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音乐著述文化背景之探究

作为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极有影响的学者,朱熹音乐著述值得重视.本文从宋代学术思潮的主流和音乐文化的转型入手,分析朱熹音乐著述与时代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洞察形成其特点的深层次原因.     

朱熹格物致知学说

朱熹对格物致知这一概念做了具体展开。在主、客二分的前提下,心通过即物穷理的活动,并经由一日一格所得到具体事物之知的积累最终达到对最高天理的认识,达到豁然贯通。朱熹使格物致知这一哲学概念得到了丰富和完善,明确了知识的三个问题,即知识的对象性问题、知识的等级次第问题以及格物致知的统一性问题。     

朱熹咏物诗赏析

朱熹咏物诗可分为四类：一类咏花卉,以梅、兰、桂、莲的高逸之态,比附君子高尚品德,不仅托物寄意,更注重从咏物中发现或联想到“理”;一类咏草树,咏枯木、古木,以蟠木丑态为美,老健有精神,以遗弃于世而得保全、寄托自己不必出仕的怀抱;一类咏禽鸟,咏鸟而有闲趣,以想像拟人化,咏鹤诗寄托作者希望摆脱束缚、施展抱负的情怀,也流露了社会扼制人才的苦闷;其他还有咏栗、刻漏、山药、食梨、黄雀蚱、槟榔等,不仅写物之形状形态,且托譬多方,引申出新意。     

初读朱熹

综述朱熹理学的主要内容，阐述朱熹的教育思想，考证朱熹为官清廉的历史事实。文章认为，朱熹在抗金派与投降派的矛盾、理学与反理学的矛盾、清正为民与腐败集团的矛盾这三大矛盾中从事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并成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思想家，重视教育、躬行不懈、在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上不断探索的教育家，具有民本思想的爱国廉政的好官。研究朱熹，进行批判继承、合理扬弃，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朱熹幸福观探析

在幸福的内容结构上,朱熹选择性承认了幸福感性物欲层面的合理性,但其总体倾向偏重于幸福的道德理性层面.在决定幸福的诸因素中,他十分重视道德素养的影响力.因而,朱熹在前提预制的角度肯定了德福关系的一致性,并主张通过道德赏罚的方式保证其效果的立时显现.     

论朱熹的犯罪预防思想

我国犯罪预防思想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就建构了丰富的犯罪预防思想体系.南宋朱熹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现实,指出犯罪的原因主要是个人私欲和社会弊端,进而提出预防犯罪的具体措施.朱熹犯罪预防思想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朱熹理学与经学

朱熹集宋代理学和宋代经学之大成,以说经的形式,论证并发展了理学之天理论、格物致知论和心性论。既创新发展了理学,又创新发展了经学。朱熹理学的特色集中体现了其经学思想的特色,而与陆王心学有别。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

朱熹是一位精思、明辨、博学、多产的哲学家，是北宋以来儒家文化和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白鹿洞书院因朱熹的修复及经营，其影响传播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享有“天下书院之首”的美誉。     

朱熹重农思想探微

朱熹对农业十分关注,他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农业发展的好坏影响到国家的稳定、民众的生计。所以他不仅以身作则督促人们去耕作,采取优惠条件激发民众的务农积极性,而且还正确分析传统农业的弊病,采用新的农作方法来改革,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朱熹哲学体系概说

朱熹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他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其中理气论是朱子学的理论基石;心性论是朱子学的理论核心;格物致知论既是朱熹的认识理论,又是他的方法论;修养论是朱子学治心的重要工夫;理欲论是朱熹伦理思想的核心。朱熹这一哲学思想体系完备,结构整严,上下一贯,把中国哲学发展到新的阶段。     

朱子四书类著述二十一种版本述考

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乃后代士子举业必读之书。官刻不绝,坊刻尤多,流传深广。国内各大图书馆所藏朱子四书类著述诸版本中仍有多种宋元旧椠、明清精刻、名家批跋本。这些版本或有句读训解,有助于研读此书;或录有重要的批注跋文,可考原书流传原委;或版本较早,有校勘价值。     

从《朱熹集》看朱子对孔子的继承与发展

:朱子思想与孔子思想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朱熹集》中朱子对孔子进行了多方面论述 ,如论述了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仁”、“克己复礼”、“忠、孝、信、义”等有关内容 ,诠析了孔子与《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密切关系 ,强调了孔子学说中严格等级制度的正名主义 ,进一步宣传了“三纲”思想     

朱熹与漳州官私刻书

宋元时期的漳州刻书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其中所涉人和事大多与朱熹学派有关,二是以个人之力刻书最多的就是大儒朱熹。由此可知,朱熹任漳州知府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漳州地区的图书出版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朱子论诚敬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朱子“诚敬”思想：朱子对“诚意”的诠释；朱子用理学观念对“诚”的阐发；朱子关于“诚”与“敬”、“信”关系的论述；朱子有关“诚意”和“致知”关系的发挥。朱子的上述思想对21世纪人们深刻的遍。     

朱熹"郑诗淫"辨析

朱熹在《诗集传》中将《郑风》的情诗视为“淫奔之诗” ,但从内容上看 ,这部份诗并无“淫奔”迹象。朱熹的主要依据是孔子的“郑声淫” ,但孔子的原意不是指“郑声”的淫荡 ,而是指郑国音乐细而高的特点 ,“淫”字不是内容上的淫秽 ,而是就音乐形式不合传统“雅乐”的标准而言。“郑诗淫”之说实质上表现了身为理学家、文学家的朱熹在研究《诗经》时的矛盾思想     

从题诗看朱熹与佛教之关系

文章以朱熹的题诗为切入角度，考察朱熹与佛教之关系历时性的变化。从对朱熹不同时期题诗的分析可以看出：朱熹一生始终与寺院及热衷佛老的人相关联，朱熹的儒家性格与气质决定了他不甘心做一个超世隐居的晦士，因而也永远不可能达到禅师逸士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他一生都在这混沌的世间寻求一个平衡，儒的入世与佛的出世。     

朱熹在徽州本土遭遇的尴尬

朱熹的历史地位在元明时期至高无上,成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宣传工具.事实上,他在徽州本土的形象和地位并不崇高.考察清代徽州民间文书和宗祠记载,以及徽州学者对于朱熹的批判,反映出徽州人对于朱子及其思想的怀疑甚至排斥的情绪.由此为进一步探讨清代朱子学衰落的原因提供佐证.     

新理学对朱子理学的继承与发展

冯友兰一方面继承朱子理学“理在事先”的本体论原则、伦常观念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另一方面又对其加以改造。他用西方哲学思想解释、改造和印证程朱理学思想,把中国哲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学说都综合到理学的论域之中,并且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朱子的基本观点做出理论上的论证,创立了新理学体系。     

朱熹《观书有感》诗究竟作于何时

朱熹《观书有感》诗的写作时间究竟是哪一年,直接关系到对诗歌深刻意蕴的理解.有人认为这首诗写于 1176年,其实是虚构事实、误读历史材料的结果.因为这首诗在现代社会广泛流传,各种选本和教科书往往也予以收录,所以有必要对此进行辨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