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赌博犯罪立法研究

2005年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击赌博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同时,国家在立法工作上,也体现了对赌博违法犯罪的高度重视.笔者认为,我国应当保留赌博犯罪,同时当前我国关于赌博犯罪的规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应当予以完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规定单位犯罪、重设赌博犯罪罪名等立法构想.     

国家考试舞弊的刑法规制研究

严重的国家考试舞弊行为应当入罪。在罪名上,可设立独立的国家考试舞弊罪,主要对考生以外的人进行处罚。在犯罪构成上,此罪客体为复杂客体,其行为表现为组织、帮助、实行,其主观罪错是直接故意,其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在犯罪形态上,应当将此类犯罪规定为情节犯,并明确其与相关犯罪的界限与联系。     

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研究

<刑法>第17条第2款对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的规定容易让人将未成年人所犯罪名理解成狭义的范围.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合法、合理地探求其应有的含义.该条款规定的八种犯罪应该理解为是指具体的罪名.在这八种犯罪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应该包括其他罪名的犯罪中包含或隐含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结果的犯罪;"强奸罪"应该包括刑法分则其他条文中规定的"强奸"或"奸淫"行为;"抢劫罪"应当包括三种转化型的抢劫罪;"贩卖毒品罪"不包括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投毒罪"应当包括修正后的投放危险物质罪.不能将这法定的八种犯罪限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该条款可以增设一些其他严重的犯罪.     

刍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罪种完善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十分复杂,社会危害性十分大,法律上惟有规定较多类型的具体罪种才能对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各种具体情形均加以描述,才能更加全面地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根据我国目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趋势等具体情况,我们应当适时地增设自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罪与资助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建立全面、系统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罪刑体系,有利于全面和深入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论我国危险驾驶罪的改革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拓展了危险驾驶罪的犯罪主体、行为类型,完善了危险驾驶罪共同犯罪的规定.但仍存在危险驾驶罪犯罪客观方面不完整,刑罚配置不合理,入罪标准不明确等不足,应当修改立法,出台司法解释,扩展犯罪行为类型,完善刑罚体系,细化入罪标准.     

略论外国刑法上的彩票罪 --以大陆法系的刑法规定为例

彩票罪是外国刑法上的特定类罪，我国刑法上并无类似规定。鉴于我国已发生多起彩票违法犯罪重大案件的事实，外国刑法上的彩票罪对我国有效治理彩票犯罪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规范彩票的经营行为，防范犯罪，保障参与的利益，彩票立法应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保护健康的经济生活风俗为原则。所以，它应当由具有递进关系的三个层次的立法构成：一是经济立法；二是行政立法；三是刑事立法，有关刑事立法的问题可参照德日等国的立法经验。     

论挪用公款罪

新修订的刑法第384条有关挪用公款罪的规定，在犯罪主体、犯罪对象、罪名及犯罪的表现形式等几个方面，无论在刑法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为使对该罪的规定具备严密件，还应作必要的修改。     

关于徇私枉法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徇私枉法罪是刑法规定的渎职罪中一种常见多发的犯罪，对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危害很大。从罪名的沿革、客观性、犯罪主体及与相似犯罪的区分等方面对该罪进行研析、探讨，有助于在司法实务中对该罪的正确认定与处理。     

我国刑法应增设危险驾驶罪

我国刑法对交通犯罪的规定存在重大缺陷,不能有效地应对日益频发的恶性交通事故,应当将包括酒后驾驶在内的一些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在刑法中增设危险驾驶罪,并对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行为作出特别规定。     

赌博犯罪之立法不足及完善

我国刑法在赌博行为的犯罪构成设计和刑罚体系设置方面存在缺陷。对赌博犯罪的犯罪客体和对象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对赌博犯罪罪状归纳不合理,对擅自发行、销售彩票的犯罪行为定性不当,没有规定强迫赌博罪;在主观立法方面也存在不足。应提高赌博犯罪的法定刑期,扩大量刑幅度,明确罚金比例和标准,加重罚金刑的应用。     

中、德污染环境犯罪的若干问题比较

中、德两国刑法都规定了污染环境犯罪以惩治污染行为.但"两法"在其法律规定模式与犯罪构成方面有所不同.我国大陆刑法应在相关方面完善污染环境犯罪.     

