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汉杂居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的社会记忆——一个村落“呼图克沁”艺术活动的人类学反观

内蒙古赤峰市萨力巴乡乌兰召村＂呼图克沁＂是由傩文化、萨满文化、查玛文化、汉文化、蒙古族民间文化等融合的产物。从艺术特色来看,＂呼图克沁＂继承了蒙古族萨满教傩舞、佛教查玛、汉族秧歌的有益成分,堪称是蒙、汉、藏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尽管＂呼图克沁＂受上述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它却始终保持有蒙古族民间文化特色。它为蒙古族群众喜闻乐见。它的演员全是蒙古族人,它的表演全用蒙古语,由此可见,＂呼图克沁＂是地地道道的蒙古族民间艺术,尽管受多种文化影响,却改变不了它的这一本质。     

蒙古族“呼图克沁”传承的动力机制探讨

蒙古族“呼图克沁”传承的动力机制来源于：现阶段村民的传统价值观及内心需求;市场经济及其经纪人的出现与推动;政府政策的松动与认可;专家学者民族民间艺术资源的发掘与利用;传统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需要注意的是,“呼图克沁”传承机制中存在的现实力量,不是哪一个单一因素或力量,而是多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民间仪式音乐“大歌”研究之一论灌阳县丧葬仪式“大歌”的世俗性

灌阳县丧葬仪式中的大歌，虽然在庄严神圣的仪式中演唱，但却讲人事，唱人情；不讲鬼怪，不唱神仙。大歌所表现的内容、演唱和欣赏大歌的人以及大歌的效果，都是在世俗的境域内，大歌具有浓厚的世俗性。     

扬州"花鼓戏"的艺术特点及其成因

扬州“花鼓戏”虽然是一种地方小戏，但它具有音乐的兼容性和独特性、表演艺术的模仿性和喜剧性、内容的多样性和世俗性等鲜明的艺术特点.扬州“花鼓戏”由于受到地理因素、观众需求和艺术氛围的影响促成了这些艺术特点的形成.     

论我国民间神灵信仰的世俗性

我国古代民间神灵信仰具有世俗性，不存在以“理性化”、“祛除巫魅”为特征的世俗化过程。我国学所谈论的世俗化，实质上是儒学化，是与世俗生活的融合。神灵信仰的世俗性表现了功利、伦理、泛化等倾向，有对生产方式、生活态度和传统化的导向作用，与西方基督教世俗化有本质不同。     

浅议“腊呼羌”红绑腿的装饰美内涵

本文阐明了羌族的一支“腊呼羌”,服装美术中“红绑腿”的存在因素,探索了它的历史根源以及它的劳动观、宗教观的内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说明了“红绑腿”是“腊呼羌”的服装美术特征和服饰美的典型,进一步论证了“红绑腿”在“腊呼羌”劳动、装饰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赋予“红绑腿”中的羌族原始美术含义,同时认定“腊呼羌”红绑腿是民族服饰美术中的一朵奇葩。     

先秦"巫史传统"蠡测

本文在论证用“巫文化”分析先秦社会之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基础上,剖析了“巫史传统”的范畴及意义;分析了“巫史”的神职特性与王权监督功能,以及它如何使得先秦巫风在神性之外逐步具有理性化和世俗性特征,促成了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精神。     

“三呼”当为“山呼”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二册《我若为王》一文最后一句说:“‘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将和全世界的真的人们一同三呼。”其中的“三呼”系“山呼”之误。山呼,也叫嵩呼,是封建时代臣民祝颂帝王长寿的仪式,即臣民向帝王叩头并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该词出自《汉书·武帝纪》:“(汉元封元年春,汉武帝)亲临嵩高(今河南嵩山),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嵩山)呼万岁者三。”后人因此称之为“嵩呼”或“山呼”。唐代张说《大唐祀封禅颂》载:“五色云起,拂马以随人。万岁山呼,从天而至地。”足见     

材料作文“形式”导写

<正>文题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在生活中,人们往往很讨厌形式主义,觉得它是“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矛盾和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又特别希望生活具有某种仪式感,为某个仪式“轰轰烈烈的形式”“光鲜亮丽的外表”兴奋不已,并认为它是人们表达内心情感最直接的方式。     

论公元4—9世纪拜占廷帝国圣徒崇拜

圣徒崇拜缘起于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的信仰与仪式,是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最具活力的民众信仰。公元4—9世纪,圣徒崇拜盛行于拜占廷帝国。其因在于：一方面,它迎合了当时民众的精神和世俗需要;另一方面,它接纳了传统异教习俗,同时教父们对此采取了务实的“宽容”态度。因此,圣徒崇拜本身体现了基督教信仰的传统与发展、世俗性与神圣性共存的特点,是认识基督教信仰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理解基督教能够战胜传统宗教的一个新视角。     

日伪时期蒙疆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及活动述论

伪蒙疆政权建立后,日本为掠夺该地丰富的矿产及农畜产资源,急欲“开发”蒙疆,日本人大量涌入该地。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劳动力亦从华北其它地方涌入蒙疆的张家口、大同、宣化、厚和、包头等地,一时间住宅需求剧增。此外,随着工矿业建设规模的扩大及商业活动的发展,商业用房需求扩大,城市基础建设亦提上日程。为此,日本在该地设立了“蒙疆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垄断性专营住宅、商业用房及城市基础建设等工程,以保障掠夺性开发顺利进行。     

