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制度与实践的脱节

民国时期,为对付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实现政权整合和全国统一,国民党在农村政权建设上开始改变传统"皇权止于县"的政权架构。在制度建构上,国民党力图使国家力量由县下移到区、乡层级。在政权实践上,设有军事化性质的防"匪"组织,并采取"寓保甲于自治之中"的措施,来强化农村社会的控制网。从表层上看,国民党政权在管制力度上确实改变了原来国家权力不下县的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省国民党党务活动述论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组织机构急速增加,但组织趋于涣散;党员人数迅速膨胀,但党员对党更加淡漠;党部经费大都来自政府拨款,经费不足,许多活动难以开展。在党政关系中,不仅实现不了党对政府的指导、监督,反而处于从属地位,影响到了国民党的执政能力。这种局面的出现,源于国民党中央地方党务设计的失策。但从根本上说,是国民党的主义、政纲、政策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冲突,与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趋势相冲突,它没有广大的民众基础,只能依靠政权的力量推行其主张。     

因为“五四”

来源:经济观察网五四运动中,胡适、闻一多都是身在其中的人物,在是否坚持"五四精神"、是否坚持新文化运动一些基本理念上曾与国民党严重冲突。在这种观念冲突中,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胡、闻二人的观点及最     

试论“新县制”时期县参议员群体之蜕化

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政权组织仅设置于县,而县以下社会公共事务则主要依靠"士绅"来承担。近代化过程中,士绅再也无力继续承担地方各种复杂的公共事务,传统社会功能体系逐渐解体。这样,县参议会作为社会功能的制度化机构随之产生。1939年9月国民政府开始推行"新县制",从而在地方社会中形成一级独立的权力机构和群体——县参议会和县参议员。新县制时期,县参议员群体进一步制度化、组织化,但是,由于社会过渡性的特征以及国家机构组织化的变异和国民党政治的腐败,使得参议员群体随之也发生"蜕化"。     

吏治腐败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败亡

南京国民党政权从建立到在大陆的崩溃,仅存续22年.它在大陆的短命是历史的必然.严重的吏治腐败是一切腐败之源,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基础,败坏了国民党的党风、政风,使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吏治腐败是南京国民党政权迅速败亡的主要原因.     

试析20世纪40年代地方社会中的“新权绅”——以县参议员群体为中心

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政权设治于州县。构成县以下的地方社会权力群体主要是依靠社会威望获取的“士绅”。国民党建立政权后,逐渐将国家政权体制深入地方社会,起用当时在籍离职官员和清末民初以来地方自治机关中的新官绅担任公职,从而形成了新权绅阶层。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矿业劳工政策初探

国民党执政以后,矿工的生活没有实质改善,矿工运动成为影响政权稳定的异动力量。国民政府在"劳资协调"的话语下出台了一系列矿业劳工保障政策,以实现执政目标。这些措施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并没有使矿工的整体社会福利得以提升。当矿工运动触及到政权稳定的底线时,国家权力往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矿工群体与国民政府渐行渐远。     

1928年国民党内激进左派的“党治”理论

1928年,国民党在形式上已经取得全国政权,但是自身却面临严重腐化的危机。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以陈公博和《革命评论》作者群为中心的党内激进"左派"为恢复国民党"一大"的改组精神,从阶级成分、组织与训练、人才选拔机制等几方面重新阐释了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论。"左派"的党治理论援引唯物论和阶级论的视角,讨论国民党的群众基础问题,重视党内民主,试图通过"民主化"和"青年化"来解决国民党的腐化问题。研究"左派"的党治理论,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国民党在建立"党治"国家过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论训政的失败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亡

根据孙中山的理论,国民党要能够承担好“训政”的历史使命,必须具备几项基本条件。然而,对比1927年后国民党的实际状况,由于党组织的蜕变,国民党已经无法具备这些条件了。这是导致“训政”失败及其南京国民党政权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     

开罗会议与国民党政权对战后日本政策的设计

为了迎接胜利,严惩日本,国民党政权在二战期间就开始思考其战后对日政策。开罗会议及宣言作为中国对战后日本政策构想的原点,直接影响了国民党政权战后对日政策的设计。在开罗会议上,国民党政权所展现的对战后日本政策的策划是全方位的,虽然许多策划仅是原则上的声明。其中的一些想法在1945年7月26日通过的《波茨坦宣言》中被再次采纳,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国民党政权在开罗会议上的政策提案不仅反映了蒋介石希望打倒日本军阀、尽快结束战争的想法,而且表现了其作为崛起大国的全球意识与区域观念。设计战后政策的行为除了表明中国未雨绸缪之外,更表明其对于未来地区秩序建设负责任的态度。这些政策设计在当时影响了盟国的战后日本决策并为亚洲国家的自由与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县长兼校长——高考能有“质”的突破?

