉族翰林。这一点在鸦片战争前后活跃于政坛的几位翰林身上便能清晰地反映出来。活跃于当时 政坛的两派阵营中的领军人物皆出自翰林，但较量的结果可想而知。本文利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清道光时期满 汉翰林之分歧较量的过程予以深入剖析，验证了“满重汉轻”的历史事实。     

论清代盛京地区传统教育

明代辽东地区确立了以科举制为核心的儒学教育体系。清代该地为盛京将军辖区,其教育因袭明制,但又区别于前代衣同期关内地区。清朝进行新式教育改革前,其龙兴之地盛京地区的满汉教育均得到充分发展。本文通过梳理中外史料,介绍清代前、中期盛京地区的教育结构及内容,展现满汉教育发展的具体状况,以期有利于清代东北教育文化研究。     

元与清定立国号的思想文化分析

忽必烈在汉臣建议下所定国号“大元”,取义与汉民族儒家经典《易经》密切相关,也合乎蒙古民族敬天的习俗,并与“大蒙古国”、“大朝”一脉相承。“大元”国号的定立,包含了赢取中原正统的政治与文化的企图,反映了蒙古从游牧国家到中原王朝转变的完成。努尔哈赤所建“金”国号,曾经是女真政治与民族共同体的鲜明标帜;皇太极易“金”为“大清”。“大清”不仅在气势、取义上胜过“大明”,而且顺应了汉人一般的思想观念,又能为女真或满洲民族所认同,为蒙古各部所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