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与桐城派研究

近年来有关程朱理学与桐城派研究论文不多而且研究力度不够。程朱理学对桐城派散文内容方面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桐城派的文章内容方面多是宣传程朱理学。桐城派的文章的成功之处在文学方面的创新,尤其在语言方面体现出"雅洁"。对"义理"、"考据"、"词章"三者诠释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论证。程朱理学对桐城派散文美学追求的影响罕有,正确看待桐城派散文美学追求,需要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作较全面而简要的分析。     

清代文化家族与桐城派的演进

众多文化家族的存在,是桐城派演变进程中一个别具意义的重要文化现象.从地理空间来看,桐城派家族的区域分布呈现出东南多、西北少的总体特征,这也反映出桐城派传衍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这些家族之间往往相互联姻,由此构建起的婚姻网络有力助推了桐城派的壮大.这些家族之间还存在家学交流和融汇的现象,这也有力推动了桐城派学术的不断向前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文化家族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形态,依托于他们的桐城派自身也在新陈代谢之中,并逐步向现代转型.总之,桐城派在两百余年的演变进程中,深深地烙上了家族化的色印,呈现出独特的传衍机制.     

谫论秦瀛与桐城派、阳湖派的关系

秦瀛是乾嘉时期一位重要的作家,他与桐城派的姚鼐、阳湖文派的张惠言、恽敬等人皆有往来。一直以来,人们对秦瀛的认识并不太清楚,或将其归之桐城派,或将其列于阳湖派。通过客观地、全面地辨析与厘清秦瀛和与其有所联系的桐城、阳湖两派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秦瀛应该归之于桐城派阵营,将其纳入阳湖派不妥。     

沙滩文化与程朱理学

沙滩文化是清代中后期出现在黔北地区的一种地域性文化,学术界主要是将之作为一种经学形态加以探讨.事实上,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为代表,沙滩文化中程朱理学的精神在人生信仰、道统意识、学术传播和躬行实践、诗文创作等方面都有表现.总体来看,程朱理学与沙滩文化结缘从属于晚清汉宋合流的区域性思潮,是其在晚清贵州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     

也谈戴名世与桐城派——与王献永先生商榷

近读王献永先生所作《戴名世与桐城派》(《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3期),获益匪浅。然亦有几点感想提出以就正于王先生及读者诸君。一要讨论戴名世与桐城派的关系,首先要弄清何谓桐城派,好有个循名求实的原则。王文说: 戴名世与桐城文派有着基本相同的文学倾向和渊源。     

政治文化视野：清代边疆民族政策分析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十分注重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治理。清前期所制定的边疆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富有成效。其中,“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分其势而众建之”、以“抚”为主的治理原则以覆用人策略方面都充分考虑到了多元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这对于维护和巩固边疆地区稳定乃至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徽州文化的程朱理学印记

本文从宋代军事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徽州地域特点等方面讨论了徽州文化和程朱理学的影响.     

陈独秀与桐城派的因缘际会

陈独秀与桐城派关系紧密。早年受桐城文化濡养,并与桐城门人相交游;晚年致力于文字学研究,重回桐城文化怀抱。陈独秀出自"桐城",其学识成就颇得桐城之助。     

论桐城派的诗学观

桐城派是我国文学史上作家最多、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从兴起到终结有200余年的历史,以古文创作和古文理论名世,但该派成员也不乏善持诗论者,他们以古文理论入诗学,形成了一个独有的流     

归有光与桐城派的渊源关系

归有光和桐城派之间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归有光重道又不轻文的文道合一观和关注国运世情的文以致用观一定程度上启发和影响了桐城派文论体系的建立;归有光的自然本色、言生于情等文学理论和融小说笔法于散文中等创作技巧直接影响到桐城派内容醇正、文辞雅洁的散文风格的确立。桐城派奉归为宗师是与清初文风的转变和散文自身的发展变化分不开,也与桐城派始祖方苞最早师承归氏有直接联系。     

关于桐城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的思考

桐城是桐城派故里、黄梅戏之乡,文化底蕴深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成为桐城经济发展的新“着力点”。桐城民俗文化产业开发要在充分认识桐城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的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坚持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统一协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筹兼顾的基本原则,努力实现改善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环境,建设开放有序的民俗文化市场,形成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产业的目标,通过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立足特色,打造品牌,培养人才,建设阵地,扶持民俗文化企业等策略,推动桐城民俗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和谐地发展,最终实现“文化大市”到“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     

