蕴含在混乱表面之下的意蕴和谐——论卡明斯“古怪的印刷体式”诗歌的“陌生化”技巧

E．E．卡明斯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现代主义诗人,也是20世纪英美实验派诗人中的佼佼者。他那以“古怪的印刷体式”编排的“一句话诗歌”不仅将传统诗歌有关诗节、音韵和格律的规则彻底推翻,而且还将诗句和词汇拆得粉碎。这种偏离常规的诗歌形式就形成了“陌生化”的效果。用“陌生化”的技巧解读卡明斯的“古怪的印刷体式”诗歌,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诗歌表面的杂乱无章,而是诗歌内在的和谐与统一。     

吴宓的翻译思想与德国翻译家的影响

晚近学术界较为关注吴宓的翻译思想及其翻译实践,其中包括西方翻译思想对吴宓翻译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本文拟探讨吴宓对歌德的翻译思想及威廉·施莱格尔的翻译实践的接受。根据歌德的翻译思想,以及吴宓对施莱格尔翻译工作的评价,就可译与不可译、翻译的价值、翻译的方法、及诗歌翻译这四个问题,讨论德国翻译家的影响与吴宓的翻译思想之间的关系。     

闻一多徐志摩“三美”艺术追求比较

“三美”理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出自新格律诗派主将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它是新格律诗派追求诗美和创造诗歌新格律的理论主张。《诗的格律》中强调：“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而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就不能废除格律。”‘之美”准则的倡导，得到徐志摩、朱湘、陈梦家等诗人的积极响应，他们努力实践，各自腾挪变化，斟酌创新，创作出大量内容与形式臻于完美的诗歌，纠正了当时诗歌创作语言赤裸到近乎白话，形式自由到近乎散文的不良现象，对新诗发展作…     

论吴宓的诗

吴宓的诗歌创作选择的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道路,“新材料”即“一时一地之生活感想”,反映了他思想与情感的矛盾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旧格律”则为其诗歌的表现形式,虽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但因才力所限与炼意炼字功夫的欠缺,颇多不足,吴宓诗歌的特征与研究价值,主要在于思想内容而非其艺术性。     

新格律派视角下的汪榕培《诗经》英译探析

王宏印将汪榕培英译中国古典诗歌实践识解与认定为“新格律派”。本文通过梳理汪榕培英译本《诗经》中“典故淡化”“主题革新”属性的译介实务，具体探析王宏印关于汪榕培英译中国古代经典诗歌具有“新格律派”翻译特质的研究观点，以期深度体会汪榕培在英译中国古典诗歌实务中，超越阅读认知理性、变通解读行为规范的跨文化译介与交际的核心视点与对应方法。     

古典诗歌英译中的格律问题

诗歌翻译的本质就是再现原诗的审美特质和艺术魅力。围绕这一基本原则 ,在对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格律手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着重就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中格律转换之相关技巧进行了探讨与归纳     

孙大雨“音组”理论浅说

孙大雨批评了诗歌写作中自由诗和新月派的"等音计数主义".在英语诗歌格律的启发下,提出了"音组"学说.他从字音的"音长"出发,累"音长"而成"音节","音节"遵循"时长相同或相似"的原则积成"音组",然后构建诗行和诗节.孙大雨认为,当诗行的意义、语法关系和"音组"相冲突的时候.应遵循"音组"优先的原则.     

翻译家卞之琳研究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卞之琳在诗歌的研究、创作和翻译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我国新诗的口语化、格律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以顿代步”的翻译主张对我们今天的诗歌翻译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他用诗歌体裁翻译的莎剧,也成为了格律体莎剧译文的代表作。     

吴宓与“五四”文化论辩

吴宓先生因批评新文化运动受到新文化派的批判，也因此长期被摒弃于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主流之外。本文认为：吴宓的一些文化观点对新文化运动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补偏救弊作用，对吴宓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应重新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估。     

试论新月派诗歌的格律

音韵学对诗歌的研究从未间断且历久弥新,对诗歌讲求从平仄、韵脚、节奏等多方面发现音韵格律,有力推动了诗歌的创作和鉴赏工作。新月派诗歌作为近代诗歌流派的代表,创作追求“音乐美”,形成了独特的格律特点。     

