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世”理想的破灭到“无待”思想的滋生——元杂剧山东作家群的思想流变

元代社会前期,杂剧成为戏曲走上繁荣之初的主要创作形式,北方的戏曲作家多结群创作,其中,山东作家群成为当时一个影响颇大的群体。山东作家群所作剧作,题材表现多样,部分存世早期作品鲜明地表现出元蒙高压统治下,文人儒家传统“济世”人生理想从热望走向幻灭的痕迹;后期作品流露出道家“元待”的消极思想。元代山东作家群由儒而道的思想流变,不仅在元代具有典型性,也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精神世界的动态。     

元杂剧作家对《史记》的改编——以《田穰苴伐晋兴齐》与《吴起挂帅敌秦》为探究中心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不单继承并发展了我国史传文学传统,更为后代文学创作者提供了一个蕴藏丰富的取材宝库,元代杂剧作家从中取材,创作了数量可观的“史记戏”.在这些剧作中, 《田穰苴伐晋兴齐》和《吴起挂帅敌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剧创作倾向.前者严格依据历史史实进行创作,而后者则在尽量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加以改编和艺术加工.元代杂剧作家对《史记》的改编正体现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剧创作倾向中.     

吴伟业杂剧二题

梅村的诗歌 ,创作颇丰 ,后世誉为“一代诗史”;而对其剧作 ,则被视为“案头之曲”,研讨者寥寥。笔者认为 :他的杂剧同样具有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其贡献亦功不可抹。本文试就《清人杂剧初集》中辑录的《通天台》《临春图》二杂剧第一出予以论析 ,从中可窥一斑     

论《香囊怨》中刘盼春的精神困境与生存悲剧

《香囊怨》作为朱有墩情爱题材类的杂剧中最有影响的剧作,其主题思想一直被学者关注与探讨,而其中刘盼春这一人物形象的悲剧命运令人深思。她的悲剧不是作品表层展现给读者的——为了守节以及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观念造成的。她的死亡与悲剧的命运,更主要的原因是她想做一个正常人而不得的精神困境：脱离风尘之地而不得,与自己爱人相守亦不能,忠守爱情亦不可。剧作展示了刘盼春想要做一个正常人而不能的生存悲剧。     

元杂剧鬼魂形象的社会意蕴

翻开元人杂剧,有许多剧作都是描写鬼魂复仇的。《窦娥冤》、《神奴儿》、《生金阁》、《硃砂担》等堪称其代表。这些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屈鬼冤魂复仇形象,反映了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精神。本文结合作品,试对这些复仇鬼魂形象发表点粗浅认识。元杂剧中的鬼魂,是在“覆盆不照太阳辉”的现实中产生的。元代社会,在蒙古贵族的统治下,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极为残酷,“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贪官酷吏横行霸道,权贵势要仗势欺人,泼皮流氓行凶作恶。这些人串通一起,残害百姓,致使     

朱有燉及其杂剧考论

作为一代藩王,朱有Dun能奉藩自全,而政治上的无作为却玉成了他对杂剧的创新。朱有Dun剧作在体制方面的创新是普遍的和系统的（这一点在同时代尚无人与之并列）。这和前人认为其“犹有金元风范”即对元曲名家名作的忠实继承并不构成矛盾。继承是基础,创新是动力。二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作品思想内容上由于正统教化和韬晦保守带来的不足,从而构成了朱有Dun杂剧艺术上的成功,也促进了宫廷杂剧的一时繁荣。     

再论《大雅堂杂剧》的思想内涵——抒写文人的时代困惑

汪道昆是明代徽州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戏剧集<大雅堂杂剧>从上世纪起就被研究者关注,现有的成果多肯定其剧作形式的革新,而鄙薄其思想内涵.从汪道昆忧虑愤激的思想、明代杂剧抒情写心的创作动机以及戏剧文本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大雅堂杂剧>抒写文人的时代困惑这一思想内涵.     

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

作为元代曲坛上影响深远的大家，关汉卿与马致远的杂剧创作既呈现出时代所赋予的共同特征，又有因各自生活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而导致的差异性。总体来讲，关汉卿杂剧较为密切地观照现实生活，充溢着浓烈的战斗精神，是名副其实的“场上之曲”；马致远杂剧注重观照自我，其剧作抒情达志多于故事的演绎，是名副其实的“案头之戏。”     

关汉卿散曲与杂剧比较

关汉卿的散曲与他的杂剧在思想倾向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他的散曲常常能够突破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念 ,而他的杂剧在主题上则显得相对保守。这种现象的出现 ,与关汉卿的杂剧创作思想 ,逐渐成熟的中国俗文学叙写范式 ,当时文人独特的创作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先秦时期儒法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一定的教育路线是由一定的政治路线决定的,反过来又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在我国先秦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孔老二和孟轲顽固地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提出了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极力维护西周的奴隶制。儒家的教育路线是为这条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这条教育路线坚持“复礼”、行“先王之教”,培养“法古”“循礼”     