朱光潜和桐城派的学理联系

朱光潜是桐城人,与桐城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学理联系。具体表现为,对桐城派的义法理论、因声求气理论和阳刚阴柔诸理论均有全面的继承和发展。某种程度上,这种继承和发展,为中国现代学术的构建,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即：立足传统,面向现代,融会中西。     

陈独秀抨击 "桐城派" 探因

陈独秀为何抨击＂桐城派＂,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承接了晚清民初对＂桐城派＂批评与超越的潮流,看到了＂桐城派＂从中兴走向衰落的趋势;二是欲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学,必破＂桐城派＂正统、正道、正宗之地位,三是以林纾为代表的＂古文＂势力成为了现实阻力,对林纾和桐城派的批判就成为《新青年》重要的目标和任务。     

吴应箕与桐城派关系考论

吴应箕不仅是上江社团的领袖,也是复社领袖,与桐城派的先辈有广泛的交往。作为古文名家,他的文学思想也通过桐城诸子和自身的传播惠及戴名世、方苞所开创的桐城派。桐城派在学术祈向、对待古今文的态度和理论体系三个方面以惊人的相似性表现出对吴应箕思想的继承。     

林纾与桐城派

林纾与桐城派交往很多。民初特别是五四时期,桐城古文每遭异议,林纾极力为之辩护,但他并不完全赞成桐城派这一说法。桐城派主要是一个古文理论批评流派,林纾不完全赞成桐城派这一说法与此有关。方苞的义法说及其批评实践最能代表桐城派的理论批评成就。林纾接受了桐城派的众多说法,特别是将其义法说贯彻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并有新的发展,甚至认为外国小说中也有义法。林纾的文学理论批评是对桐城派的重要贡献。     

桐城派与嘉道之际的学术格局

嘉道时期,汉学与宋学的对峙日益走向公开化,"汉宋之争"也随之达到高潮。在这场论辩中,学宗程朱的桐城派全面系统地批判汉学弊病,辩护宋学道统地位,维护程朱形象,并在论争高潮后立足宋学,从经世致用角度出发兼采汉学,逐渐改善了宋学处境,促使嘉道学术格局向有利于宋学的方向转变,为宋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石。     

曾国藩与桐城文人

出于文学情结和政治需要,曾国藩利用桐城派这面旗帜招揽天下英才,为其政治利益服务,表现出对桐城文人特别关爱和培养,赢得桐城文人对他的信任。与此同时,桐城文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振兴桐城派三祖的文学事业,也必须追随曾国藩,借助其声望,扩大桐城派的影响。曾国藩看重桐城文人,桐城文人愿为曾氏效力,成为历史的必然。     

论家族文化对明清桐城望族诗人创作的影响

明清时期,桐城诗歌的繁荣与大批名门望族的叠兴代起密切相关,钱澄之、方文、方以智、姚鼐等创作卓有实绩的诗人几乎都来自于这些家族。虽然就作品风貌来看,这些诗人风格各异,个性鲜明,但他们的创作又很显然受到其家族文化的重要影响,从而呈现出某些共通性特征。本文主要从理学的传承、尚学重教的风气、家族诗文化的影响等方面分析家族文化对明清桐城望族成员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而以斑窥豹,探讨家族文化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     

早期桐城派的教育主张与实践——以“桐城三祖”为核心的考察

作为清代文化史上存续持久、人数众多且影响颇大的著名文教群体的桐城派,因以古文名世而历来被视为文学流派;其实桐城派学者多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与主张,与教育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以"桐城三祖"为代表的早期桐城派学者在清代科举、书院等文教领域开展了积极的教育活动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考察他们的教育主张与实践,不仅有助于丰富对清代教育的全面认识,也有助于从源头上理清近代以来晚期桐城派在传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种种表现的内在逻辑。     

"因声求气":桐城派的诵读之学

从音节字句上体会古人之神气的＂因声求气＂,是刘大櫆文论语言学转向的必然逻辑结果。凸显以音节为关捩的语言感,使得＂因声求气＂的诵读之学成为桐城派的不二法门。它所生成的是一种独特的体验美学：作古文成为桐城派的＂行为艺术＂。＂因声求气＂的根本诉求,在于在诵读中复活经典的＂义法＂而建构为心灵的秩序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