外国诗歌汉译与中国现代格律诗

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新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在翻译中存在着不顾原作格律的问题,造成了外国诗都是自由诗的误解,产生了负面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歌翻译家在译诗中注意还原原作的格律,被卞之琳先生称为"译诗艺术的成年".外国诗歌格律原貌的展示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理论研究、创作相结合,有助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确立,从而推动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     

律之美——英语诗歌中的格律与韵律

在习惯中国古体诗工整格式与韵律的中国学习者的眼中,英语诗歌看来既不对称,读来更是如同嚼蜡,索然无味,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对英语诗歌的音乐要素(诗歌的格律与韵律)还不甚了解所致。要想解决这个难题,首先我们必须认识英语和汉语语言本身的差别。汉语是象形文字,语义的单位是字,所以汉语古体诗的格律、韵律以及意群以字为单位;而英语是以语音为基础的文字,英语诗歌的格律、韵律以及意群自然就以音节为单位。例如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是一首五言绝句,每行五个字,分两个意群,共三拍。前一个意群…     

现代格律诗与外国诗歌汉译

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新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在翻译中存在着不顾原作格律的问题,造成了外国诗都是自由诗的误解,产生了负面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诗歌翻译家在译诗中注意还原原作的格律,被卞之琳先生称为“译诗艺术的成年”。外国诗歌格律原貌的展示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理论研究、创作实践相结合,有助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确立,从而推动中国诗歌的健康发展。     

论宋濂的诗学思想

本文是对明初宋濂诗学思想的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作为浙东文派的代表人物与明初的朝廷重臣,重视宗经原道与政治教化是宋濂的一贯主张,并形成了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歌创作观念.但他也强调诗歌技巧格律的训练、诗人个体情感的抒发与诗歌审美特征的追求,显示出他诗学思想的复杂丰富内涵.同时文章还探讨了形成其诗学观念的原因.     

“悬挂”的诗——林徽因诗歌意象的构建

作为新月派的一员,林徽因的诗歌显示出独特的诗美,建筑与美术方面的修养融入了她的诗歌世界,影响着她对诗歌意象的构建方式,"悬挂"是诗歌的中心词,蕴藏了作者的哲理情思。     

试论英汉诗歌翻译中的节律制约

本文主要讨论了英汉诗歌翻译中的节律制约。众所周知,无论英诗还是汉诗都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都十分注重节律和音韵。因此在诗歌翻译中,如果能将音系学的相关原理运用到诗歌翻译中,就有可能达到最贴切的对等。作者通过比较不同译者在诗歌翻译中所采用的不同方法,指出诗歌翻译中有可能也有必要考虑到节律制约,运用韵式、音步与平仄、格律互译。通过分析无韵体译格律诗的缺陷,指出了音节对应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作用。     

诗学观照下的诗歌翻译活动——以新月派的诗歌翻译为例

本文立足于新月派诗歌讨论、创作和翻译的大背景,探讨了狭义诗学与诗歌翻译的选材和翻译方法的可能关系。认为新月诗学及其指导下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月派诗人诗歌翻译选材,并且是该派诗歌翻译方法的直接源泉,为在形式和音乐性两方面成功移译外诗奠定了基础。     

诗学观念与翻译操纵：袁可嘉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与叶芝译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翻译者主体意识觉醒,诗学观念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渐趋明显。长期致力于英美现代派诗歌翻译和研究的袁可嘉,在对叶芝的译介中通过对译诗的选择、阐释以及具体的翻译策略,对叶芝加以改造,体现出他构建“中国式现代主义”的诗学观念对叶芝翻译的操纵。     

论英汉古典诗歌的格律特征及翻译艺术

本文讨论了英语格律诗和汉语格律诗各自的特点,认为英语诗歌格律经历了由音步格式到节拍的演绎过程,而诗行中汉字声调上的平仄变化则体现了汉诗的基本格律。通过英汉古典诗歌的格律比较,文章指出了两者间的差异以及在英语格律诗歌汉译方面所产生的争鸣。     

论英诗汉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创造性叛逆——以莎氏《第18首商籁诗》三个汉译本为例

英语商籁诗在转译成汉语后,由于两者在文字表达、词语发音等方面的差异,其原有的韵律美和格律美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韵律和格律翻译时译者的适度创造性叛逆能够增加诗歌的音乐美和节奏感,从而能帮助汉语读者在欣赏译诗时获得和原诗读者大致相同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