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兼答石五学同志

生产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我们曾作过粗浅的探讨,因而引起了一些争议。石五学同志所撰《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独有性》(以下简称石文)一文,即对此提出了质疑。石文     

关于历史创造者的思考——兼与黎澍同志商榷

关于历史的创造者,目前我国理论界有许多提法和争论。其中,以现行哲学教科书为主,大都坚持并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黎澍同志对此提出了疑义,认为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命题,主张应当恢复马克思本人关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提法。我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但也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再谈测验分数的含义问题——兼答任训学同志

近年来,现代西方测验理论被广泛地介绍到国内,推动了测验的科学化和考试的改革。作为心理学工作者,我们在经过对现代测验理论的热情鼓吹之后,开始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测验理论的核心是运用数学方法来改进测验,这些数学方法的来源是什么?依据是什么?这些数学公式是怎么来的?沿着这条思路,我们开始考察测验理论的数学基础。经过这种考察,我们认识到这些被用     

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兼答杨际平同志

河南师大学报编辑部转来杨际平同志的大作《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对拙文《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中所谈“民爵”、“吏爵”问题,提出异议和批评,拜读之后,很受启发。首先我应该承认,在拙文中并没有把“民爵”和“吏爵”的问题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此,第一是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不可能的;第二是由于《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是拙著《军功爵制试探》的补篇,所以在《试探》中谈过的问题,在《变     

再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兼答邹大炎同志

拙文《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以下简称《略论》）在学报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注意，有的来信表示赞同，有的提出补充意见，邹大炎同志的《形象思维之我见》（以下简称邹文）一文则对拙文提出了批评。我认为形象思维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远未弄清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要科学地阐明形象思维问题，那就需要大家从文艺理论、认识论、心理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想就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问题，主要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补充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兼答邹大炎同志对拙文《略论》的批评。我想讲三个问题：     

也论历史的创造者——兼谈历史的“二象性”

“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是中外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某些重大的史学观念也在变更。这是十分可喜的。关于上述问题,即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问题,近年来在史学界已成了热门话题。1985年,黎澍同志首先提出了质疑,认为上述两个观点都失之偏颇,提出应改提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当然这一观点反映了我国部分史学工作者的看法,也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从而引起争议。我是同意黎澍同志的意见的。本文拟从理论和史实角度谈点看法。     

理解与愿望——答邵治中同志兼谈专业证书教育

编辑部的同志转给我一封读者来信(见7页),让我写封回信,同时我手边还有三篇论专业证书教育的文章,即:董明传同志答问录(1989·9·20《中国劳动报》)、《关于专业证书性质问题的思考》(《北京成人教育》1990·3张有声)、《对专业证书教育的理论思考》(同上1990·4王向东)。张、王两位     

历史发展动力之再探讨——兼论阶级斗争之历史作用

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在史学界一直很热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比较一致的观点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刘大年、张国祥等同志为代表。另一种是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或者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前者以戎笙为代表,后者以董楚平为代表。两人分歧不大,所以归为一种意见当中。我同意后一种意见,而不同意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个观点,或者说不同意这种角度的提法。下面谈点意见。     

再论埃及国家的诞生——兼答刘文鹏同志

本文提出了三个和国内外传统观点不同的新观点:涅伽达文化Ⅱ时代不是诺姆国家形成和争霸的时代,而是埃及民族的军事民主制时代;涅伽达和希拉康坡里遗址不是诺姆国家,也不是域邦,而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埃及国家是在对内治水斗争中和对外的征服战争中兴起的,这种形式可以看作是国家兴起的第四种主要形式。埃及最初的国家是中央集权的王国,而不是希腊或罗马式的城邦,是古代东方国家的典型形态之一。     

也谈历史的创造者——评黎澍同志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的否定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唯物史观区别于唯心史观的一个根本点。黎澍同志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载于《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载于1986年7月30日《光明日报》)等文中,对这个原理提出质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一个提法:“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说法是“片面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笔者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命题,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是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把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进而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关于历史的创造者——向黎澍同志请教

<正> 近几年来,学术理论界围绕历史创造者问题展开了讨论。黎澍同志在《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中,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两个命题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只讲英雄创造历史固然不对,提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有片面性。”     

关于历史创造者与发展动力问题的几点思索

历史创造者和发展动力问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20世纪80年代,黎澍先生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系列研究对有关的理论传统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回到马克思,从马克思的原文本意出发,在确定历史创造的前提与基础之后,获得的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全局意义的主体--以人为本的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所阐发的的基本观点是:历史的创造,源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发展的动力则归结为现实的个人对新的需要的追求之中.     

