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籍、嵇康诗歌的文化品格

阮籍、嵇康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他们的诗歌代表了“竹林七贤”最高的艺术成就,在文化品格上表现出三重性。其一是道教品格,以游仙诗表现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并掩饰自我思想上的痛苦;其二是儒学品格,表现为对儒学道德准则的遵循和具有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热情;其三是道家品格,对老庄思想的认同及追求生命的自然、全身避祸。三者交织,构成阮籍、嵇康诗歌文化品格的复杂性,从而造就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矛盾状态     

论竹林名士的超越意识

魏晋之际,以嵇康和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在现实苦难、精神失落等多重打击之下选择超越作为平衡内心的手段。他们的超越意识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追求自由,渴望长生,企慕“大人”。     

魏晋名士嵇康和阮籍简评

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激烈动荡期,政权更迭频繁,政治斗争激烈。但这一时期却又是我国文学史上的辉煌时期,思想解放、名士辈出,一时尽显"魏晋风流"。文人名士成为权力斗争的各派争取拉拢的对象,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与夹缝中的名士的命运也随着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而如流星,瞬息可灭,以致"名士少有全者"。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在恐怖肃杀的氛围下,有着较强号召力和较深影响力的名士们的精神及生存状态也被扭曲,他们崇尚自然,啸聚竹林,以醉饮和放诞不羁回避和对抗着现实世界。而各自的结局也因性情差异而不同,嵇康因"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被砍头,阮籍由"口不臧否人物"而得以保全。但"风流"无关死生,他们皆以自由奔放的个性上演了生命的绝唱,铸就了千古风流。     

竹林名士依违于名教与自然之人生困境的再反思

魏晋易代之际的竹林名士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著名口号,并获得了阮籍等其他竹林名士的认同和信奉.但这一口号并未让嵇阮自身真正化解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反而将他们推入了更深的生命困境之中.对于嵇阮等竹林名士高尚的人格境界,我们不妨由衷地景仰,但反思他们依违于名教.与自然之间的人生困境,对于后人认识并化解道德与人性之间的张力,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达成两者的互补和谐,而不是割裂两者的关系甚至将两者的对立冲突永恒化,具有更深刻的启示意义.     

梦想在现实中起舞

仰望星空,那似乎没有纤瑕的星辰在银河中闪耀,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想。那不染纤尘的星空里,放飞了多少人美丽的梦想。飞上星星的人知道,那里像地球一样,也有灰尘和石渣,于是他们失去了幻想的自由和权利。我们不能一味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之中,却也不能让自由飞翔的思想湮没在无情的现实里。阮籍目睹世间的浑噩不堪和好友的身首异处,借醉酒逃避现实。他的一生一直在逃避、逃避、逃避,却终因一篇《为郑冲对晋王笺》被人唾弃。嵇康则完全生活在现实之中,不肯向生活做出任何妥协,最终一曲《广陵散》成为绝响。其实人生由阮籍的醉酒向前一步便是嵇康的…     

从乐论解读嵇康“手挥五弦”的艺术人生——兼与阮籍作比较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琴赋》两篇乐论是关于人心与音乐关系的探讨,体现出其音乐审美追求。但由于政治高压和创作目的的不同,出现了部分内容相互矛盾的现象。嵇康与阮籍音乐思想有着追求"自然"的共同点,但对于儒家礼乐和郑声却有着不同的态度,其根源是由于嵇康近道而阮籍近儒。     

乱世之中唯我独醉

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魏晋之交,曹魏篡汉、司马氏篡魏,动荡不安的社会处处弥漫着疯狂的黑暗气息。也正是在此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清俊潇洒的文士:他们崇尚老庄的道家思想,不拘于世俗的礼法规则;唾弃一切虚伪与专制,生活得放任而又旷达……他们就是“竹林七贤”。请记住这些名字: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这是最黑暗的年代,也是最光明的年代。在这七人之中,真正倜傥不群、富有个性,并在文学上取得了较大成就的是阮籍与嵇康;而阮籍更被历代文人推崇为“正始之音”的代表。当嵇康在刑场上以一曲荡气回肠的《广陵散》奏响历史的最强音时,不甘沉沦却又深感无奈的阮籍正徘徊于穷途,失声痛哭……不是每个人都有与时代一刀两断的勇气。长歌当哭,只能在痛定之后。     

逍遥游与师心使气——论阮籍、嵇康对庄子思想的继承与实践

阮籍、嵇康的哲学思想深受庄子影响,在"任自然"与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方面是相通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实践了这一思想,阮籍和嵇康作为庄子思想和后世文人之间的桥梁,对后世文人的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阮籍、嵇康的道德洁癖

道德洁癖,是一种“变态”心理,是指对道德完美、理想、真实状态的一种过分追求和痴迷;对现实虚伪、瑕疵和庸俗极端的厌恶和不容。阮籍、嵇康都具有严重的道德洁癖倾向：反对礼教是维护道德纯洁性、真实性的表现,荒诞行为是证明其精神世界高度纯洁的方式,理想人格是对道德完美状态的理想追求。道德洁癖是造成阮籍、嵇康两人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艳丽的精神别苑

