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维护与重构

合法性是政党的生命,执政党必须重视合法性的巩固和开发。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对合法性进行了维护和重构。从显性合法性和隐性合法性的分类处着手,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开发过程,提出解决中国转型时期中共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的出路——走显性合法性和隐性合法性双向良性互动发展道路。     

新时期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认识与思考

执政合法性基础的稳固直接关系着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深厚基础本质上就是来自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随着中国经济政治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应根据形势的发展正确认识现阶段执政合法性基础,在意识形态及民主政治上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建设。     

重塑合法性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面临问题的思考

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面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合法性危机面前正确把握执政的合法性以适应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进行改革和有效巩固自身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已成为一个紧迫和重大的课题.在新时期里,重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需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确保先进性,扩大代表性功能,遏制党内腐败,防止权力逆行,实行机制创新,同时完善意识形态,争取更大多数人民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     

关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若干思考

执政选择具有不同的方式,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党的执政地位的社会认同需要更新资源。从世界范围政党执政的通例来看,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是始终保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方针,坚持执政为民,最大限度地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党执政权力的支持。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建设过程中,都对保持和巩固执政党地位问题有清醒的警觉,并作了深刻的阐述,是指导执政党建设的思想武器。     

论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解决路径

从应然的层面看,政治认同具有构建政治合法性、维护政治稳定等功能。在实然层面,当代中国面临诸多政治认同危机,如政府认同危机、执政党认同危机及理想信念危机等。解决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危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维度加大建设力度,以构建起政治认同的支撑和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变迁及其制度整合

执政党要获得和巩固执政地位，必须拥有必要的执政资源。其中包括获得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基础所需的合法性资源和巩固执政地位、贯彻政治纲领、维持其执行机构有效运作所需的运行资源。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资源和政治运行资源发生了变迁。在新世纪新阶段，党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对执政资源进行重组与整合，才能巩固执政地位。     

社会转型期中国执政党的权威建设

转型期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冲突,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减弱,党内腐败的滋生和蔓延给中国执政党的权威带来了挑战.新形势下中国执政党应该从加强社会利益的整合、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和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三个方面人手,增强整个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认同和在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才能巩固其政治权威.     

转型期执政合法性的维护与发展——以服务型政党为分析视角

现代政党政治时代,执政合法性是任何政党执政的前提条件。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而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复杂的问题对执政党传统合法性的资源和基础构成了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党,着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法治规范党的建设,这对于维护和发展党的执政合法性具有重大意义。     

政治合法性视角下党的先进性建设

执政党执政的基础在于其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也面临必须不断扩大政治合法性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现实问题。当前意识形态问题、社会公正问题、腐败问题等社会问题的存在使党的政治合法性面临严峻挑战。党的政治合法性必须以党的先进性建设为前提,以党的先进性来获取政治合法性。党的先进性建设是提升党的政治合法性的现实途径和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三个代表"为内涵的先进性建设,为党的政治合法性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严厉打击腐败为党政治合法性奠定根本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维护和巩固执政合法性的探索历程

政治合法性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固与政治秩序的安定。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做出了不懈的探索,其历程大致可分为合法性基础培育、流失、重构、丰富等四个时期。回顾建国以来党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迁历程,我们可以得出几点最基本的历史经验,这也是永葆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所必须遵循的执政规律,即应不断创新意识形态,用意识形态的先进性维系合法性;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用执政的有效性生成合法性;积极开发制度、程序和法律合法性资源,用制度创新巩固合法性。     

发现漏罪之并罚方法探微

发现漏罪的并罚问题，我国刑法第70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作了具体规定，但也存在着大量的漏洞，给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影响法院判决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这些问题总体说来还是属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运用问题。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企业形象发展的新趋势--企业绿色形象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形象在企业的竞争中日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21世纪的企业究竞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形象?毫无疑问,“企业绿色形象”必将成为未来企业形象发展的主流。     

训诂二例兼及上古牙音与舌音关系

认为古方言“伯都”中的“都”当通“虎”；《韩非子·五蠹》“耿介之士”中的“耿”当通“战”；提出对于上古牙音①与舌音之间的关系，应从语音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将有助于对上古音的正确认识，进而有效地指导音训实践。     

浅析美国小说《最后的莫西干人》和电影《最后的摩根战士》

作为詹姆斯?库珀所著《皮裹腿故事集》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作品,《最后的莫西干人》描绘了18世纪中叶英法殖民者为了侵占美洲领土而展开的残酷掠夺.在小说中,主人公“鹰眼”和他的莫西干朋友钦加哥之间的友谊是作者描述的重点,而在1992年的电影版本中,导演描述的重点则转到了“鹰眼”与科拉的爱情上.《最后的莫西干人》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变迁.     

宪法社会化:宪法实施的着力点

宪法实施是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各宪法主体的交互行为。知晓并理解宪法则是各宪法主体交互行为有效发生的逻辑前提,由此要求宪法必须以"公开的大众知识"和"被广泛知晓的法律常识"品格出现,才能使知晓和理解宪法成为可能。两种品格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宪法社会化的过程,其有助于宪法实施文化基础的形成、实施实效的巩固以及实施主体能动性的提高。不同的宪法主体,宪法社会化的媒介与方式也存在差异性。     

“选科”、“选课”与“走班”的测量学基础问题辨析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之后,基础教育改革中出现了"选科"和"走班"两类新的问题,"选科"的结果是"定向"(或分流),"走班"是"选课"的结果。科学的"选科"是基于能力倾向测验的分类决策,"选课走班"是基于学业评价的安置决策。这两种测验的目的不同,优秀的标准不同,施测的时间不同,效度要求不同,参照的选择不同,编制的依据不同,计分和结果呈现的方式不同,结果的解释不同。     

审美视野中的娱乐节目现状分析

娱乐节目如今在国内各电视台已成为与新闻、电视剧比肩而立的主打节目。本文从审美的角度对我国电视娱乐节目在新旧交替以及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梳理，正是娱乐节目中的诸多娱乐元素与受众审美需求的奇妙契合，成为娱乐节目火爆荧屏的关键。     

以没收财产偿还犯罪分子所负债务问题研究

没收财产作为附加刑的一种应当具有惩罚的性质。没收财产分为没收全部财产和没收部分财产。犯罪分子在没收财产以前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并经法院决定,应当予以偿还。偿还债务虽然具有正当性,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但没收财产毕竟是刑罚的一种,理应具有一定的惩戒作用,因此应当合理界定以没收的财产偿还债务的范围以及偿还的方式。在没收部分财产的情况下,以没收的部分财产与犯罪分子剩余财产的比例确定偿还债务的范围,可以同时考虑到刑罚的惩戒功能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论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罗马对行省的治理

行省是罗马对被征服地区及其居民实行统治的主要管理形式。它对于罗马国家的稳定和罗马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然而 ,罗马对行省的治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更不是没有缺陷的。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同时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共和末叶至帝国初期正是罗马行省管理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 ,对其加以研究不仅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罗马行省制度的理解 ,而且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罗马历史的发展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写在纪念建党80周年之际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历史作出的公正裁决,是人民大众意志的选择,也是共产党自身的本质特点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