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与“中国新诗”派——对“中国新诗派”的再认识

学术界对“中国新诗派”认识及命名的混乱要求我们对它进行重新认识。通过对40年代未两个诗歌刊物《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分析与研究,从源头上认识“中国新诗派”的发轫与形成。“中国新诗派”不同于其他流派,它是因诗歌艺术客观上的趋同而被后人追认的文学流派,是“自觉”的现代主义促成了“不自觉”的诗歌流派。     

从具体诗评看《诗论》与《毛诗序》在论《诗》上的不同及关系

《诗序》中各诗篇的序有三百十一篇,与现存的篇目相应。其本身是脱离《诗》经由口头到定篇单独流传的,后人将其割裂开,或加以补充修改,配到每篇诗的下面,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式：序分置每篇诗下,先标明篇题,再叙说诗意[1]。《诗论》谈诗篇,形式更为自由活泼,多将几个篇目合而论之,贯彻一个统一的思想。如“《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     

从《论语》看孔子的诗教

诗教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孔子以降，诗教便成为一种以今本《诗经》为范本，浸润着礼义德行教化的教育，深为整个社会所看重。本旨在对孔子诗教的形成、功用及特点作简要阐明，以期获得对“孔门诗教”的较深入的认识，从而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诗经》，对待诗教。     

钟嵘诗学的《诗》学母体及其转化——从《诗》六义到诗三义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了诗三义的概念,其与《毛诗序》的《诗》六义之间貌似存在着意义关联,然在本质上却并不相同.《诗》六义的提出乃基于诗教说的前提,从六诗到六义,说明了《诗》学阐释由诗教立场而经学立场的发展变化.而钟嵘对于诗三义的揭示与阐释,虽然与《毛诗序》的《诗》六义之间存在着语词、语义上的关联,然而其去经学化的立场却是十分显著的.钟嵘追溯诗歌源流上至风雅,看似是宗经思想的支配,然而究其原因,一方面缘于齐梁人的《诗》源共识,一方面宗经实为一种表象,钟嵘恰恰是在经学的语汇范畴中寻求到了诗学领域内的突破.与汉唐经学思想笼罩下的经典诗学相比,钟嵘诗三义的揭橥在六朝诗学史上的价值应该受到足够重视.     

从《左传》《国语》所载逸诗的属性看“孔子删《诗》”

前人对于“孔子删《诗》”的否定,虽论据众多,但实际上真正较有说服力的仅只一条,即“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的矛盾.然无论是“古诗三千”还是“逸诗”稀少,否定论者的理解都值得商榷.所谓“古诗三千”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不仅带有夸张色彩,而且也是指各版本累加的总和;所谓“逸诗”也并不是整部《诗经》之逸,而只是部分显贵地区的诗歌之逸,特别是《周颂》和二《雅》之逸.由于《周颂》和二《雅》的政治地位比较高贵,本来被删的几率就不大,因此以经传所载“逸诗”之少而否定“孔子删《诗》”,这样的论证也同样是不可靠的.     

从《诗》的早期传播看《诗》的经典化

《诗》早期特殊的传播方式,是其经典化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国家制度化的“采诗”与“献诗”,作为一次自下而上的传播,使《诗》由乡间里巷走向了神圣的庙堂圣殿“;诗”的礼乐制度化,则标志着《诗》由民间歌谣转化为典礼乐歌,在自上而下的传播中被赋予了整合社会价值导向的教育意义;春秋战国间的“赋诗”与“引诗”,将这部先王之书广泛应用到具体社会生活中,《诗》成了政治生活中交流的工具,进一步为它的经典化打下了历史基础。     

从陈子昂《感遇诗》中的意象看其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与革新

从时间意象、自然风景、飞鸟意象方面探讨陈子昂《感遇诗》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革新。一个是在为生命忧，一个是在替社会悲，这在他们的诗歌中表现得很明显。     

从刘向著作引诗看刘向的《诗》学观

刘向在其所著的《列女传》、《说苑》、《新序》中,保存了大量对《诗经》的解释性的文字,其义与鲁韩间有异同。而关于刘向《诗经》学在齐、鲁、韩三家中属于哪一家的问题已聚讼千年。本文从《列女传》、《说苑》、《新序》三部著作出发,将其中引诗全面整理,通过其与齐、鲁、韩三家诗的比较,究其不同;通过对其引诗的分类,发掘、还原刘向对于《诗经》的理解,从而述出刘向的《诗》学观。     

从《潜夫论》的引诗看王符的《诗》学观

王符在撰写《潜夫论》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的征引《诗经》中的诗句,或作为其史料来源,或引作权威性的理论论据,或有意识的记载书中人物引《诗》,都从中反映出王符对《诗经》的看法.为此,以《潜夫论》和《诗经》的文本考察研究入手,比照相关史书及典籍文献的记载,参考、借鉴了前人研究成果,探讨《潜夫论》中反映出的王符的《诗》学观     

