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到革命——清末董子学研究的历史考察

清末政治风雨如晦、风云诡谲之时,是倡行改良,还是号召革命,构成了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斗争焦点。康有为在戊戌前后“一以贯之”借董子学以推行其改良主张;章太炎则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换过程;刘师培以董子学比附现代民主之义和民族主义,并反驳改良派的理论根基公羊学,以此来驳斥改良,宣传革命。章太炎、刘师培与康有为的争论,表明上是古文经对今文经的学术论争,实际上体现的是革命与改良的政治斗争,体现了社会上改良思潮向革命思潮的一轮转换。     

试析康有为的阶级属性

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来考察，戊戌变法前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还很薄弱，戊戌变法也仅是一场地主阶级性质的改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环境，决定了康有为是地主阶级的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另外，从康有为的经济地位，一生的政治活动来看，康有为的阶级属性也不能是地主阶级的属性．     

语用失误与跨文化交际中的顺应

语用失误是异文化冲突的常见现象。语际语用失误与语内语用失误是语用失误的两种类型,运用Verschueren的顺应理论可以阐释这两种类型的语用失误产生的根本原因,即都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于言语交际的任何一方对语言与交际语境等因素（诸如语言使用者以及物理、社交、心理世界等）的动态顺应忽视而造成的。     

顺应理论视角下的语用失误研究——以英语学习者的语用失误为例

语用失误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顺应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英语学习者语用失误产生的根本原因,即说话者忽视对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心理世界等语境因素的动态顺应.分析顺应理论失败所造成的语用失误实例,有助于达到和谐交际的目的,并能够提高英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     

浅议民族国家、世界秩序与天下大同

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西方政治学界用来定义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概念。民族国家理念是两种实体的混合物,因此存在着理论缺陷和实践缺陷。康有为等人对世界秩序的构想超越了民族国家理论范式,这对人类未来的探究有启示意义。     

基于关联理论的语用失误与幽默效果分析

本文以Sperber和Wilson所提出的关联理论作为理论依据,分析了语用失误产生的认知过程以及语用失误与交际中所产生的幽默效果的关系,揭示了语用失误虽然通常是导致交际失败的重要因素,但是其在幽默的产生中具有的积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从顺应论的角度看称呼语的语用失误

称呼语是语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对于日常交际有着重要影响。语用失误是指在言语交际中,由于语言使用不得体而造成的失误。称呼语的语用失误会导致语言交际失败。运用顺应理论可以探索称呼语的语用失误原因,是由于说话者忽视了语言使用者,社交世界,社会文化,心理世界等语境因素的动态顺应造成的。     

戊戌变法失败的成因及若干思考

通过还原清末戊戌变法时期文化中心主义及民族焦虑的社会心理背景,以及对这一环境之下社会精英的结构性分析,可以发现身为社会精英一员的康有为变法思想的种种局限、变法策略选择的多次失误。而正是这些局限和失误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这也为我国进行宪政改革提供了相应的教训与警示。     

从语言顺应理论角度看语用失误研究

语用失误是指跨文化言语交际的语用个体由于缺乏相关文化、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知识而导致的交际不能顺利完成的现象。以顺应理论为框架,以语言顺应理论下的语言结构顺应为视角,深入分析英语语用规则及其在言语行为中的体现与汉语语用规则及其在言语行为中的体现,进一步探讨语用规则和语用失误之间的关系,以求寻找言语行为语用失误发生原因的内在途径。     

关于康有为的教育思想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在教学目的上,康有为把从事教育作为政治维新、振兴中国的重要手段。他自己办学培养维新人材,用经世治用思想教育学生,并提出“治学莫大于救国”的思想;教学内容上,通过《长兴学记》内容的介绍,阐述了康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教学方法上,康善于运用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寓教于乐、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并注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为自由鼓，为平等呼，为大同书——纪念《大同书》公开发表70周年

本文对康有为的社会变革思想和大同社会理念进行了初步评介。指出康有为的社会变革思想融中国传统哲学变化日新的观念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想为一体，具有变法图强、强国富民的积极社会意义。他所鼓吹的改良雏新主张。又显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同样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产物，是儒家大同理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理念融通的结果。     

万木草堂

万木草堂是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的一所新型学馆。中法战争前后,边疆危机四起,警报频传,康有为痛感民族危机严重,于1888年,乘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给光绪帝写了一封五千字左右的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要求学习西方,实行维新,挽救危局。这是康有为把自己酝酿已久的变法思想,第一次以上书的形式正式提出。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和压制,上书未能递送给光绪帝。这一次,康有为虽然没有考中举人,但这封上书,很快在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中传诵,康有为及他的变法思想渐渐出了名。康有为回到广东,1890年春,他全家由南海县移居广州。他决心以聚徒讲学的方式,深入研究维新理论,传播改良思想,培养立志变法的人材,以挽救民族危亡。陈千秋在论述康有为办学原因时     

康有为与《上清帝第一书》

整整一百年前,改良思想尚未成熟的康有为,鉴于中法战后“国势日蹙”“外患日逼”的民族危机,伏阙上皇帝书,请求变法,并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是为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上清帝第一书》体现了     

马克思理论的"缺陷"反思

马克思理论的“缺陷”,或者说理论前提不完整,是否需要弥补?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会出现失误和弊病?现实要求我们要主动而积极地创新理论,而不是只说不做,这样只会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有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     

教育技术学视野中的教育理论研究

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失误,比如用哲学话语言说教育理论、杜撰虚假范畴、迷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把反映性知识当作实践的工具和中介、不重视建立教育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体系等等。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不但存在着这些失误,还长期存在着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教育理论脱离实践最根本的原因是技术性理论成分的缺失。教育技术学视角中的教育理论包括教育技术学、教育现象学和教育价值学。这种教育理论按照实践理性发展着人们对教育的理解和改造能力,必然能够化解教育脱离实践的矛盾。     

康有为科技思想的再探讨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维新领袖,他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政治的主张,虽然这个改革是用改良的方式,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大胆的尝试,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在探索救国真理的过程中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这应该说在当时的中国是凤毛麟角的,其科技思想对中国的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     

重评戊戌变法运动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贯穿了惊心动魄的军事暴动设计和斗争。维新派曾进行了选将控兵、围颐和园劫制太后的设计,并为此付出了牺牲。因此,说维新运动是一场改良运动,其主要领导康有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完全拒绝暴力行动,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对戊戌变法运动的内容、性质及其社会效果,都有重新评价的必要。     

试论康梁社会政治主张的差异与冲突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一百年前,中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时势造英雄,是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成就了康有为,使他成了中国先进者队伍中的思想者,近代四位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也正是维新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使梁启超的才华充分展露,“齐名南海,并称康梁”。     

从顺应理论的角度研究语用失误

以顺应理论为指导框架、以交际语境为视角,研究语用失误。指出语用失误是由于交际的一方或双方在交际中忽视了语言与交际语境诸因素——社交世界、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动态顺应造成的。语言顺应是交际中避免语用失误的一种有效策略,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顺应意识,提高语用能力。     

浅议50年代我国在过渡时期的若干失误

建国初期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曾经在党内达成共识,并在实践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事实上,建国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存在极为短暂,建国初期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起点问题上存在失误。导致这一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有客观方面的因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本文拟对此问题作肤浅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