<正>魏晋是一个生命高度自觉的时代,从建安到正始,从两晋到齐、梁,生命的价值观和人生的情调发生着历史性的转变。在这纷繁涌动的生命意识思潮中,魏晋的士人面临生命价值观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面临生命价值的追求与生命本身短暂的矛盾,体味着生命的极度卑微与极度尊贵。在这种自觉的生命认识体里,有忧时伤生的情怀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其流淌的基调却是苍凉的悲剧意味。阮籍、嵇康最能代表这种生命的悲剧意识。在这一段类似战国的时代里,玄学兴起、佛教传入、道教兴盛,     

试论《众妙集》、《二妙集》的编选倾向——兼谈与姚合《极玄集》之关系

《众妙集》、《二妙集》乃赵师秀继踵《极玄集》而编的唐诗选本。《极玄集》以大历诗人为主;《二妙集》专选贾岛、姚合;《众妙集》主要是大历诗人和姚、贾诗派。三集所选诗作在体裁上,皆以五律为主;在题材上,皆冷淡政治时事,关注日常琐事;在情调和主题上,皆悲凉、凄苦,企慕隐逸、闲适;在表现手法上,皆少用典、多摹景;在风格上,皆以清幽闲雅为主。不同之处在于：五律之外,《极玄集》偏重五绝,《众妙集》与《二妙集》偏重七律;《极玄集》不排除情感激烈、表达直接的作品,《众妙集》与《二妙集》则以“词体和平,表达含蓄”为选录准则。这既显示了姚合《极玄集》与赵师秀《众妙集》、《二妙集》前后相承的关系,也体现了时代、个性等差异造成的编选者诗学观念的不同。     

嵇康、阮籍人生之比较

嵇康、阮籍作为魏晋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们把魏晋玄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名誉古今。然而,由于家世出身、个人性情、人生阅历的差异,也导致了二人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人生结局的不同。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文章论略

赵鼎臣在北宋后期闻名遐迩,文学成就卓著,有《竹隐畸士集》二十卷传世。赵鼎臣的文章诸体俱备,内容丰富,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对亲友的深挚感情,其文立意新颖、见解独到,纵横捭阖、善为议论,笔酣墨畅,随意挥洒,语言风格质朴自然,明快畅达,在北宋后期别具韵致,独标一格。     

人的自由与仙的优游：嵇康和阮籍的游仙思想与诗歌创作

游仙情结是嵇、阮情感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思想感情的必然的逻辑发展和艺术升华。但由于嵇、阮的气质、性格不同,其诗作之抒情风格亦随之而异,这种风格上的差异鲜明地反映在他们游仙诗上。嵇、阮继承了屈原、＂三曹＂的优良传统,踵事增华,进一步密切了游仙与现实的关系,深化了游仙诗的抒情技巧。他们的艺术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对郭璞《游仙诗》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因而在中国游仙诗发展的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鲁迅与纪昀小说观之比较

处身于不同文化语境的鲁迅与纪昀无论是对小说历史地位的看法、对小说真实性的认知,还是对小说功利性的探求,均存在很大的差别。造成鲁迅与纪昀巨大差异的深层原因,在于二者幼年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的生活经历以及在受困的现实状况下自觉地回归生命本真的体验。     

论阮籍、嵇康的隐逸诗

魏末阮籍、嵇康处于全身远害的忧患心理状态之下，在诗歌中大量抒发了渴望隐逸的思想感情，因此，表现出由忧患避世到企慕隐逸的思想发展轨迹。但由于他们企慕隐逸此时只是存在于思想层面，诗人并未真正归隐山林，因此以隐逸缘由叙述与希企隐逸的志向表述为主要结构模式，由于性格、观念的不同，他们的隐逸诗中意象、情感也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崇"友"意识与嵇康的文学创作

首先探讨嵇康祟“友”意识的成因及其交“友”特点，认为“早孤”生活也是形成描嵇崇“友”意识的重要因素。而成年后进道母亲、长兄早逝打击，与二哥描喜无同志之谊，以及不重女色等，也使他崇“友”。注重择“友”、“每思郢质”，以对抗魏晋之际虚伪礼法、追寻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使嵇康崇“友”意识具有重要的化与审美价值。至于重“友”有甚于家人，连死都与“友”相关，则表现了嵇康重友的鲜明特点。其次探讨受祟“友”意识的深刻影响，“每思郢质”成为贯穿嵇康学创作的重要主题旋律。     

论嵇康、阮籍思想的歧异及其对诗风的影响

嵇康和阮籍是正始诗歌的代表,但两人诗风差异甚著。思想的歧异是形成嵇、阮诗歌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魏晋玄学背景下,嵇、阮思想歧异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这也影响了人们对正始诗歌的认识。本文通过具体分析,缕清嵇、阮思想的本原面貌,并由此深入地探讨了嵇、阮的思想歧异对其诗风差异的影响。     

试论“既”与“即”的异同及其虚化过程

“即”和“既”是古汉语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两个词,音、形、义比较相近,却又有很大区别。通过“即”与“既”字形差异、用法差异和语法功能演变三个角度辨析,分析“既”与“即”虚化过程的清晰轨迹。     

刘基诸葛亮相较论

刘基、诸葛亮都是才称王佐、经文纬武、出类拔萃的干练能臣;都是一个时代的杰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的生平极富传奇色彩,都是领略一代风骚的历史人物。他们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各自的个性。若想见其历史之真谛,只有将他们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