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主流媒体在议程设置过程中的功能表达

美国学者本·巴格迪坎在其著作《传播媒介的垄断》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控制信息的权利是控制社会的一个主要杠杆。”①麦库姆斯和肖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提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媒体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可以让各种“议题”赋予不同程度的显著性,以此来影响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籍此,议程设置作为传播媒介的一个重要功能,在社会稳定、文化传承和教育涵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主流媒体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具有高度舆论影响力的传播媒介,通过主流媒体…     

“媒体造星”的议程设置与舆论导向

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由大众传媒引导的＂媒体造星＂运动愈演愈烈。本文首先阐释了＂媒体造星＂现象的概念及研究现状,并综述了对此类现象不同角度的各种研究报道。其次,通过列举大量时下广泛流行的＂造星＂现象,总结＂造星＂现象的特点及对受众的影响。最后,本文从议程设置与舆论导向两个方面着重分析了＂媒体造星＂运动,从大众媒介自身出发,讨论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起因及结果,并联系议程设置与舆论导向,初步分析了＂媒体造星＂的发展趋势与存在的必然性。     

议程设置视角下新型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分析——以“浙江宣传”为例

对议程设置理论的嬗变及舆论引导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文献梳理,发现当前学者们对于新型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分析较为匮乏。通过对“浙江宣传”微信公众号的舆论引导力分析,总结了“浙江宣传”在选题策划、内容特点和语言风格三个方面的亮点,为新型主流媒体进行舆论引导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汶川地震报道 网络步入主流媒体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网络传播得到了飞速发展,它对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的影响,不仅影响着政治和经济,而且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并且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本文以汶川地震为研究个案,透过汶川地震看网络议程设置。深入分析了在新的传播环境下,网络媒体议程设置的新发展和新变化,最终笔者认为汶川地震标志着网络媒体正成为主流媒体。     

议程设置视角下媒体微博的“广场舞”报道分析

广场舞作为一种群众基础广泛的社会文化活动,近年来在风靡城乡的同时,也在微博上引起了公众和媒体机构的关注。通过抽样,对媒体机构微博关于"广场舞"话题的报道数量、发布形式、发布时间和报道角度的具体分析,我们发现,在微博舆论场中,公众和媒体机构共同建构了"广场舞"这个社会议题。     

网络时代媒体的议题与属性议程设置变化

互联网时代,媒体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也出现改变,本文分析了媒体议题议程设置与属性议程设置的现象,对其变化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对互联网时代下媒体的发展提出引导.     

浅析网络环境下的议程设置

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媒介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建立在传统媒介环境之下的议程设置理论相应的也发生了改变。本文试从议题本身、议程设置的主体、议程设置的作用机制以及议程设置的效果四个方面分析网络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     

网络中的“议程设置”与公众自我议程设置

在网络传播模式下,"议程设置"仍然存在,但由于传受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议题设置权下放,传播内容多元化等新特点,同时,网络中也出现了公众自我议程设置,并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的现象。     

议程设置视域下政府、媒体、公众的互动机制——从城市更新系列报道看新型主流媒体能力构建

当前,在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机器算法等夹击之下,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虽受到巨大挑战,但通过新型主流媒体建设获得了强大能力。本研究旨在通过城市更新系列报道,分析“半岛新闻”围绕议程设置能力进行的新型主流媒体建设路径探索,探讨传媒议程在与政策议程、公众议程互动中的作用及机制。     

网络的议程设置

网络传播的特点网络以个体形式参与传播,每个网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发布者,中外互通,随时随地,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的传播边界。许多道听途说、似是而非、未经核实的消息从网上不胫而走,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流向全球各地,使传统的新闻信息管理体制与机制鞭长莫及。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基本上是单向传播,信息传播的走势是递减的,而网络是双向互动式传播,信息传播的走势是递增的。网民在接     

简析网络环境对于议程设置理论产生影响的原因

文章阐述了网络时代背景下议程设置理论的新趋势,着重分析了网络环境对于传统媒介产生影响的原因。从网络本身的特点、网络事件/人物自身的特点、社会因素等不同角度分析网络对议程设置理论产生影响的原因。     

