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鸳鸯蝴蝶派文学

文学革命兴起之时正值鸳鸯蝴蝶派的鼎盛时期,鲁迅在倡导和开拓新文艺的过程中,从“文学游戏观”、沉滞猥劣的格调、保守复古的意识等方面,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了十分必要的批评。但同时,鲁迅又从文学史的角度对鸳鸯蝴蝶派合理定性,以较客观的态度看待文学中的“趣味”问题,切中肯綮地明确了该派的政治性质,给予了这一文学流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最大限度的接受与包容。     

第三级“文学地震”——论西方现代派文学

本文从三方面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提出了新见解:一、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非理性主义”是对传统理性的重新审视与批判;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整体特征是:悲观厌世,荒诞与变形,重于创造,工于形式,向内转,重主观;三、西方现代派文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怎能说“山药蛋派”流不下去呢——与刘福林同志商榷

《山西师院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刊登了刘福林同志的《‘山药蛋派’还能‘流’下去吗?》一文,这篇文章对“山药蛋派”的生命力作了否定,其根据有二:“山药蛋派”失去了发展的客观条件;“山药蛋派”后继乏人。刘文的这些观点,虽然是仅就“山药蛋派”的命运问题而发,却涉及到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对文学流派的认识,对“山药蛋派”的评价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内中有不少提法,很值得讨论。     

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

2010年的春天虽然来得比往年晚,但是“两会”却给教育改革带来了和暖的早春。特别是正在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更引发了关心教育的人士的热情,他们纷纷为教育改革建言献策,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掀起了社会性的、广泛关心教育事业的热潮。今后,本刊将陆续刊发关于教育改革的真知灼见,以期推动基础教育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文摘

知识不值钱 教育难发展中国的知识界和教育界正面临着“滑坡”，它与财政赤字，经济失调相比，似乎是更为可怕的隐患。请观下列现象，中小学校刮起“辍学风”。去年小学生失学128万，中学生失学287万。新一代文盲在城乡“崛起”，惊人的数字——中国文肓2亿。一些高等学府刮起“逃学风”，琅琅读书风渐弱，“厕所文字”，“课桌文学”日兴，托派、麻派、舞派、恋派纷纷涌现。昔日“死读书，读书死”的现     

约翰·契弗——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卫士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但是大战的经历却给美国人的生活、思想以及行为等方面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生的两件事——希特勒大肆屠杀犹太人;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对人们的思想震动很大,促使人们对现实的社会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从而促进了一系列新思潮在美国诞生。就美国文坛上来说,继二、三十年代出现的现代派之后新出现了一种反传统、反文学主流的“现代派”,即活跃在五、六十年代被许多评论家称作是“后现代派”的文学。如同现代派小说主要采用“意识流”形式和技巧一样,所谓“后现代派”     

“现代派”还是“伪现代派”——关于20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论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现代性（现代派）是批评界和理论界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而关于“现代派”与“伪现代派”讨论,更是其中较甚激辩的一项议题,这种讨论充分体现了文学界对现代派、民族派、世界性甚至是大众化的多种诉求,有助于纠正中国现代汉字发展中偏颇和混乱状况,此次讨论既是对新中国27年文学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清理,也是对后来文学发展走向的导引。     

谈高师院校中“现当代文学”教育问题

面对“眼球经济”时代下文学与“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被边缘化问题,本文提出让文学教育与时俱进的观点,从文学教育与师范生相结合、与电化教育相结合、与“问题式”教学方法相结合三个方面来改进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育问题。     

从《脸上的红月亮》看日本战后派小说的特点

战后初期的日本，一代新作家崛起于文坛。他们冲破军国主义的期禁锢，纷纷提笔控诉法西斯势力的究兵黩武，揭露罪恶战争给日本民族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形式上，他们摒弃“私小说”中常见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大胆引进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表现技巧，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战争题材文学作品，形成了日本当代文坛影响巨大的一股创作潮流——战后派文学。著名作家野间宏(1915-1911)的中篇小说《脸上的红月亮》(1947)，就是战后派文学中极富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战后派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论前期创造社文学批评观

二十年代初期,随着“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各种文学社团、流派蜂拥而起。文学批评领域也出现两大文学批评派,一是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为人生”文学批评派,一是以前期创造社为代表的“为艺术”文学批评派,他们都遵循着自己的文学观念、创作原则,建树着自身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它们的形成及其发展,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理论建设、文艺思想斗争,都发生了深远影响。一创造社开始文学活动时,就高张起“艺术独立”的大旗,坚持“为艺术”的文学标     

