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霸政治追求及其对隐逸文化系统的影响

进入日益巩固而成熟的大一统政治后,隐逸文化系统之还能继续存在,社会政治系统对其之所以还能够容忍,跟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影响深远的王道、霸道政治观念有莫大关系.可以说,社会政治系统(政统)与隐逸文化系统二者,正是在"王道"政治理想上,找到了相契合之一点,而能相反相成,尽管他们各自在对王道政治理想的追求上,动机和目的是完全迥异的.     

从“王霸之争”角度审视《三国演义》中的政治斗争

在儒家政治伦理中,王道与霸道的观点承载着完全不同的道德判断。王道作为带有明显理想主义特征的政治理论,一直为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奉为治世大道而倍加推崇,而霸道虽然始终未能在儒家学者所认可,但在春秋五霸、秦皇汉武等历史人物的实践中,却成为统一国家、结束乱世的有效方法。王道与霸道的争论在秦汉时代被消解,并成功地被集合于帝王之一身。《三国演义》展现出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也蕴含着"王霸之争"的影子,其中被作者赋予理想君王色彩的刘备一生中遭遇到的政治挫折与胜利,正是王道与霸道在相互斗争中走向融合的鲜明写照。刘备前半生以仁义为理念却屡遭失败,后半生外行王道、内行霸道,"霸王道杂之",则大获成功,建立帝业。其中巨大反差所蕴含的道理是儒家"王霸之争"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分歧,以及两者在融合之后对于封建王朝统治的巨大功用。     

孔子的霸道观

霸道与王道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一对相反的命题。前者指凭借武力、威势和刑法等进行统治的政策;后者则指以所谓仁义治理天下的政策。王道的概念起源较早,相传为箕子向武王陈述“天地之大法”的《尚书·洪范》中就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的名言。春秋之世,诸侯争霸,霸道大兴。而孔子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文武向来被尊崇为实行王道的圣王,故孔子向往王道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王道与霸道本是君主统治人民的两种互为补充的手段,并非水火不容,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王     

王霸政治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参照——崔寔政治思想再探

东汉后期,针对政治腐败、法令废弛的末世之象,崔寔提出统治者应通过"参以霸政"的手段来解决政治困局。显然,此论与汉儒尊崇王道的主流观点格格不入,因而古今学者对崔寔的评价,无论批评或肯定,大都基于儒法之争、王霸之辩的传统视角。其实,在崔寔的语境中,所谓霸道,既是一种针对两汉以来政治文化发展困局,亦即"百王之敝"的解决途径,也是对正统儒家所倡导的王道思想之不足的弥补,因而并不应将崔寔所论之"霸"完全视为王道的对立面。为了论证霸道的正当性,崔寔还借助春秋时期的诸侯尊王攘夷、奉行霸政这一历史经验,来说明具有强权性质的"霸"之手段,亦能在帝国现实政治的情境下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崔寔之论,既非一味地尊霸而非王,亦非简单的王霸并用,而是试图援引霸道中的某些具体因素来救补王道。     

霸道、王道与新王道——中国发展战略思考

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秦国采用法家“霸道”策略取得成功,鲁国沿用儒家“王道”策略惨遭失败;转型完成之后,秦帝国沿用法家“霸道”亡家亡国,汉武帝重新采用儒家“王道”天下晏安.历史经验表明,“霸道”、“王道”各有利弊,因时而用.在当前国内国际宏观形势下,中国应该实施“新王道”:一方面,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另一方面,凝聚人心整合社会.     

从教育的视角解读荀子王道与霸道兼施的政治思想

荀子是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继承并发展了"孔孟"的王道与霸道兼施的政治思想,既符合实际需要,又具有现实意义。"王霸兼施"的思想不仅对治国适用,对教育也有一定的启示。本文从教育的视角来解读王道与霸道的思想,从而为现代教育提供借鉴。     

孔子论领导艺术：“王道”与“霸道”

人们在谈论企业家的领导艺术时,经常会说＂王道＂与＂霸道＂两个词,其实＂王道＂与＂霸道＂从古到今都是中国执政者所用的两个很重要的方法和手段。     

后美国时代的中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以华夏性格塑造“王道中国”

世间万物都有其独一无二的性格,因而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也不例外,国家的性格集中体现了该国家的国家性质及其民族心理。中国的国家性格是一种王道性格,而不是霸道性格,王道既是中国的国家的性格,同时也是国家的根本道德。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对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崛起的中国而言,如何在不断完善自身发展的同时,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和担忧,如何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国家思维,如何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的国家战略定位,关键就在于以华夏性格来塑造"王道中国"的国际形象。     

王道政治的理念——基于程氏经说的探讨

程氏兄弟之经说展现了他们的王道政治理念,即认为王道本于天理,王心与王政为王道之纲宗,在王道之权衡上有传德与传道之区分,尧舜、三代与孔子是王道政治理念之楷模。王道政治的实质是不偏不倚、万世不易的中庸之道,其具体表现是文质彬彬、情理交融的礼乐文明。按照二程的王道政治理念,历史上只有尧舜及三代之英能实现王道政治理想;秦汉以来以至于宋,则只是以法把持天下而已。与自由民主政治相较,王道政治始终以和谐共筑的原初整体为出发点（内圣外王的整体）,而自由民主政治在其本质内容中蕴含某种根源性的分裂特征（德性与政治的分裂）。     

外籍蜀官与“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王道和霸道是中国传统治术的两端,并且由此产生“儒生”与“文吏”二类文官群体的分类。汉代中期前后,“霸王道杂之”的政治运作模式确立,儒生、法吏并用,或者以儒术缘饰法术,此运作模式有利于帝国行政和大一统的思想控制。汉制,郡国守相不用本郡国人,西汉外籍蜀官在巴蜀地区的施政带有“霸王道杂之”的色彩,使得地方基层社会逐渐被整合到国家秩序之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陷入“地方化”。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行事具有典型意义,可为研究者提供一个观察和分析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