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民间鼓吹乐的音乐文化风格探析

民间鼓吹乐研究是地方乐种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徽州当地农村的婚丧嫁娶等民俗事象及活跃其中的徼州民间鼓吹乐进行田野考察,通过田野记录和分析,剖析其音乐主体及其形态,发现鼓吹乐在徽州民间礼俗中具有重要意义.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徽州民间鼓吹乐也产生了变迁和发展.     

从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看双视角研究方法

"音乐文化的双视角观照"越来越被学界所认可,本文试图通过对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的分析,从"融入"和"跳出"的角度进行举例阐释.     

从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看双视角研究方法

“音乐文化的双视角观照”越来越被学界所认可,本文试图通过对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的分析,从“融入”和“跳出”的角度进行举例阐释。     

隆阳道教“礼俗乐”初探

隆阳区的历史沿革;隆阳区的宗教文化丰富,道教在其中举足轻重;道教音乐与隆阳当地礼俗活动不可分割;道教音乐在礼俗活动中的演出形式与规模;今天的社会里,道教"礼俗乐"兴盛的驱使。     

谈涞水、定兴、易县《普庵咒》曲牌音乐形态

河北省涞水、易县、定兴一带(以下简称"涞易定地区")民间乐社中多数保存了由南宋普庵禅师创作的佛教真言咒语《普庵咒》音乐。此曲在民间礼俗仪式中成为重要的仪式音乐,研究《普庵咒》曲牌的音乐形态,有助于建设中国传统乐学体系和深入诠释中国民间的仪式音乐。     

现代民间鼓吹乐浅探

汉乐府民歌的体裁形式之一——鼓吹乐,是中国音乐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乐种。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特别是在民间已经逐步成为民间音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广阔的民间土壤中不断获得滋养和发展。本文通过对鼓吹乐的渊源和发展的叙述,让人们对现代民间鼓吹乐有一定的了解。     

保康“黑暗传”调查

《黑暗传》是保康地区的丧葬用乐,在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仍然服务于当地农村的丧葬礼俗.本文对保康“黑暗传”进行调查,对其生存环境、仪式音乐传承方式、仪式场域进行观测,以较为客观的视角透视“黑暗传”音乐.     

《乐府诗集》“鼓吹”“横吹”曲辞的乐类特征及其乐府学意义

郭茂倩将“鼓吹”与“横吹”从汉鼓吹乐的杂合状态中析出,分别设类,但如何把握鼓吹与横吹乐的区别与联系,郭氏解题未能给出明确答案。如果我们根据出土文献保存的音乐表演信息,借助音乐图像与书面文献资料互证,便不难发现,在乐器的使用上,鼓吹无角,却有鼓、铙和短箫,歌者击铙、鼓为节而歌,构成鼓吹乐的基本特征。横吹则以角、笛为标志性乐器,又有小型节鼓,鼓手或即歌者。值得强调的是,横吹曲虽然源于北狄诸国的马上之乐,但马上奏乐只能算作骑吹的标志,与军乐并无必然联系,亦非鼓吹与横吹的区分标志。尤其是鼓吹与横吹乐自汉以后仍不断发展演化。通过音乐图像还可以看出,乐器使用上的差异所形成的音乐特征才是鼓吹与横吹乐的本质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目前书面文献记述零散不系统的缺憾,对乐府音乐学的研究至关重要。由汉至唐,鼓吹与横吹曲辞在音乐与文学的交织中继续发展,蔚为大观,郭茂倩将其从“鼓吹乐”中分列出来,不仅彰显了两类曲辞的音乐学与文学成就,还昭示出汉唐乐府诗的发展趋势与脉络,具有重要的乐府学意义。     

南朝鼓吹乐分类之辨析

鼓吹乐在南朝时发展迅速,由于其形式的多样化出现了各种名称,从而导致了现代鼓吹乐分类的混乱.文章通过对各种分类观点以及史书中各年代所出现的鼓吹名称的分析,试图说明鼓吹乐的分类以所使用场合及功能的不同来划分,南朝时分为军队用乐、仪式用乐和宴享用乐.     

杂论汉俗乐及汉乐府诗

乐府原指采诗制乐之官署 ,东晋以后逐渐演变成为诗体之名称。乐府诗乃配合音乐而歌唱之诗歌。乐府采集俗乐、搜集歌辞 ,主要来自民间。黄门鼓吹乐与短箫铙歌 ,均为俗乐。其中以黄门鼓吹乐更为重要 ,其曲调繁多、乐章丰富 ,广泛流传、影响深远。黄门鼓吹乐 ,包含两大类 :鼓吹曲与相和歌。“相和”者 ,并非丝竹相和 ,乃领唱与众人伴唱相和也。两汉时期 ,社会各阶层 ,无不喜好俗乐。文人们参与乐府歌辞创作 ,有三种情况。五言诗起源于汉乐府民歌。汉乐府以叙事诗为主     

商周时期的编钟的音乐之美

编钟是先秦音乐中的乐器主体,在商周时期兼具了"礼"和"乐"的双重功能.作为"礼"器,编钟不仅是王公贵族的身份象征,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需要的审美需要,而在其"乐"的功能中,更具有音乐之美.     