"我们的校长是谁?我不知道啊。"旁边的女生提醒:"就是范校长,他也是县长。"日前,记者在海南省屯昌县中学的校园内与正在暑期补课的学生聊天,虽然该县县长范高净担任屯昌中学校长已近一年,但还是有同学对他一无所知。     

1927年中国共产党策略转变与三大起义比较研究——以旗帜和政权问题为中心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经历了由左派国民党运动向苏维埃运动策略的急剧转变，因而导致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中旗帜政权等方面的不同。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执行的是中共中央的左派国民党策略。坚持与左派国民党合作，用左派国民党的名义、旗帜和政权形式进行武装起义。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左派国民党旗帜，转而确定了在苏维埃旗帜下，以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为目标举行暴动的原则，随后爆发的广州起义举起了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红旗，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形成了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明显不同的特点。     

论国民党乡村整合举措失败的经济原因--浙江"二五减租"的个案分析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浙江省地方财政危机局面的不断加重,地方政权的扩张与推行“二五减租”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而这种矛盾的冲突和斗争,不仅严重阻碍浙江“二五减租”的进程,甚至对国民党众多整合乡村计划的推行,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抗战前十年国民党安徽地方政权中党政矛盾和派系斗争

抗战前十年,安徽各级政权与国民党党部较早地形成了完备的体系,但各级地方政权和国民党各级党部中始终存在着复杂的派系斗争,同时也夹杂着中央与地方的争斗和各级政府、党部之间的尖锐矛盾。这既与训政时期国民党地方党政体制有关,也与安徽的政治区位有关。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1927—1932),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是以社会精神领袖自居,却又不免"恐共"的心理,所以,他们对国民党政权的抨击,常常陷入"投鼠忌器"的两难境地。九一八事件后,面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改变,他们的政治心态也不得不加以调整:对于国民党,由不满趋向公开合作;对于共产党,则由"恐共"趋向"挺共",即主张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化。这种调整,过去多被斥为投靠国民党反动政权。时至今日,这个评论有失简单化。平心而论,这些人走向"挺共",既是民族大义感召的结果,也反映了他们虽舍弃了原有的浪漫,但在相当程度上仍保留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品格、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至于他们主张开放党禁、国共联手,这本身就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打击,也是对此前针对共产党的污名化宣传的有力否定。这一切为后来国共实现二度合作,共御国难,作了重要的铺垫,这一点必须予以肯定。     

国民党政府发展官营资本企业的政策比较

国民党政府大陆统治时期利用政权力量不断扩张和垄断经营官僚资本企业,对民间资本一度横征暴敛和排挤结果导致工商业凋零,民心背离。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台湾也兴办了大量的官营资本企业,并取得了跻身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之后,这些企业又走到了末路。     

国民党留守议员与“二次革命”后的北京国会

"二次革命"失败后,围绕国民党与国会关系问题,国民党系议员发生了严重分歧,选择继续留在国会的国民党议员寻求通过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解决与执政当局的冲突。为此,他们通过国会平台,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以缓和与政治对手、政府以及袁世凯本人的紧张关系。不过,国民党议员的转变很大程度上难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也使得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制衡作用不断消解。随着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国民党议员被迫暂时终止其政治生命,民初议会政治至此也走到了尽头。     

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吴贤辉一导致南京国民党政权迅速覆灭的因素很多，其中，地方与中央的长期不协调、甚至对抗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试图把南京政权的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置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的转型期里作上动态的考察，以探讨其迅速覆灭...     

国民党统治的内在结构与国民政府的迅速崩溃——美国学者伊斯门(Lloyd E. Eastman)新论撮要

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垮台与中共的迅速胜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国民党当局与中共党人以及中外学者对此问题都颇为关注,并各自作出过不同的说明和经验总结。本文着重介绍美国学者伊斯门在研讨这一问题时的新视角,新方法与新的结论。指出,国民政府的迅速崩溃直接导源于国民党政权的内在结构(包括党内派系、军队内嫡系与(?)系、中央与各省、政府与农民等等关系结构).     

战前国民党河北省地方党部抗日及其组织活动述析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河北省地方党组织因为抗日积极,遭到日军的仇视。1933年5月签定的《塘沽协定》要求冀东各县的国民党组织予以撤销。除冀东地区外,河北省其它地区的县党部组织,有些也转入地下活动。虽然1935年6月的"何梅协定"要求撤销国民党河北省各级党部组织,但是国民党河北省部分地方党部并没有完全停止办公,有些县党部能够从事地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