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吴与中原王朝及周边割据政权关系述略

杨吴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吴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主要是奉唐正朔,接受唐的委任;与梁是从联盟到隔淮对峙;礼尊后唐,坚持平等往来。与其周边政权的关系经过多次较量后,吴国采取了保境安民的政策;除了与楚对抗外,与吴越、荆南、闽等政权基本保持和平友好关系。     

中原古城古国与姓氏起源

中原地区有着众多三代时期的古城古国,三代时期也是中华姓氏得以发展、普及和相对定型的时期,姓氏的来源复杂多样,许多姓氏即起源于此时中原地区的古城古国.     

金朝与西夏关系初探

金与西夏是11至13世纪初期在中国大地上与宋辽等同时并存的两个政权.在两个国家长达一百一十多年的并立中,双方的外交关系先后经历了对抗时期、八十多年的和平时期、十多年的战争时期,以及重修旧好这几个阶段.他们之间相互借鉴和学习,推动了各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原姓氏入闽迁台研究缘起与方法

中原姓氏入闽迁台作为中国移民史上一个独立的移民事件,其研究源自20世纪80年代初闽籍学者在闽方言及民俗学调查时的新发现,因其回应了台湾同胞回归祖国的期盼,而成为新发现的新学问。把中原姓氏入闽迁台史、中原入闽迁台姓氏及其后裔的家族记忆,以及家族记忆在两岸的当代认同,一并作为研究对象,纳入中原姓氏入闽迁台的研究范围,既是对中原姓氏入闽迁台相关研究30年学术史的总结,也是两岸青年在学术文化交流中发现的真实话题,两者均系亲身经历的学术实践,据此设计的研究内容,称为亲历亲见之学。被纳入研究对象的“历史、记忆与认同”,作为一种存续状态,对应于中原姓氏入闽迁台的初始状态、过渡状态和现实状态,为此选择的研究方法,称为生态史研究法;生态史视域下的海峡两岸关系史是由两岸同胞共同创造的依然活着的历史。     

容美土司与南明政权的政治关系变化探究

明清交替之际,容美土司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利益,不断转向,寻求新的强大的依靠对象。前期出于对明代忠君和感恩,选择了与新建的南明政权合作。后期随着清军入关,加之与农民军势力的交恶,容美土司与南明政权的合作关系破裂,归顺了清朝。     

多元视角下的中原姓氏入闽迁台研究

至今所见,中原姓氏入闽迁台之相关研究,在海峡两岸先后出现三个研究视角。先是福建地方史研究中涉及的中原姓氏入闽问题,此类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等闽籍学者对福建民间家族再造中关于"闽祖光州固始"的回应。再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跨区域移民史研究,尤其是闽台学者对闽南、客家姓氏祖地及姓氏播迁的溯源研究。然后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两岸关系缓和及闽台同胞寻根活动之开展,由豫、闽、台三地学者共同推动的两岸关系视角下的中原姓氏入闽迁台研究。由福建地方史向跨区域移民史和两岸关系研究视角之转移,总体上呈现为历史向文化演进的趋势。     

我国历史上的姓氏变化与民族关系

姓氏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姓氏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的演进嬗变有关，而且反映着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通过研究中国历史上姓氏的变迁，可以展现汉族、汉文化发展、壮大的画面，探索各民族相互影响、融合的历程。     

从藏汉交流的风格形态看飞来峰元代造像与西夏艺术的关系

飞来峰元代造像开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之先河.本文通过分析西夏佛教艺术与飞来峰元代造像中藏汉交流风格的具体表现形态,结合元初江南佛教艺术的创作背景及西夏艺术可能的传播途径,离析飞来峰元代造像中含有的西夏风格因素.     

宕昌党项羌与西夏的关系

宕昌党项羌是宕昌羌的一支,其饮食、起居、信仰等不仅与宕昌羌同出一辙,还与西夏王朝有着一定的密切关系,通过对宕昌羌人的姓氏、墓葬、宗祠等的分析,不难发现这种关系是一种不可割舍的族团关系、血缘关系、联姻关系。     

论古代南越与中原的关系

从商周时代起,岭南地区的南越文化就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秦汉统一岭南以后更为强烈。中原汉文化的传入,加快了南越的开发,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密切了中原汉族人民与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关系。在中原文化的推动下,南越也发展了独具特色的社会经济和文化。     