论魏晋时期“以《诗》为经”与“以《诗》为戏”——以《世说新语》所载用《诗》为中心

魏晋时期同时出现了"以《诗》为经"和"以《诗》为戏"两种矛盾的现象,分别体现了宗经和离经两种相反的倾向性。"以《诗》为经"表现出对《诗》的态度是尤为宗崇的,"以《诗》为戏"则显示出一种戏谑和幽默的态度,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语言游戏。"以《诗》为经"显然是有汉一代经学意识形态的延续,而"以《诗》为戏"则反映了魏晋之际《诗》文化的新风貌。《世说新语》较为真实地再现魏晋史实,对上述《诗》文化面貌也有很好的记录与反映。在"以《诗》为经"的大文化环境下,"以《诗》为戏"显得相当特殊,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九叶派”个人风度的细读与比较

＂九叶＂诗派是隔了40年后被命名的诗歌流派。在新诗现代化的道路上,他们基于对现代主义的共同倾慕,在诗与诗论两方面渐渐接近、合流,从而形成流派色彩。然而这九位诗人却都有着更深的自我独立意识和个性化主张,因此在总的流派基调外,还表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     

九叶派与台湾现代派

“九叶派”和台湾现代派所处的政治背景大体相似。“九叶派”和台湾现代派在艺术传承上既有相同之处，又各有特点。二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异同。台湾现代派和“九叶派”存在着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如果把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比作一根链条，那么，它们就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无论是“九叶派”还是台湾现代派，它们都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不可分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九叶诗派”的抒情表达方式

“九叶诗派”是20世纪40年代崛起的新生代诗人，他们努力超越当时诗坛抒情样式的单调和浮泛，自觉探索新的抒情表达方式，其特点与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客观化抒情，智性化抒情，戏剧化抒情，为丰富新诗的表达策略，提高新诗的智性品质作出了贡献。     

论新诗人与古代汉诗及诗体建设

新诗人对古代汉诗，特别是对古代汉诗诗体特性及诗体演变特点的误解，如以为古代诗体都是相当格律化的定型诗体，古代诗体的演变总是处在由格律化向自由化转变的诗体解放历程中，因此百年间现代汉诗与古代汉诗总是多对抗少，导致了新诗诗体建设的偏激，使新诗体要么极其自由化和散化，要么极其格律化，出现了诗体自由与诗体规范之间的极端对抗。     

高中语文古诗词练习系统的比较研究——以人教版1990版和2004版两套高中语文教材为例

练习系统是教材的四大系统之一,对学生巩固知识、发展能力有着重要作用。文章以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和安德森认知过程维度理论为依据,比较分析1990版和2004版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古诗词练习系统的设计特点并做出优劣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练习系统设计的改进建议。     

浅析日本大正文学界对前期创造社的影响

日本文学界对创造社曾产生过深刻影响,但这种影响不仅是日本某作家或某文学流派对他们具体而微的影响,也不是只简单充当了西方文学与创造社之间的中介角色,创造社主要成员留学于日本大正时代,而大正文学界给予他们最重要的影响,表现在他们文学观与创作倾向的形成过程中所得到的引导,支持和经验借鉴,他们弃实学译文学是“文化主义”思潮盛行的大正社会文化背景之产物,而大正文学界的一些具体实践,如唯美主义文学,私小说和新浪漫主义,在他们具有唯美倾向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以及早期的小说他作方式的形成过程中,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新批评理论与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理论

四十年代袁可嘉针对中国新诗出现的两种不良倾向,借鉴新批评理论,系统地阐述了新诗现代化理论。新诗现代化理论在本体论、有机综合论、戏剧化论等方面吸收新批评的合理成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发展了中国的新诗传统诗歌理论。     

《楚辞》神秘数“九”的文化意蕴——解读“九歌”、“九天”、“九阳”

神秘数“九”在《楚辞》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蕴：一是祭祖。《九歌》是一组民间祭祖乐歌，十一篇内容都与祭祖相关；二是崇天。“九天”的“九”是楚族神圣的、神秘的表现崇天观念的数字符号；三是崇日。楚是一个崇拜太阳的民族，“九阳”神话潜藏着楚族炽热的崇日精神。     

新课标理念下初中语文教学探析

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应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学中,教师要把思考、发现、批判的权利交给学生,激发学生潜在的主体意识。这样的课堂教学就不再是追求同一答案、呆板无生气的答问过程,而是一个多角度、多层面、高密度的交流对话,是学生个体特点的自由展现。     

“感性革命”:九叶诗派的诗学建构起点

九叶诗派的重要贡献在于建构一套独具特色的现代主义诗学理念.他们把握"现实"又强调超越"现实",突出从"生活经验"转化为"文学经验"("诗的经验")这一关键环节.这既强调诗人自身内心对现实生活和经验的体验和传达,同时也提醒诗人不忘关注社会现实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从而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