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洪流中的艰难选择——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为例看文学的审美性与政治权力话语的关系

本文主要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进行考察,从一个侧面对长期困扰文学的审美性与权力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指出左翼文学无论从理论到创作都陷入到了权力话语的漩涡当中,成为功利性较强的文学宣传;但是同时也注意到它并不是完全不具备审美性,只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它所主张的崇高、悲壮的审美原则被无限地放大以致文学的丰富性没有得到很好地呈现。并对近来所提出的从宣传学的角度来考查左翼文学的做法加以评论。     

托洛茨基与中国现代左翼文艺

托洛茨基关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的理论,影响了鲁迅为首的一部分左翼作家及其在左翼运动中采取的姿态;他的“同路人”理论成为鲁迅等人对抗和修正左联初期关门主义倾向的话语策略;他的关于革命语境中艺术独特性的论述被以鲁迅为代表的若干左翼理论家认同;在左翼文学中引起共鸣或反对的还有他的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取消主义态度。     

新历史小说的阐释与批判

新历史主义小说放弃了1930年代"左翼"文学以来的庸俗历史进化论,在个人与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中心与边缘、历史与真实的关系上还原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叙事策略、话语模式、历史表达等方面形成独特风格,促进了历史与文学之间关系的改变。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赵树理与现代“元话语”

本文把1930年代以来的中国左翼文学命名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因为其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标准为首要。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存在两种“元话语”,启蒙“元话语”和不断革命“元话语”,后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核心。赵树理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地位是特殊的,他的乡村关怀不会随着“元话语”的变化发生改变,从启蒙到不断革命,赵树理文学一直以乡村伦理和农民利益为中心,为当代文学树立了一个“主体性”意义的标准。作家不应该屈服于某种权力话语,今天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应该吸收各种“元话语”的优秀部分形成赵树理式的东方化叙事。     

革命:关于"人"的现代性话语的转换策略——兼论左翼革命文学的人文理想

左翼革命文学以"革命话语""接着说"的姿态对五四新文学进行合理承传和修正,它非但不是对"人的觉醒"的五四人性启蒙精神本身的否定,而且是充分肯定其价值性的追求,是中国现代文学追求人的解放的一种现代性话语策略与转换.在革命话语的背后,文学家们所热衷的恰是革命与生俱来所携带的叛逆性和人的精神自主性,体现的是左翼革命文学所追求的人文理想.     

《废都》话语分析

《废都》的文本话语与两性话语、道德话语、文学审美话语、政治话语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背离与冲突。以男权为中心的文人士大夫自恋心态导致对女性话语权力的践踏,对两性关系的主观病态扭曲;同时,作家艺术真实尺度把握不当,是对文学审美话语的挑战;“废都人”自私自利、见利忘义、虚伪做作的言行举止和两性关系的扭曲、变态,是对中国传统优质道德话语的颠覆;作品中以宣泄基调反映出来的社会各阶层间差距加大、利益分配不公等问题,是对主流政治话语的讽刺;作家历史理性的深度匮乏使《废都》难以承担指引读者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一使命：作家艺术技巧的牵强降低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家“审丑”尺度不当,忘记了对丑的批判。     

《红楼梦》经典地位的话语建构(英文)

从本质上说,《红楼梦》是一种话语。话语处在一个历时系统之中,历经变迁。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话语变迁,如,社会的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意识形态的进步等。著名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在他的著作《话语与社会变迁》中提出了话语变迁的三维框架,即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在进行话语分析的时候,这三种因素很重要。因此,在论及《红楼梦》是怎样从正统文学的弃儿转变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的时候,就涉及到了话语变迁。社会在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对《红楼梦》这部小说也会有新的更深刻的理解。《红楼梦》文学经典地位的话语建构是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完成的。     

《红楼梦》经典地位的话语建构

从本质上说,《红楼梦》是一种话语。话语处在一个历时系统之中,历经变迁。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话语变迁,如,社会的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意识形态的进步等。著名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在他的著作《话语与社会变迁》中提出了话语变迁的三维框架,即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在进行话语分析的时候,这三种因素很重要。因此,在论及《红楼梦》是怎样从正统文学的弃儿转变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的时候,就涉及到了话语变迁。社会在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对《红楼梦》这部小说也会有新的更深刻的理解。《红楼梦》文学经典地位的话语建构是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完成的。     

蕴藉：贯穿文学活动的美质因子

文学作为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话语行为或话语实践,旨在突出话语的具体社会关联性,“蕴藉”是其突出的特点。此特点贯穿于整个文学活动之中,使文学的话语含蓄有余,内涵丰富,具有多重读解的可能性,为文本意义的创新升华提供了条件．     

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

晚清以来中国近代政治的腐败，致使文学不得不对政治进行某种“过度补偿”。在这种“补偿”过程中，文学把自身当成一种宣传的工具，而遵循“大众传播”的话语规则：为了扩大宣传的实际效果——扩大受众面——于是以所谓“大众语”来替代知识分子具有先锋性的话语形式“白话文”。以所谓的“民族形式”来取代西方的文学形式“fiction”等。但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文学自身的扭曲、变形，使其成为“非文学”甚至“反文学”。同时，这种对“民间”的想象，还建构起了一个左翼文学的鸟托邦，从而使得一切非文学、反文学的东西，都得以合法化、主流化、权力化了。“工人文学”是中国文学中文学水平最低的一种，但它上有左翼文学的话语资源，下有改革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的变相继承。今日虽已边缘化，仍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以对“工人文学”的研究木曷橥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退行”过程。     