新时期执政党与国家政权关系探析

在理论上认识并在实践中正确处理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必然要求执政党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基础上,坚持依法执政,保证党对国家权力和社会事务的核心领导。还应明确在总揽全局的意义上,既不能党政分开,也不能党政合一,而应该规范各自的职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依法履行各自的职责,把新时期的党政关系纳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     

勿吉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

公元5世纪后期,勿吉逐渐强大,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日渐出现和增多。北魏孝文帝时遣使入贡,此后与中原各政权逐渐形成了长期的朝贡关系,直至北齐末年。其间勿吉向中原王朝朝贡多达31次,来贡较为频繁,但其朝贡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未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朝贡关系。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和政治军事影响力,加上边境贸易的吸引,是勿吉与中原王朝保持这种朝贡关系的基本动因。     

从天盛律令看西夏官库的收支

西夏的官库是财物贮藏的专门机构,其职能涉及财物的征纳、管理和支出,是西夏财政体系中举足轻重的部门。本文基于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对西夏的官库的收支进行探讨。     

论西夏与辽金的关系

西夏根据宋、辽、金三个强国力量的消长,制定与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前期与辽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结为姻亲,互相声援,牵制宋朝。女真兴起后,又被迫背辽奉金,一百年间(1124—1226年),贡使二百余次,以换取金的信任和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     

“乌合之众”的权力——从几本著作看大众文化与国家政权的关系

西方历史学家自1960年代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的影响下开始关注底层大众的历史,“文化转向”又使史学家越来越重视文化现象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两相结合产生了大批重要的有关大众文化的历史著作。本文主要从近年来在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的海外历史学家的著作来探讨大众文化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提请关注普罗大众的权力及其对国家政权这一宏大主旨的影响。     

疆域视域中"中国"与"天下"、"中原王朝"与"中央政权"之影像

“中国”、“天下”、“中原王朝”、“中央王朝”等概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疆域问题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这些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作为近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其疆域的最终奠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清中期以前的历代“中原王朝”及至晚清的“中国”,与近代意义上作为民族（国民）国家的“中国”之间,是一个从法理上前后相继的发展过程,前二者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在各自的“版图”上没有重合过,在经过了长时段演进后,于19世纪20年代最终完成这一重合过程。因此,在研究古代中国疆域问题时,应谨慎使用“中国”一词,更不能以“中原王朝”随意代替“中国”,也不能将“历代中原王朝”置换成“历代中国”。     

从历代边塞诗看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关系

一 中原农耕化的内涵，早已熟稔于人们的心脑，而“草原化”，却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奎曾在《草原化与草原学》中的论述或可作为一家之言：“当我们阐述草原化时，指的是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历代北方游牧民族所创造的带有骑马民族特点和草原生活特色的多民族化。”“其内容是以草原和草原主人的眼光和视角，去观察、感知和认识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事物和现象，并通过特定的化艺术形式表达出来。”     

从战国农业政策看中国古代国家政权和小农之关系的确立

战国农业政策是在当时各国面临严峻的“耕”“战”压力下,为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而推行的以国家授田制及其配套措施为内容的制度革新措施,它不仅造就了广泛的个体小农生产阶层,还确定了国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政策制定、农业行政管理、农业生产组织及个体小农保护的身份,由此确立了国家政权和个体小农之间的共生互动关系,对战国社会变革和中国古代社会生产结构的演进有着重大深远的意义。     

从财经上看蒋介石建立和巩固政权的原因

蒋介石确立全国统治的财经原因是对内笼络上海资产阶级,控制经济心脏地区,并对武汉政府实行财经封锁,促使其瓦解;同时提出裁军,削减军费,调整关税,整顿盐务,首创统税,增加收入;又建立中央银行,发行债券,垄断金融市场;投资工商业与运输业,接收官办企业,为巩固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对外,投靠美英,出让利权,求得资助,有助于实现统一,稳定政权.     

金源统治者特定心理与中原文化引进及其汉化关系

金朝中原文化的引进及其汉化是与统治者特定心理发展相伴随的,具体而言分为三个时期:太祖、太宗时期,适应现实需要适时引进汉文化,使原有旧制基础上的统治心理逐渐发生变化;熙宗、海陵时期,对汉文化毫无保留地吸收,已使统治心理最终建构在汉地本位的基础上;世宗、章宗时期,女真汉化成为社会思潮,统治者为挽救女真民族文化传统而进行的兴复运动,也终究归于失败.金源汉化改变了中国与夷狄关系一成不变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