刑罚轻缓化及其与相关范畴的关系

刑罚轻缓化是指国家适用于刑事立法、司法和行刑等整个刑罚运作过程的,旨在从整体上降低刑罚的残酷性和严厉性,并倡导尽可能以较轻的刑罚来惩罚和控制犯罪的刑事政策。西方的刑罚轻缓化运动大致经历了大幅度降低刑罚的残酷性和严厉性、对刑罚过度轻缓化的适当纠正以及"轻轻重重"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形成三个阶段。我国的刑罚轻缓化改革应当重点理顺以下几类关系:刑罚轻缓化程度与当前具体国情的相互适应关系;刑罚轻缓程度与我国刑法调整范围的协调统一关系;刑罚轻缓化与刑罚结构合理性的互动共存关系;刑罚轻缓化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并行不悖关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盗窃罪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对盗窃“数额较大”同时具备一定条件的盗窃行为不予处罚的规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反,《解释》关于盗窃数额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要求而具有一定情形的行为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不仅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且严重违背罪刑法定基本原则。     

论死刑限制的刑罚哲学根据——兼论经济犯罪死刑的废除

中国刑法中现在还存在死刑。废除死刑是国际发展趋势。讨论死刑适用与存废问题,应该从刑罚哲学的角度加以探讨,才能把握问题的方向和本质,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刑罚的哲学根据,按照通说有报应论和功利论。从康德和黑格尔的报应论来看,死刑只能用于罪大恶极的暴力犯罪,适用死刑是出于对生命价值的重视,对于经济犯罪适用死刑贬低了生命的价值。从古典功利论发展出的刑罚个别预防论也提出了保留死刑、限制死刑的主张。为此,以刑罚的哲学根据为视角,得出经济犯罪处死刑缺乏正当性基础的结论。     

浅谈目的犯

目的犯是以特定的犯罪目的为构成要件的一类犯罪,但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目的必须限于刑法的明文规定。尽管我国目前刑法理论界的通说是作为目的犯的特定犯罪目的不以刑罚的明文规定为限;但是基于罪刑法定、打击犯罪、司法操作等反面的考虑,绝不能不能从理论上任意扩大目的犯的范围。对于目的犯之目的的本质,犯罪动机说已为我国很多学者所采纳,而且也有不同于犯罪目的说的其他学说兴起。犯罪动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是一种纯主观的心理需求,它不能直接观察测量,只能根据刺激或反应去推测,不具有客观性。作为刑法明文规定的目的,其本质只能是可以外化的,可以衡量的具有客观性的犯罪目的。     

我国刑法对累犯适用主体规定的不足及其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对未成年人累犯制度所作的修改体现的是我国刑事政策宽与严的对接。根据第六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一律不构成累犯,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德主刑辅”的政策,但一味地轻判会过分纵容犯罪,因此这一规定仍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对于未成年人是否适用累犯规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而论,笼统地规定适用或不适用,都会带来较明显的不利后果。第七条规定的条文中并未明确未成年人犯罪与特别累犯的关系,应当通过目的和体系解释予以明确。     

对大学生犯罪教育改造的几点思考

做好犯罪的大学生的教育改造工作,对其重归社会、刑事司法的效果、社会的和谐进步与文明都有重要意义。对犯罪的大学生的教育改造工作应从三个方面予以加强和完善：一是顺应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对犯罪的大学生科以较轻缓的刑罚;二是在对犯罪的大学生的刑罚宣告及执行方面完善缓刑执行制度、推行社区矫治制度,确立前科消灭制度,完善监狱管理制度等;三是对犯罪的大学生各高校要慎用处分,并规范处分程序。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值性

不纯正不作为犯在刑法中没有予以明确的规定,对其的处罚是以作为犯罪的法条定罪处罚的,那么如何实现不作为与作为的等值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通过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值性的理论考察,可以发现等值性的认定应该从作为义务以外进行论述。等值性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存在地位,从作为义务内部论述等值性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完整的。等值性应该从不作为的客观载体,即作为义务的存在、作为义务的强度、危害结果以及实施行为时的客观情状等因素综合判断。     

论国家过错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国家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肩负着打击犯罪的职责;同时,国家在具体犯罪事件中又可能负有一定过错,直接引发了他人的犯罪。国家过错引发他人犯罪,应当根据国家过错的大小豁免加害人的罪行或部分刑事责任,这种豁免符合责任分担的法律原理,符合国家打击犯罪的主体身份,也符合刑罚的目的。     

论非法经营罪司法适用中的问题

非法经营罪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一种犯罪，该罪在实践适用中暴露出很多问题。应对作为本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作严格的限定和解释，以最大限度地克服小口袋罪的弊端。同时，对于本罪中罚金刑的适用及与相关犯罪的区别也应予以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