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NCA 与SEM 的混合方法

在“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与突发新冠疫情等的影响下,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通过信息化建设打造数字化企业,培育企业创新能力对振兴我国制造企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企业资源观的IT能力视角,本文整合必要条件分析（NCA）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混合方法对我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索IT能力、数字化转型和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创新绩效的关键必要条件,并证实数字化转型在IT能力和流程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而在IT能力和产品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通过对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与中介作用的分析,研究深化了当前文献对IT能力、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作用关系的理论认识,也为我国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管理提供了相关管理与政策建议。     

大数据资源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下，制造企业利用大数据资源促进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必然选择，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运用Mplus8.0软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方法(SEM),以427家制造企业为样本，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和组织惯例理论，对制造企业大数据资源、数字动态能力、组织惯例更新与数字化转型绩效之间的影响展开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大数据资源、数字动态能力的3个子维度：数字感知能力、数字利用能力和数字重构能力以及组织惯例更新都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绩效；数字利用能力、数字重构能力和组织惯例更新分别对大数据资源与数字化转型绩效关系具有中介效应；数字动态能力和组织惯例更新对大数据资源与数字化转型绩效关系具有链式中介效应。本文将在理论上拓展数字化情境下大数据资源对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研究，推动从动态能力理论和组织惯例理论研究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探索；在实践上有助于指导制造企业在动态环境下借助大数据资源，提升数字动态能力，加快组织惯例更新，进而实现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吸收能力与制造企业双重绩效——地区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下，制造企业能否以及如何提升双重绩效对构建持续竞争优势至关重要。研究使用140家制造企业2015—2020年的相关数据，基于资源和能力视角，重点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差异性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和地区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环境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2）吸收能力仅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财务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未能中介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3）地区数字化水平同时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对吸收能力和企业双重绩效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重绩效的影响在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成长性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化特征。研究深化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重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于引导制造企业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结合“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以及绿色发展理念,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3个维度分析其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运用2013-2018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究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结果 表明数字化技术转型和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均对绿色研发绩效、绿色制造绩效和绿色服务绩效有显著的影响,数字化效益转型则只对绿色服务绩效的影响显著.在调节作用分析中,数字化水平在以下5条路径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化技术转型和数字化效益转型对绿色研发绩效、绿色服务绩效;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对绿色服务绩效.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实现制造业绿色创新发展以及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建议.     

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以资源型企业为例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顺应市场的必然举措。本文以2010—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资源型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究了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起中介作用;对于民营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以上研究为政府制定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相关支持政策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数字技术与中小制造企业绩效：信息共享的中介作用

数字技术赋能已成为我国中小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项,从数字技术赋能视角,构建了“数字技术-信息共享-绩效提升”的理论模型,基于210家中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调查问卷,采用回归分析方法验证研究假设。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中小制造企业绩效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共享在数字技术与中小制造企业绩效之间起积极中介作用,并且数字技术与中小制造企业绩效关系还受到数字化政策感知的正向调节作用。结论丰富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方面的研究,也可为中小企业成长提供理论参考。     

制造企业服务化的研究述评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制造企业服务化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主要在制造企业服务化内涵、服务化对制造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服务创新模式3个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从以上3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以期为中国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决策、制造行业转型升级发展提供思路和借鉴。     

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数字化——双元创新的视角

本文以企业数字化转型为背景,以世界银行中国制造企业微观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转型中国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数字化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企业创新链数字化。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双元创新行为（探索式与利用式）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数字化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且边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非正规竞争与企业寻租会抑制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数字化的正向关系。经济后果检验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强化创新数字化最终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本研究为转型中国家审视创新数字化的驱动机理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为企业以及政府推动创新数字化提供管理与政策启示。     

企业制造过程与商业模式双重数字化转型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研究尝试基于"技术-市场"耦合框架,将数字化转型分为制造过程数字化和商业模式数字化,弥补以往技术研究单一视角的不足。本文收集了527家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况数据,采用逐层回归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战略更新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并探讨了变革敏捷性和技术嵌入适应能力这两个组织权变因素在数字化转型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商业模式数字化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促进作用,且组织变革敏捷性会加强这种促进作用,但技术嵌入适应性对两者关系没有起到调节作用;制造过程数字化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推动作用,同时技术嵌入适应性增强了这种关系,但组织变革敏捷性会减弱这种促进作用。本文依据上述结论针对企业不同的状态提出相应的数字化转型策略,对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基于组态视角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模式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TOE理论框架,以江苏省内128家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研究“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因素如何协同作用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结果表明：上述6个因素均不足以独立成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多个前因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多种前因组态;制造企业高制造过程数字化水平的前因组态包括数字技术推动型和数字生态主导型;制造企业高商业模式数字化水平的前因组态包括全价值链数字化型和数字生态孕育型。同时,本文亦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非高水平前因组态进行了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和业务数字化的不足分别是导致制造过程和商业模式数字化非高水平的关键原因。本文不仅为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对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一些有益启示。     

制造企业如何形成大数据能力赋能产品创新绩效？——CEO威胁认知与数字化支持行为的视角

现有研究强调了企业大数据能力的作用，但缺乏探讨其如何形成以赋能产品创新绩效。依据“三参照点”与动态能力理论，遵循“CEO认知—CEO行为—企业能力—绩效结果”的分析思路，利用关键威胁与绩效衰退威胁认知分别代表“失败”与“损失”决策功能区，比较分析了两种不同程度的威胁认知通过CEO数字化支持行为形成制造企业大数据能力赋能产品创新绩效的机制差异。利用华南地区两时点调查的311家制造企业问卷数据，采用PLS-SEM工具进行实证检验，结论如下。关键威胁认知（失败）通过提升CEO数字化支持行为形成制造企业大数据能力赋能产品创新绩效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而绩效衰退威胁认知（损失）的链式中介效应未得到支持，但能够提升关键威胁认知，进而促进CEO数字化支持行为形成制造企业大数据能力赋能产品创新绩效。跨群组比较分析表明，产业类型和企业规模会对以上发现产生不同影响。研究结论加深了威胁认知与战略行为关系存在异质性结果的认知，能够为制造企业形成大数据能力赋能产品创新绩效提供重要启示。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综述与展望

