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挽蒋介石联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终年89岁。1936年因发动“西安事变”而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听到这一消息后,沉思良久,想到自己同这位逝者的恩怨,不禁百感交集。在他一生中,居然近50年的时间是受蒋介石的支配!先是支配他的政治生涯,接着是支配他的个人命运,支配他的自由生死。蒋介石以国法军法差遣他近10年,又用“家法家规”囚禁他近40年。他的生命因为蒋介石的存在,而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轨迹。由此,他送给蒋介石这样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为这副挽联,张学良足足想了三天。可是这短短的16个…     

苏联在"三·二○"事件前后对"北伐"态度变化的原因

在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为巩固自己新生的红色政权,积极在东方寻求自己的同盟者,与中国建立了联系.但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注重突出苏联利益,所以当身为广东国民政府官员而又急于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蒋介石提出北伐时,苏联认为时机不够成熟,存有异议,持消极态度,而蒋介石制造的一场"三·二○"事变则使苏联改变了态度.     

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原因探析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向蒋介石表明真心拥护他,证明他发动事变的真正动机是逼迫蒋介石抗日,并没有害蒋之意;张学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认为自己发动“兵谏”犯了“以下犯上”之罪,只要全民族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愿亲自到南京接受惩罚;西安事变后,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也是促使张学良不得不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一个原因;张学良相信已经建立起来的西北“三位一体”强大的军事政治联盟是握在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这足以迫使蒋介石放自己返回西安。     

蒋介石的三次下野与新桂系势力的消长

近代中国史上蒋介石的三次下野,论者多认为是蒋介石玩弄的“以退为进”的把戏。本文从具体史料出发,认为新桂系与蒋介石存在着长期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焦点就是争夺最高统治权。蒋介石的三次下野,与新桂系势力的消长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蒋介石登临鸡公山有关史实考释

蒋介石是与鸡公山文化相关联的重要人物。关于蒋介石与鸡公山的关系由于无人专门进行考证以致长期处于传说层面。根据近年来发现的有关资料可以证实,1938年,蒋介石曾先后两次登临鸡公山。其中第2次到鸡公山,蒋介石在山上待了3天,并且是与夫人宋美龄同行的。蒋介石到鸡公山的目的有三:一是为避暑纳凉;二是为纾解郁闷的心情和紧张的工作压力;三是为静心考虑大局及外交问题。根据《蒋介石日记》及有关资料,所谓蒋介石在鸡公山召开"中原会议"或军事会议之说,应属猜测。     

蒋介石对军官训练团的掌控(1933～1945)

蒋介石一生举办过很多的军官训练团,以加强对军队和国民党军官的控制。蒋介石亲自主持的训练团主要有庐山军官训练团、峨眉军官训练团、中央训练团等。军官训练团是国民党蒋介石训练国民党军政干部的一种重要方式。蒋介石对军官训练团的掌控主要包括:主持各种重要仪式、控制重要官职、灌输蒋氏思想。蒋介石通过这些方式对军官训练团进行掌控,使军官训练团更好地服从自己的意志,为其服务。     

张学良将军的软禁生涯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将军出于义气,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５日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希望用自己的至诚换得蒋介石的谅解。然而,事与愿违,心胸狭窄的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背信弃义,翻脸不认人,将张学良扣押起来,交军事法庭审判,并以“首谋...     

蒋介石临终前谈张学良——告诫蒋经国:“不可放虎”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心脏病突发,在台北去世。 张学良难免要想到自己同这位逝者之间的恩怨。在自己的一生中,他居然近50年的时间是受着蒋介石的支配!先是支配他的政治生涯,接着是支配他的个人命运,支配他的自由生死,支配他的行止呼吸。蒋介石用国法军法差遣了他将近10年,又用“家法家规”“管束”了将近40年,他的生命因为     

蒋介石的两岸统一方案

1954年，杜勒斯以“台湾地位未定”为由，制造“两个中国”。他面告蒋介石，美国把台湾同中国大陆之间的冲突看成是国际战争而不是内战。这一方案立刻遭到海峡两岸的猛烈抨击，双方都声明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蒋介石在台北的公众集会上强烈谴责“两个中国”的设想“荒谬”绝伦，斥责提出此主张的“民主国家”是“不守正义”、“不讲公理”、“乘人之危”、“落井下石”。1956年，章士钊带了一封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前往香港。信中建议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略论史迪威成为美蒋矛盾牺牲品的原因