莫尔吉胡钢琴独奏曲集《山祭》

钢琴独奏曲集《山祭》是莫尔吉胡代表作,它是由中国蒙古族作曲家创作并公开出版发行的第一部钢琴独奏曲集,也是钢琴独奏音乐与蒙古族文化相结合的第一次尝试,是钢琴音乐民族化的一次重大实践。目前,中国蒙古民族创作的钢琴独奏曲作数量不多,钢琴的民族化尚处在初始阶段。莫尔吉胡是中国蒙古民族音乐界钢琴民族化道路上的先行者之一,他的探索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教育能不能超拔人与社会

社会似乎时刻处于危机之中,而社会危机的本质是人的危机,而人的危机正是人性的示现。社会危机是社会的常态,因为那是人性的常态映射。人性具有神圣、世俗与兽三性,在光荣年代,神圣性与世俗性得到极大的彰显。当下的中国社会,正是由于存在世俗性与兽性的猖獗,却为礼崩乐坏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契机,而教育内在的迷人性和人性的本来也生动地展示在这里。     

三弦源流新考

本文就三弦源于弦鼗的观点提出质疑。另作新论。通过三弦的史料记载和考据三弦应源于蒙古民族所创制的西那嘎。也就是说西那干胡兀日的另外一种变体。由此蒙古人把三弦也叫“西那嘎”或“胡不儿”。它并非源于弦鼗。更不是“盖琵琶本四弦,三弦者,减去琵琶一弦也”的说法。古代蒙古人创制三弦时。也不是简单地把二弦或四弦改为三弦．而是以蒙古人的制作方法、发声原理、美学观点以及声音特点进行了创制。制作材料上遵循自产自制的原理．把琴箱蒙上羊皮,张拉羊肠做琴弦,长颈无品,无论是在蒙古包。还是在马背上操弄极为方便。三弦把蒙古族胡兀日类乐器的四、五度定弦法融为一体,并丰富了胡兀日类乐器的种类。     

元代服饰制度中南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元朝在确立服饰制度时,施行了汉制衮冕与蒙古族传统质孙并行的服饰双轨制,使元代服饰呈现出多元的、南北文化融合的局面。元代的服饰制度从实施的过程到其形式都颇具特色,这些特色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汉法”与“旧俗”碰撞与融合的结果。     

关于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若干问题

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在1958年于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被发现,但对＂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研究尚不多见,并一般被认为是17世纪的抄本。其实,从内容特点上看,＂圣成吉思汗祭祀经＂应成书于1521年之前,它使人得知古代成吉思汗祭祀的实施状况。＂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存在也证明,在左翼蒙古察哈尔曾经举行成吉思汗祭祀。另外,从＂大恩赐＂的范围涉及喀尔喀、鄂尔多斯以及其他蒙古部落的情况来看,可以认为,成吉思汗祭祀仪式曾经是蒙古统一的祭祀仪式。     

凌廷堪《荀卿颂》与荀学的清际转型

清初学术是中国学术实现从理学到朴学演进的重要节点。荀学是中国学术的重镇,这种演进体现在荀学研究中是由"抑荀"到"扬荀"学术风气的转变,是"以礼代理"的学风转向。清人凌廷堪私淑朴学大家戴震,其作《荀卿颂》既为师承所原,又源自当时"扬荀"的学风。凌氏以"征实"对待礼学研究,崇礼于训诂考据学问之中,为荀学研究中法先后王、性善恶之辨等有关社会政治理念争论做出解释。这种对荀学实践理性思想特征的提倡,启发了中国学术形上思维传统的新变。     

蒙古族青少年应对风格特征研究

笔者采用《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表·应对分量表》,调查了1768名蒙古族中小学生的心理应对水平及发展趋势和特征。结果表明：（1）蒙古族青少年群体的应对水平部分维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其中在注重情绪表达的应对策略方面男生非常显著高于女生,而在针对情绪的身体策略方面女生显著高于男生;（2）重点学校青少年应对水平均高于一般学校;（3）不同家庭来源的蒙古族青少年心理应对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城市〉乡镇〉农牧区的递进层次;（4）蒙古族青少年心理应对水平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总平均分上呈现出初二〉初一〉初三=高一〉高二〉高三〉五年级的年级发展趋势,其中初二是发展的高峰期,初二以后至高中阶段呈下降趋势。     

作为电视仪式的春节联欢晚会

春晚因在神圣时刻播出取得了神圣仪式的身份,而电视又将春晚仪式有序地展现和强调,使春晚成为嵌套于电视日常仪式中的另一个仪式,即电视仪式。春晚与电视之间存在着共谋,并发挥诸种象征和规范功能。     

论“蒙疆政权”的教育政策——以蒙古人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为中心

蒙古联盟政府的教育理念,摇摆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协和”两者之间;日本人对蒙古教育事业的统治,并没有按着计划实施到每一个角落,它有局限性,日本占领蒙疆也终归失败。在复杂的社会风云中,蒙古知识青年选择了加强推动小学建设,使内蒙古西部的初等教育有了发展。事实上,日本人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利用成吉思汗精神,把它融进“东亚新秩序”理念之中。以蒙古知识青年为主体的民族主义也有它的局限性。知识青年反对日本对蒙疆地区的侵略、占领,但是他们并没有全面否定日本语。而在接受先进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时候,他们把日本语当作一种手段积极使用。他们这种实践活动也证明,他们想超越成吉思汗崇拜这种“血统性”、民族主义思想给他们带来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