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村与欧洲

1.我从小生长在中国河南一个偏僻的村庄里。由于太平洋的关系,中国人用两个概念划分世界,称欧洲和北美为＂西洋＂,日本为＂东洋＂。从十九世纪中叶,＂西洋＂和＂东洋＂轮番入侵中国,中国人便称欧美人为＂西洋鬼子＂,日本人为“东洋鬼子”。     

近代日本"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以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新支那论》为中心

甲午中日战争后,不少日本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中表现出了露骨的侵华图谋,他们极力在中国史研究中寻找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将日本对华侵略合理化、合法化,为侵华献计献策。此类所谓的“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事实上已经堕落为侵华的史学。这些都在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研究的主要人物,如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服部宇之吉、矢野仁一、有高岩、秋泽修二等人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其中内藤湖南的“内藤史学”最为典型。     

日本的两所大学

东洋大学——享有“哲学名门”称号的综合大学 东洋大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日本高等学府。1887年日本近代教育家井上圆了博士(1858—1919)创办了“哲学馆”,1903年发展成为“哲学馆大学”,1906年改称为“东洋大学”,至今已是一所拥有文学、经济、管理、法学、社会学、工学院和研究生院等7个学院、26个专业系和11个研究所(中心)的现代化综合性大学了。这所大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重视哲学教育,视“哲学为诸学科的基础”。这是从创校者井上所继承的百年来     

晚清时期历史教材的新陈代谢（下）

国人改编历史教科书 应该承认,作为历史教材乃至史学著作,《支那通史》和《中等东洋史》（汉文《东洋史要》）的学术水平都是相当高的,但将其原版引人或翻译而作为中国人学习中国史的教材则问题多多。首先,中国人学习自己祖国的历史,却用日本人编写的中国史教材,中国史学界和历史教育界脸面何放？其次,以《支那通史》和《东洋史要》作我国学校的中国史教材的书名也不妥。那珂通世也说了：“支那”是外国人对中国的“他称”,而非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自称。而且日本人以“支那”称中国,明治维新以后已有轻视、蔑视之意。     

论内藤湖南的“文化论”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学的研究方面,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且卓有建树。在日本汉学界也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在中日文化关系论等方面,他主张“中日文化同一体”“文化中心移动说”。可以说他的思想曾对日本人的中国观以及日本的对华政策都产生过实际的影响。本文从内藤湖南的“中日文化统一体”和“文化中心移动说”中所出现的观点进行分析,从而论述内藤湖南“文化论”的实质。     

“滨文库”读曲札记(三则)

日本所藏汉籍之多;虽早有耳闻,但一旦实地拜访,仍不能不为其收藏丰富所惊叹。著名的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无理图书馆等自不待言,一般大学的图书馆,也都有相当数量的汉籍收藏。严绍里先生说,他调查到的当今日本所藏汉籍善本（明本与明之前本）近八千种。①这个数目,是北京图书馆1933年所藏善本书三千七百九十六种的两倍产。近代戏曲与俗文学方面,以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双红堂文库”最为百名。而九州大学图书馆六本松分馆的‘按文库”,似较少受到注意。96年春,蒙九大文学部教授、六本松图书分馆馆长福…     

明史讲座

现在讲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包括两个问题:郑和下西洋的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一) 郑和(三宝太监)下西洋 首先说明西洋是指什么地方。明朝时候把现在的南洋地区统称为东洋和西洋。西洋指的是现在的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等地区;东洋指的菲律宾、日本等地区。在元朝以前已经有了东、西洋之分,为什么有这样的分法呢?因为当时在海上航行要靠针路(指南针),针路分东洋指针和西洋指针,因此在地理名词上就有“东洋”和“西洋”。郑和下西洋指的是什么地方呢?主要是指现在的南洋群岛。     

甲午战争的另一个败因——无孔不入的日本间谍

潜入中国的间谍组织 晚清，日本派往中国的间谍接连不断。“玄洋社”大约是最早在中国进行秘密间谍活动的组织，其“实绩”之一，是1884年在上海昆山路建起的东洋学馆。     

港臺勁刮東洋風

最近香港猛刮东洋风,走在街头到处可以见到挂着大大日本字招牌的寿司、拉面店、十元店、日本零售店,街上多的是头戴渔夫帽,穿着A Bathing Ape、Neighborhood、甚至印着鲜明日本字T恤的年轻人,信和中心、先达广场翻版日剧VCD及日本游戏光碟软体充斥,百利商场、Up Date Mall最畅销的部是来自日本的衣物饰品与水货化妆品;翻开书报摊贩卖的香港杂志,“水着”、“激安”、“人气”全成了香港新新语言;电器行里陈列着几乎与日本同步上市的Hi-Fi、AV、MD,报纸旅游版多的是招揽日本旅行团的广告……既然生活中无时不刻都被日本气息笼罩着,当然流行音乐圈也不免被这股风潮扫到。     