网络媒介的议程设置——以“艳照门”事件为例

陈冠希的“艳照”在网上泄露以后,网络立即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艳照门”热议,广大网民对此事近乎疯狂的讨论似乎又陷入了一个非理性的误区。这场“艳照”风波拷问了娱乐圈的道德底线,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艺人的隐私问题如何保护以及媒体无休止的炒作是否过度、网民的非理性行为等问题的深思。本文试图从媒介议程设置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事件,分析该事件带给我们的启示,并探讨如何加强网络文明建设。     

社交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对Twitter中外媒体“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报道的分析

在国际舆论场上,媒体间议程设置力量的此消彼长影响着国际话语权的归属,社交媒体的普及进一步复杂化了议程设置动态。本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相关议题为例,收集了中国媒体、“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国媒体和非合作国媒体三方于2013-2023年在Twitter上发布的推文,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技术,从方向、强度与时滞三个层次全面比较三方媒体议程设置之间的异同。研究发现,在方向上,三类媒体之间具有均等的议程设置效能,均掌握议程设置权力;在强度与时滞上,中国媒体比两类外国媒体有更高强度的议程设置能力和更持久的议程设置时间;这一结果体现了社交媒体时代议程博弈的复杂新动态,本研究从媒介环境、议程驯化与议题所有权角度对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了中国媒体在“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议程设置中可通过融汇权力、涵养内力和保持定力的“三力”提升策略来强化媒体议程设置能力。     

媒体议程设置与正面宣传

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人们思想活动空前活跃、信息传播途径日益多样的新形势下，如何提高新闻媒体引导舆论的能力，增强正面宣传的针对性、吸引力和感染力，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传媒“议程设置”与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1）已经成为大众媒体的一个大众传播符号（意见领袖）出现在公众视域之中。网站的论坛，报刊的专栏专访，电视节目中的嘉宾讨论、辩论会，公共知识分子明星般的频频在媒体空问亮相出声，他们本身也成为了公众和媒体讨论的热点。去年秋《南方人物周刊》就策划了一期“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专题，紧接着各个媒体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公众也参与了积极的讨论，将这一话题推向了高潮。     

要积极参与到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中去

“议程设置”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理论假设,它的被证实本身就说明,在西方媒体那里,所谓的客观、公正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官方媒体的全球文化传播网络议程设置研究

本研究利用计算传播学研究范式,探究了中国官方媒体在以“推特”为代表的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中国文化议程设置效果。以“网络议程设置”理论为研究框架,本研究发现,中国官方媒体与海外受众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均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中国文化话语体系。但中国官方媒体议程尚未能影响海外公众议程,同时亦没有基于海外受众特征建立起有效的传播策略,仍采用“以我为主”的姿态构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本研究通过探究中国官方媒体对中国文化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议程设置效果,拓宽了网络议程设置的理论视阈,对中国官方媒体的中国文化全球传播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社交媒体“转发抽奖”传播中的议程设置研究

智能终端的普及降低了传播的门槛,更多的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设置议题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讨论。"转发抽奖"是社交媒体中传播主体经常采用的方式,传播者将议题和奖品绑定,要求受众转发信息即达成中奖条件从而加强和扩大传播效果。本文就社交媒体中"转发抽奖"所产生的议程设置效果进行探究,并进一步论述社交平台环境中议程设置的新特征。     

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的“长尾效应”

当代社会,在新媒介特别是网络的发展与推动下,传统媒介环境不断向新媒介环境演变,而新媒介环境的诞生又必然会对传统传播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冲击与修正。与此相应,网络时代下的“议程设置”与传统媒介时代相比,已经表现出了多元化与软性化的倾向,并表现出“长尾效应”。     

从“周久耕事件”看网络社区的议程设置

自大众媒体产生以来,大众传播的效果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早期的传播学者认为受众在传播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但随着传播学的发展,一些传播学者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周久耕事件"个案探究网络社区的议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