1944年10月19日发生的史迪威事件，是中美双方将美蒋矛盾处理为史蒋矛盾的结果。史迪威将军被美国政府抛弃，成为牺牲品的直接原因在于蒋介石的强硬和坚持，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耙自己战后在远东的利益同蒋介石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美国最终不得不向蒋介石妥协。     

济南惨案与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

蒋介石通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起自己的反动统治.南京政府建立之初,政权很不巩固,外有帝国主义环伺,内有各派纷争,加之各地方军阀拥兵自重,因此,蒋介石急需通过北伐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通过北伐,既可消灭敌对实力派张作霖,平可以以继承总理遗训之名义,扩大影响,在政治上巩固自己的地位,改变孤立的局面,正是一石二     

抗战时期确立国民党总裁制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抗战时期国民党总裁制确立的必然性，一是蒋介石不断膨胀的权欲与国民党封建独裁统治需要的“天然”结合；二是国民党当时强化其组织，消除内部组织松懈、纪律废弛等弊端的现实要求；三是国民党加强和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其总裁制确立的现实可能性，一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给它创造了客观条件；二是蒋介石已具备了充任国民党总裁的主观条件；三是全国人民及各种政治力量“拥蒋抗日”为其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国内氛围。     

浅析蒋介石“三民主义”的实质

<正> 孙中山先生首创三民主义,并把它确定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政纲。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的“正统”、总理的“合法继承者”自居,把自己装扮成“国父精神”的“代表”,三民主义的“信徒”,并垄断三民主义的解释权。本文试就蒋介石“三民主义”的实质,略抒管见,以求教于史学界前辈和同行。 要分析蒋介石“三民主义”的实质,首先让我们简要地概括一下蒋介石“三民主义”的     

试析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原因有三:一是强烈的息争御侮爱国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促使;二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认识上质的变化和他与蒋介石矛盾激化的结果;三是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一、二是内因,三是外因。     

李敖给蒋介石“画像”

李敖其人 1949年蒋介石从大陆仓皇逃到台湾后,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恐怕没有安宁过。蒋介石最大的爱好之一是乔装打份自己。而偏偏在台湾有位善于撕剥蒋介石画皮的斗士,他的那支手榴弹式的笔常常使蒋家父子无招架之功,惊恐万状,只好多次以“叛乱”的罪名将他投入监狱。他就是台湾文化界著名作家李敖。     

浅析蒋介石对济南惨案的应对与处置

本文通过济南事变后蒋介石对日交涉;试图争取国际调停与支持;石对国内舆论的安抚这三方面,部析了蒋介石革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始于济南惨案。     

论太平洋战争时期蒋介石政权收复港九地区的努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政权有二次收复港九地区的好机遇:一次是1942年的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另一次是1945年日本投降。在这两次机遇中,蒋介石政权是尽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究其责任,失败并不是由于蒋介石政权无能,而是由于收复港九地区的条件不成熟。蒋介石政权收复港九地区失败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我们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     

济南惨案与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之形成

蒋介石通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起自己的反动统治。南京政府建立之初,政权很不巩固,外有帝国主义环视,内有各派纷争和各地方军阀拥兵自重,同时又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因此,蒋介石急需北伐来巩固统治。     

蒋介石对日政策转变的主观因素初探

蒋介石从对日妥协退让转向对日抵抗,除客观环境所迫外,还是有其主观因素的。本文从(一)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二)对中日战争危险性认识的逐渐加深,抵抗念头的产生;(三)始终恪守“最后关头”三个方面加以论述,旨在说明蒋介石所具备的民族意识是其转变政策的主观因素,当然,这个转变是曲折的,文章试图从一个侧面分析蒋介石这个复杂的两面性人物。     

“中山舰事件”后的妥协退让苏联顾问应负主要责任

一九二六年三日二十日广州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为了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权而制造的反动事件。事件发生后,共产党方面作了全面妥协退让,使蒋介石轻易篡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全部军权。不久,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共产党人再次妥协,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被全会通过,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部长和组织部部长。这就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