翻译中的话语系统原理探索

翻译中的话语是一种体现为语言转换的双重话语系统,由原语和译语话语按辩证对等的关系构成,其中原语和译语话语又由体现为原文和译文文本要素的语言、心理、社会、文学、审美、文化等若干方面的成分在形式、意义、功能等层面及音位、词素、词语、短语、句子、篇章等等级上按辩证互补的关系构成,受包括原语和译语语境在内的翻译环境制约并在环境中执行语言、心理、社会、文学、审美、文化等若干方面的功能,在时间上呈现为以原文理解和译文表达为核心的话语系统分析和生成过程,并在其总体、本体、环境、过程上分别呈现出以译语话语与原语话语之间的辩证对等为中心的辩证关联性、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等辩证系统特性。     

坚守与抗争-左联时期茅盾为延续五四传统所作的贡献

革命文学倡导者为完成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文学范式转变,采取的是与“五四冶断然决裂的态度,对五四话语及五四传统形成巨大的冲击.“五四冶一代成名作家纷纷受到贬斥和攻击,作为“五四冶之后诞生的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小说月报》主编的茅盾也未能幸免.在革命文学倡导者咄咄逼人、四面出击的强大攻势面前,茅盾虽然也曾作过有力的回应,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他已经开始自觉接受规训,以便能够重新回归到左翼阵营之中.然而作为“五四冶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中的佼佼者,他却并未彻底放弃对五四话语的坚守和阐扬,从而在左联时期为延续五四传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个人话语与权威话语整合与分离下的赵树理

综观以往对赵树理的研究、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带着各自时代所具有的社会功利性,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和偏离。赵树理在其个人话语与权威话语整合与分离之中,始终探索和实践着文学为民的道路,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和作品,绝非有意迎合权威话语,更没有被权威话语所异化。     

新中国战争文学的话语书写

战争文学创作体现和反映了文化话语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战争文学被用来佐证制度的合法性,而战争史诗及党和群众的关系是论证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文学形式。当文化话语从政治上的合法性过渡到法律上的合法性后,制度话语与战争文学之间的紧张感得到缓释,制度话语允许人性话语探索战争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但人性话语书写受到制度话语和题材局限性的双重钳制,无论是作品的主题深度还是作品影响力都难以和制度话语书写相提并论。加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化市场和大众传媒的双重作用下战争文学出现了文化市场书写趋向,对以文化市场为导向的战争文学来说,它把放弃对制度话语的质疑和批判,以及对受众的无条件迎合当作了基本的叙事策略。     

在民族国家与文学之间--初创期的现实主义批评话语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种主要的批评话语。现实主义批评话语首先作为一种科学话语产生于民族国家的认同中，它表现为从科学话语的自然主义到文学话语的现实主义，从民族国家到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过程。而一旦确立,现实主义批评话语就以一种遗忘的方式在重叙文学史中改写了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进而为获得后来的强势话语地位敞开了自身。     

对“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的质疑

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认为,“蕴藉属性”是文学话语必须持有的,其他话语不具备的性质。但这一说法有失偏颇。“蕴藉属性”是话语的一种属性,它在文学话语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没有“蕴藉属性”的话语也能成为文学话语。     

浅谈西方文学中象征型文学话语形象

象征型文学话语形象有其渊源，它与叙事、抒情性文学话语形象相比较有其哲理性、象征性、多义性等特征，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由于其独具特色的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形式，其未来的发展必是方兴未艾。     

通俗与高雅的碰撞——论《小世界》中的两种话语

英国当代小说家与文学评论家戴维·洛奇深谙各种创作技巧。然而,当这些创作技巧与创作的自然需求发生碰撞时,其作品又无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话语。本文拟从通俗文学话语与高雅文学话语两方面对洛奇代表作《小世界》中的矛盾话语进行分析。     

“中东路事件”在左翼文学中的表现

“中东路事件”对于左翼作家是一个棘手的话题，龚冰庐与马宁曾将其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靠拢党的宣传政策的自觉意识，但无意中却也凸现出早期中共处理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时的理论困境。这一结果暗示了政治话语的敏感性、含混性与文学书写独特的解构能力之间微妙的关系，可以使我们从另一种角度理解左翼文学中政党意志和文学创作之间的磨合进程。     

灾荒饥馑之下的呐喊与抗争——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与民国自然灾害关系之考察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蓬勃兴起,固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宣传召唤的结果,也自有其酝酿发酵的现实土壤,其中灾荒与饥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许多左翼作家的人生轨迹都与自然灾害相交织。左翼作家对自然灾害的书写形式多样,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无所不包,反映了广阔的社会内容,体现了左翼文学关怀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左翼文学与自然灾害紧密相连,一方面强化了左翼文学与乡土中国的联结,形成了一种灾难书写的现代性叙事模式,发挥了强大的社会批判功能,唤醒了农民的觉醒与反抗,加速了中国左翼革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自然灾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左翼文学的多维发展,使得左翼文学囿于乡土中国的经验描述而忽视了自身的现代品质与艺术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