从“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之争看教学论的发展趋势

纵观西方近现代教育发展史在教学论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两派之间的论争。下面分别从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等五个方面加以评述两派之争和发展趋势。一、关于教学过程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怎样传授知识,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     

“山药蛋派”的黄金时代过去了——新的时代要有新的文学流派

刘福林同志关于《“山药蛋派”能流下去吗》(载《山西师院学报》1980年3期)一文的立论,固然有些过于偏颇和武断,但不可否认,他提出了我省文艺界常常议论和关心的问题:“山药蛋派”的前途究竟如何?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山药蛋派”仍然能够流下去。近二年不断出现的“山药蛋派”的作品和     

从《脸上的红月亮》看日本战后派小说的特点

战后初期的日本，一代新作家崛起于文坛。他们冲破军国主义的期禁烟，纷纷提笔控诉法西斯势力的宪兵黩武，揭露罪恶战争给日本民族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形式上，他们摒弃“私小说”中常见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大胆引进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表现技巧，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战争题材文学作品，形成了日本当代文坛影响巨大的一股创作潮流——战后派文学。著名作家野间宏（1915—1911）的中篇小说《脸上的红月亮》（1947），就是战后派文学中极富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战后派文学最基本的特点。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     

加强农村专门人才队伍的培养和使用促进我国农村的现代化建设

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于３月 ３日至 １１日在京召开,教育问题仍是政协委员关注的热点。据有关部门统计,本次会议政协委员共提交提案３５９１件,其中有关教育的提案占到四分之一,可见教育在政协委员心目中的地位。自第三次全教会召开以来,如何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推行素质教育,减轻中小学生负担,预防青少年犯罪等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而由于高校扩招等原因,给中等职业教育带来的影响,以及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健康发展等问题,则是关心职业教育各界委员的热门话题。本刊在“两会”召开期间,派记者就有关问题特别是职业教育问题走访了部分委员,现将他们的看法奉献给读者。     

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风气

市委、市政府对本市教育事业极为关心。今年教师节前,市政府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先后召开了“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教育事业现场会”“全市各界支持教育座谈会”等若干次会议。在各次会议上,市长李瑞环都作了重要讲话。本刊现将上述两次会上李市长的讲话分段摘录,按五个方面刊布于后,供大家学习。文章标题与文内小标题均系本刊所加。     

专题报道

据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教育已成为今年最受公众关心的“两会”热点之一。两会期间,许多代表、委员们纷纷就教育问题在相关议案、提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其中涉及最多的是教育公平、教育投入、教育乱收费、职业教育、民办教育及如何发挥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编者专题报道     

“山药蛋派”第二代作家杨茂林中短篇小说回眸

“山药蛋派”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大树上的一枝文学奇葩.可以说,山西文学的根,就在“山药蛋派”.文章把直接受祖师爷们影响的第二代“山药蛋派”作家中,“较年轻的一位,也是颇有生气,颇有出息的一位”(西戎语)——杨茂林先生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解析他在新时期的几篇创新之作,藉以回答“山药蛋派”能否继续“流”下去,根本出路在哪里的问题.     

“代言”与“立言”——“民族主义”文艺与“战国策派”文艺辨析

长期以来，“民族主义”文艺和“战国策派”文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相提并论的，被斥之为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流派。研究证明，它们是两个性质迥异的流派。通过对其成员组成、文艺观、时代观以及理论渊源几个方面的辨析表明，“民族主义”文艺派是为国民党政治统制“代言”；“战国策派”文艺则为中国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殿堂中赢得一席之地而“立言”，同时还是实现该派“战时文化反思和重建”主旨的一支重要力量，自觉承担着五四以来改造国民性的重要任务。     

不断向起点("生活")回归——"七月派"现实主义新论

在寻常讨论的特征以外,七月派现实主义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则:在不同阶段、不同实践范畴中,都在尽力地向着作为文学之源的“生活—存在”回归,并且通过反思现实主义与“生活—存在”之间的意义间隙,来进一步建构文学的现实主义。这一原则在七月派的文学生成观念、现实生活态度、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以及以生命担当理想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二十年代,一些倡导“革命文学”的先驱者谈论过它;到了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时,左联文艺战士在与“新月派”、“第三种人”、“自由人”等资产阶级文学流派的论争中,又谈到过它;解放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伴随着文学现实主义问题的抑扬起落,这一问题又曾多次被涉及过;一九七六年十月,我们党果断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深遭灾难的中国文艺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