生态环境视域下鼓吹乐的文化空间解读

鼓吹乐是基于特殊时空环境中所呈现的音乐文化体系,隐含着特殊群体在生态空间环境中主动的适应性调整,其传承流变的过程就是不断与生态环境互动调适的动态过程,因此从文化生态的层面切入,探讨鼓吹乐生存的环境结构,对鼓吹乐文化发展流变的空间维度进行阐释分析,以期能够获得其传承发展的参照依据。     

礼俗互动 礼乐相须——浙东民俗与浙东锣鼓的活态共存

民俗活动是仪式音乐赖以生存的土壤,在浙东传统礼俗仪式中,民众世代遵循固有的以锣鼓为主导的用乐方式。庙会社火、祠堂祭祖、迎神赛会、节日灯会、祭海谢洋、舞龙耍狮等民俗活动及音声技艺表演中,锣鼓不可或缺。锣鼓音声与礼俗仪式共生互动,是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俗文化景观,也是浙东锣鼓成为民间仪式音乐的根本原因。     

乐从“乐”中来——中学音乐“快乐课堂”初探

"快乐课堂",是教育界深入探讨的课题.初中生正处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时期,在中学音乐课中营造"快乐课堂"是完全有必要的,通过"快乐课堂"的营造,让学生对音乐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使他们成为"乐之者",让学生乐在"乐"中,从而进入最佳学习境界,为学生终身喜爱音乐、学习音乐、享受音乐奠定良好的基础.下面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谈谈中学音乐课中营造"快乐课堂"的几点尝试.     

浅议客家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以梅州地区仪式音乐为例

从区域音乐研究的角度梳理梅州地区的仪式音乐,其中传统仪式音乐中的"歌"与"乐"体现的是客家人的族群认同,而新型仪式音乐中的"歌"与"乐",体现的是客家人在当下中音乐审美观念的变迁。     

丧葬礼俗音乐在乡村社会中衰退现象原因探究——以山西省风陵渡为例

人的一生中,要经过许许多多的礼俗,特别是出生、成年、结婚、死亡这四个礼俗,可以说是贯穿了人的一生.但由于科技的进步,以及多元文化的交融,这些传统礼俗都逐渐发生了变化.其中丧葬礼俗相较于其他仪礼依然保留着较多的原生性,相应的,丧葬民俗音乐也就具有研究价值.在当今,学界普遍认为城市中丧葬礼俗的传统音乐出现严重缺失现象,那在...     

隆阳道乐的类别及身份归属

道教在隆阳当地是代表性的宗教,道教团体共有四类:全真教,正一教,洞经先生和皇经先生;道教音乐是作为礼乐的身份而存在的,但并非所有的道乐都能够同时拥有礼乐和礼俗乐这样的"双重身份";道乐因归属类别不同呈现出不同风格;道乐作为仪式的一部分,是仪式中的"音声符号".     

"中国旋宫"与质疑"燕乐词源"说——兼论苏轼《竹枝歌》可入词集

"中国旋宫"--唐代"祖孝孙音阶及其宫调体系"的发现是音乐界大事,也对"燕乐词源说"发生冲击."唐乐"之标志,是祖孝孙旋宫体系的"大唐雅乐".它是真正催生和哺育"词"产生的温床."燕乐"之称,应从音乐实质上予以重新定位,"宴(燕)乐"只是指使用众多音乐以为"宴享"服务的仪式和场合,它自身并没有统一音阶,不能与以"胡乐"为主体的实质性"燕乐"相混称."燕乐"并不能涵盖当时的音乐全体,它仅属于祖孝孙宫调体系改造"胡乐"后的一个组成部分."唐乐"是多调性结构,"音乐"与"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艺术门类,词的产生既需要有适当音乐的配合,也有其"诗之裔"的传统影响.苏轼作词,有其"见微知著"的发展过程.《竹枝歌》应属填词性质,它是苏轼"通判杭州后大量写词"的前奏表现.     

礼乐文化与沂蒙文化——临沂出土编钟的音乐文化学思考

礼乐文化是沂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临沂出土的大量编钟见证了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兴盛。先秦时期临沂地区已经受到了来自中原礼乐文化的强烈影响。成为礼乐文化辐射到的一个重要区域。而现存的民间鼓吹乐透露出礼乐观念在民间的延续。无论是临沂出土的先秦编钟还是现存的农村礼俗用乐,均反映了礼乐制度、礼乐文化对临沂地方文化的深远影响。礼乐文化跨越历史至今犹存,理应是沂蒙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诗歌音乐传播的角度解析“旗亭画壁”

"旗亭画壁"之事反映出了唐代诗歌音乐传播的某些特点。由于盛唐时期宴饮赏乐文化繁荣,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才有机会在酒楼"免费"听歌。梨园乐人出宫表演,促进了宫廷与民间的音乐文化交流。"旗亭画壁"中,乐人采用[凉州]曲调演唱诗歌,入乐演唱时对原诗进行了截取或修改。乐人与文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贴近,乐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文人诗歌。在诗歌音乐传播系统中,以"诗入歌词之多者为优",而入乐传唱对诗歌的接受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