数字化对制造企业当前生存带来激烈冲击,部分企业主动应用新的数字技术变革制造模式并获取新的竞争优势。然而,当前学术界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测量、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等内容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梳理,为此文章希望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构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整合框架。首先,基于技术应用、创新驱动、价值创造及组织结构四个视角揭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概念,并从数字化水平与数字化能力两个维度解构其测量。其次,从环境、组织、团队、个人层面探究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再次,从直接影响和影响机制研究两方面综述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绩效的影响结果。最后,构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框架并为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智能化转型、成本粘性与企业绩效——基于传统制造企业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CDCSSCI

基于价值共创和要素集聚视角,采用文本挖掘方法,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的传统制造企业为样本,验证智能化转型是否提升了传统制造企业绩效,同时探讨成本粘性在智能化转型与传统制造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智能化转型对传统制造企业的绩效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智能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成本粘性提升传统制造企业的绩效水平。当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时,与资本密集型企业相比,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智能化转型更易降低成本粘性、实现企业绩效提升;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进行智能化转型对降低成本粘性、提升企业绩效的影响更明显。研究结论为推动我国传统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改善企业成本管理提供理论借鉴。     

医药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以九州通为例

医疗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医药流通企业逐步开始数字化转型。以九州通为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以及数字转型前后财务绩效表现,为医药流通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财务绩效提供参考。结果表明,九州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有很强的关联性,并且无论是财务指标还是EVA,九州通数字化转型后财务绩效都有所提高。医药流通企业需要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优势,在优化线上销售、提高收款效率、提升创新能力方面作出提升,以此推进医药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产出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能否通过数字技术驱动创新能力提升,成为其实现提质增效乃至获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但现有研究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产出的关系仍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产出的非线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产出存在倒U型影响,即随着数字化程度由低向高的转变,企业创新绩效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演化趋势,以上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研发授权和人力资本结构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产出之间发挥倒U型中介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丰富并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效益之间的非线性逻辑探索,为企业完善数字化转型战略并提升创新效益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支持。     

价值链数字化能产生创新赋能效应吗？——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微观证据

价值链数字化赋予企业形成以数字为关键要素的新的价值创造函数,以数字化、智能化改变价值创新方式,使能创新主体的交互链接结构网络化,降低创新风险,从而赋能创新绩效。既有研究缺乏对企业价值链数字化和价值链数字化广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因果关系的微观证据。研究基于世界银行中国制造企业微观调查数据,考察企业价值链数字化和价值链数字化广度延展产生的创新赋能效应,明晰其赋能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价值链数字化和价值链数字化广度延展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企业价值链数字化和价值链数字化广度均可通过三类中介机制作用于其创新绩效：一是信息共享效应,具体为信息交互与信息交互广度延展;二是知识溢出效应,具体为开放式创新和开放式创新广度延展;三是资源效应,具体为融资约束缓解。（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价值链数字化和价值链数字化广度增加对小企业的创新赋能边际影响更大,而对企业开展各类创新活动产生赋能效应无显著差异。     

制造型企业数字化成熟度评价模型及方法研究

随着中国制造型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不断深入,衡量中国制造型企业数字化水平,寻找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关键因素愈加重要。从战略、运营技术、文化组织能力、生态圈4个维度构建制造型企业数字化成熟度评价模型,并深入阐述基于层次分析(AHP)-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DEMATEL)方法的某商用车企数字化成熟度评价的详细过程。研究表明,案例车企的数字化成熟度分值为1.00分,尚处于数字化升级者阶段,以实现客户价值为中心、与业务战略关联性、生产质量管理、劳动力效率、资产利用率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的核心因素和未来的重点提升方向。     

推进我国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一体化平台架构设计

随着全面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如何打造成体系的数字化基础能力,并以此为目标推进数字化转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我国国有企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探索优化和完善国企数字化转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路径。首先基于已有相关理论分析,给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内涵,然后基于我国国企数字化转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建设方式发展滞后、系统协同能力不足、无法支撑敏捷交付与自动化运营需求和缺乏开放自治的应用管理机制等问题,提出改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式、打造国企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底座的建设思路,设计构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一体化平台。其中,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管理平台增强业务快速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数据中台是消除企业“数据孤岛”的核心引擎,有助于实现不同业务系统间数据的有效协同;低代码开发环境平台兼顾传统与创新,实现开发运维一体化;身份管理平台形成数据、服务和身份等方面治理的综合协同能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必然选择。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 “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战略。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绩效在数字化转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化困境”的实证分析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未来的市场空间将主要来源于向高端的提升以及向服务的延伸拓展。但是,随着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的加深,往往会出现所谓的"服务化困境",企业绩效不升反降。以我国五个制造行业的518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此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服务化程度与企业经营绩效呈"马鞍形"曲线关系,当制造企业初步实施服务化时,企业绩效有小幅度的上升,但当服务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时,企业绩效不增反降,直至企业服务程度再进一步加深,企业绩效才又呈现正向上升趋势。进一步,从社会文化环境角度讨论了我国制造"服务化困境"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选准服务化时机和提升心理准备、促进文化转型、坚持服务化投入等管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