留日学生举办上海世博图片展

7月12-13日,在中国驻日使馆教育处和东京都文京区政府以及东京大学国际中心的大力支持下,东京大学和东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举办了以“友谊、交流、未来”为主题的上海世博图片展。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东亚的侵略活动——写在《马关条约》签订110周年之际

《马关条约》曾规定朝鲜为“自主之国”,但战后十四年,日本就吞并了朝鲜。条约规定日本勒索中国银2亿库平两,日本则通过所谓库平需实足色、银镑兑换比价、驻军等手法,又多向中国勒索8350万两（含“赎辽费”在内）。日本强占台湾五十年,给台湾带来的不是“东洋文化”,而是暴虐统治和疯狂屠杀,日本殖民侵略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俺村与欧洲

1.我从小生长在中国河南一个偏僻的村庄里。由于太平洋的关系,中国人用两个概念划分世界,称欧洲和北美为西洋,日本为东洋。从十九世纪中叶,西洋和东洋轮番入侵中国,中国人便称欧美人为西洋鬼子,日     

论井上哲次郎武士道论的成立——东西洋的对抗与日本的定位

井上哲次郎(1855-1944年)的武士道论,曾对日本近代武士道的发展有着支配性的影响。他为构建适合近代天皇制国家需要的意识形态,首先立足于"东洋对抗西洋"(东方对抗西方)的思想构图,充分借助以儒学为主的东洋传统思想资源,论证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洋的传统在面对西洋文明时固有的价值甚至优越性;然后为适应日本在近代世界强权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刻意区别于来自中国的儒学,重新"定位"本国文化,构筑了一套关于所谓日本特有的武士道传统的学说,以论证日本在东洋(以至世界)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井上从"东洋对西洋"到"日本对中国"、"武士道对儒教"的思想历程,典型地体现了在近代日本所谓"传统"被重新创造出来的过程。     

日本明治时期“德育论争”之刍议

日本是近代迅速崛起的亚洲第一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封建社会时期日本在吸收借鉴中国教育的同时,注重培养“大和魂”教育。19世纪的明治维新是日本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868年,明治政府以天皇誓言的形式发布了《御誓文》,表明要“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并以此为开端,全面改革旧的封建社会的教育,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资本主义教育体制。他们沿袭“东洋道德、西洋艺术”     

关于振武学校的珍贵资料

我1984年10月起到日本东洋文库,作为研究部外国人研究员进行日本史及中日关系史研究。利用这一方便,我竭力能多找到一些原始资料。其中,东洋文库所藏的关于振武学校的史料,是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尤其是清朝留日陆军学生问题的极为宝贵的资     

拉票

上学期,我们要选第三批团员,有些同学就凭着“哥们义气”来拉选票。我也想拉,可是就是不好意思张口。选举那天中午放学,我找到一个同学说:“下午给我投一票吧。”没想到他却说:“竞选就是要公平,干吗要私下拉票?”说得我脸上火辣辣的。D拉票@白东洋!124000$辽宁省盘锦市第二完全中学八(8)班     

桑原骘藏东洋史学研究的学术影响

桑原骘藏作为日本近代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一生从事东西交通史、中国文化史、法制史的研究,并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上也取得过重要成就。桑原骘藏研究视角独特、学术态度严谨,成果丰富,被学术界认可,并对于东洋史学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敦煌与《法华经》学术研讨会”简介

正2018年9月5日,由敦煌研究院与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敦煌与《法华经》学术研讨会"在敦煌莫高窟召开。来自东洋哲学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的专家提交论文参会。这是敦煌研究院院与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首次合作举办的一次小型专题学术讨论会。首先,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赵声良与东洋哲学研究所顾问川田洋一先生分别作会议致辞。然后,东洋哲学研究所研究事业部的副部长茑木荣一先生以"走向世界的《法华经》展"为题,介绍了东洋哲学研究     

以历史学为方法:再论内藤湖南的东洋史研究

内藤湖南东洋史研究各论说间密切配合,形成一种清晰可辨的论说结构。其历史观以"东洋文化"的建构为基础,在"东洋文化"的场域里,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描绘中国和日本历史发展的部分特征从而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以促进"东洋文化"发展的视角论证日本"天职"的历史正当性;着眼于"东洋文化"变迁大势提出"东洋史时代三区分说"和"宋代近世说"。内藤以历史学方法在不同层面为其现实主张建构论证体系,是其人其说的显然特点。     

从“西洋化”到“日本化”——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形成

日本以1868年明治维新为起点,开始了一场现代化变革,但是这场现代化变革是在与幕末形成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以及“和魂洋才”一脉相承的“国家主义”口号之下进行的。因此,在经历了明治初期一场教育全盘“西方化”浪潮之后,“日本化”便很快压倒了“西洋化”。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天皇制绝对主义政权的地位后,与此发展相适应,日本国民教育体系在经历了从《学制令》到《教育令》。从《改正教育令》到《学校令》的发展后。终于在1890年通过《教育敕语》,为它的整个军国主义教育最终定下了基调,成为日本在战败前教育的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