也谈历史创造者问题

<正> “人类的历史是谁创造的?”这个问题是历史观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于这个问题作了明确回答:人类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近几年以著名历史学家黎澍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哲学教科书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些学者的批判文章在学术界和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笔者感到有必要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对谁是历史创造者问题     

再谈“动为了静”——答邵仁赓同志

邵仁赓同志对拙作《复式教学的动静观》表示异议,借此机会再谈一些个人的见解,以就教于仁赓同志。(一)“动为了静”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动为了静”的基本内涵是说教师的教要为学生的学习服务。这就是原文所讲的,“要从静的实际需要出发,要服从静的发展需要,要为提高静的活动效益与质量水平服务”。一句话,“教师要把解决学习问题的希望放在学生身上”,心中要时刻装着学生。     

再谈汉代田税征收方式问题：—兼答李恒全同志

秦朝实行每夫百亩的授田制，按倾征收田税是真实的存在而非“假设”，西汉完全沿袭了秦朝的土地、赋税制度、依然按顷征田税，西汉农民实有土地数与纳税数额背离，就国家而言农民纳税有统一数量标准，而农民的实际交纳数则决定于地方官吏的执行状况，没有统一数量标准；其实际征收程序亦复杂多样，从剥削率的角度分析，井田制的“十一而藉”和十税一相等完全成立；原对凤凰山简牍解正确，而李则误读该简，导致统计错误。     

论历史的自我创造及其动力——兼与黎澍同志商榷

一,社会历史的终极原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不过是人化了的自然,因而社会界同自然界一样,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即我们所说的“历史”——是一个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当自然科学家们按照机械决定论,把凡是起作用的某种原因作为事物的终极原因而“弄糊涂了”的时候,恩格斯就指出:终极原因就在事物的因果系统本身,就是事物因果系统中原因和结果的相互作用。他说:“我们不能追溯到比对     

人的需要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兼与严钟奎等同志商榷

读到严钟奎同志的文章《人类的物质经济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见《光明日报》1980年1月15日。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为此文或该报有关报导),和一些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文章、报导,颇有疑义。对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我是不赞成的。现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期进一步展开讨论。     

再谈“真情实感论”——兼答孙彦君博士

(一)强调真情实感就会"取消了文学艺术"? 孙绍振先生为了贬低"真情实感论",有意抬高散文的"谐趣"而贬低散文的"情趣".他说:"有了真实的情绪和感觉……充其量勉强接近抒情散文而已……充其量也就是情趣,与幽默的谐趣无缘."两个"充其量",透露出他对"真情实感论"的偏见.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的看法是:"情感之于文章,无时无处可以或缺.无论哪一种散文,只有写得好不好的区别,没有天生的高低贵贱.‘情趣’与‘谐趣’亦同此理.情趣、理趣、谐趣、禅趣、雅趣、俗趣、童稚趣、老辣趣……你尽可以有所偏爱,但不能罢黜百趣,独尊谐趣.""真情实感"是个大概念,"趣"是小概念.一切"趣"都离不开"情",谐趣亦然.谐趣固好,他趣亦妙,只看你艺术表现如何.     

三说新诗与旧诗——兼答杨本海同志

杨本海同志在《昆明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上写了篇《略谈诗歌的百花齐放与发展道路》,批评我那篇《新诗与旧诗》(载该学报1979年第5期),说是“不利于贯彻‘双百’方针”。拜读之余,经过仔细思考,感到他所说的道理,还不能说服我放弃原来的观点。由于杨文的引发,我又想起了一些有关新诗与旧诗的问题,感到还值得提出来说一说,因而决定写这篇《三说新诗与旧诗》。其中有些部分是与杨文有关连的,因而加了个副标题《兼答杨本海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