决不能让反动思想自由泛滥——“焚书坑儒”之后儒家的复活及其历史教训

“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后,正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革命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如韩非、秦始皇等,旗帜鲜明地推行法家路线,实行对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峭其法而严其刑”。他们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斗争;对儒家的反革命活动,实行严厉的专政。秦始皇采用“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沉重地打击了儒学和儒家反动派,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是,封建社会是刚刚从奴隶社会产生出来的,它在经济、道德、精神各个方面不     

从“临川四梦”看汤显祖生命理想的抗争与幻灭

汤氏剧作以“四梦”为最,后人除为其艺术成就称好之外,其所蕴含的至情主题及哲学内涵更为大家所吸引,这四梦中一以贯之的情生、情至、情灭主题也正是这位剧作大家坎坷一生、矛盾复杂思想的艺术体现。     

论洪昇的《长生殿》

被称为清代戏曲南北高峰之一的《长生殿》 ,是一部富有深沉的兴亡之感的传奇。作者洪 曰升 把李、杨故事与“安史之乱”联系起来 ,蕴丰富的政治内涵于单纯的爱情外延。剧作前半部的李、杨爱情 ,深深地刻着帝王后妃的阶级烙印 ;但剧作后半部的李、杨形象 ,已变成传说中神化式的钟情得发痴的人物。在歌颂爱情这个副主题上 ,作品显然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长生殿》被誉为“闹热《牡丹亭》” ,浓厚的抒情色彩为其重要特色     

焦母形象应重新定位

《原野》是曹禺剧作中引起争论最多的一部,但对于焦母形象定位却异乎寻常地众口一词。论者都以阶级的一面而切入,认定焦母是恶的化身。唯一的最能站得住脚的理由是因为她是焦阎王的妻子。如唐弢说:“焦母,这个一生造孽的阎王婆,明知大势已去,却还在挣扎,反扑,保护她最后一点‘家私’。”这自然影响到焦母性格的完整性,也     

灵与肉：生命的双翅——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剧作主题论

“上帝”、“死亡”与“爱”是伯格曼一生钟爱的电影剧作主题 ,他童年时代便养成的独特心理结构及人格对此有深刻影响。其剧作所显示的深厚人文关怀对中国电影艺术极具启发意义。     

言发于心 个性鲜明——谈《窦娥冤》中窦娥形象的塑造

节选入高中语文第四册《窦娥冤?(全名《感天动地窦娥冤》），足元代杂剧奠基人关汉卿的现实主义悲剧代表作。剧作通过对女主人公窦娥蒙冤被处死的悲惨命运的描写，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恶霸横行，官贪吏虐的黑暗现实，热情讴歌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精冲。窦娥这一光辉形象喷发出浓烈的时代气息，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这一个”。     

沈鲸《双珠记》改编得失论

在元明清三代七百年间的杂剧和传奇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剧作都是采用历史题材,又多取材于列国、两汉、三国、隋唐、五代、两宋历史。这包括正史、杂说、文人笔记、演义故事、唐人传奇等方面的题材,加以采撷、剪裁、构思、改编而成的。这也成为三代剧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之一。现存《脉望馆古今杂剧》就收集了大量这类题材的剧作。     

试论关汉卿杂剧在明代的传播和接受

通过对关汉卿杂剧在明代的传播和接受的考察,我们发现明代的文人并不十分喜爱关汉卿及其剧作,这既和关汉卿身上所流露出来的滑稽佻亻达、玩世不恭的个性有关,同时也是因为其杂剧作品具有过于浓郁的俗文学品性,与明代文人在戏曲创作中崇尚雅化的审美趣味存在差异。     

论周萍与《雷雨》的戏剧性

人们在分析《雷雨》人物时习惯借用小说的形象分析法，忽视了“戏剧性”这一应有角度，从而在对剧作人物和主题的解读上出现偏差。从戏剧冲突、戏剧情景、戏剧悬念、和戏剧场面四个方面分析，可以发现周萍才是《雷雨》戏剧性营造的关键，而且惟有周萍才体现了剧作真正深刻的主题。     

试论马致远的杂剧和散曲最集中的一个主题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曾经遭受过三次大的劫难,这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元蒙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肆意作践以及清代的文字狱。生活在第二次大劫难中的元代戏曲大家马致远,正是以其丰富卓越的杂剧和散曲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在这次劫难中广大知识分子的卑贱地位和愤懑不平,这是马致远的杂剧和散曲最集中的一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