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

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反贪教育培训的实践观察与理性思考

加强反贪教育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反贪队伍,是应对当前严峻的反腐形势、规范执法行为的迫切需要。针对当前教育培训工作存在的问题,应从培训规划、培训内容和方式等七个方面进行改革创新。     

从业资讯

据《北京青年报》讯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当前反贪部门急需的4类人才包括:一是经验丰富、能够突破案件的侦查预审人员;二是具有现代管理素养、善于组织查处大案要案的侦查指挥人员;三是对职务犯罪规律特点和法律政策界限有研究,善于从全局思考问题,具有较强写作能力的综合指导人员;四是运用专业知识和现代科技为办案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随着检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检察机关中不单是反贪部门,公诉、渎职侵权检察等许多部门都需要各类综合和专门人才。针对这一现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日前出台的《2004～2008年全国检察人才队伍建设规划》中提…     

柳宗元《花石岩》佚诗考辨

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文市镇昭仪村花石岩有署名为柳宗元的《花石岩》石刻诗。《灌阳县志》载明《花石岩》诗为柳诗;花石岩留存柳宗元《花石岩》诗;柳宗元在任永州司马期间当到过花石岩,《花石岩》诗是为柳宗元所作。     

毛泽东反贪思想

毛泽东一生追求清明政治,对贪污腐化行为深恶痛绝,与之作坚持不懈的斗争。政治上反贪,建立廉洁政府;法律上反贪,严惩贪污犯罪;思想上反贪,树立清廉意识;纪律上反贪,不侵占群众国家利益。对毛泽东不同时期的反贪思想予以归纳,可以构建毛泽东政治上、法律上、思想上、纪律上多角度、多层次反贪的系统思想。     

反贪侦查模式在大数据时代的演变

在大数据时代,当前我国反贪侦查模式具备演变必要性和必然性。其演变必要性包括大数据时代信息的海量化、难甄别性、难整合性,分别同目前我国反贪侦查模式的运作理念、运作结构、具体运行存有差异;演变必然性包括大数据时代进一步促成了反贪侦查决策的有机一体化,凸显了反贪侦查措施的技术化,加速了反贪侦查程序的法制化。通过对运作理念、运作结构、具体运行三方面路径依托进行调整,它便能完成演变,充分发挥出遏制犯罪功能。     

包拯的反贪理论与实践探微

清官包拯 ,是中国古代在反贪理论与实践中的一面旗帜。其反贪理论包括 :主张有法必依 ,违法必纠 ,严惩贪污 ,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其反贪实践 ,主要表现在上书反贪、定制治贪、履责劾贪、依法惩贪等多个方面。包拯的反贪理论与实践 ,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儒学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忠君爱国思想 ,以及刚正不阿、不畏权贵 ,铁面无私、公正执法 ,自奉清正、崇尚廉洁的思想特色 ;并为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北宋前期肃贪点滴

整个宋代都不怎么重视反贪,也许这正是它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大量的宋人笔记中,很少有提反贪之事的,跟清人笔记大不相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那时人们反贪意识的淡薄。将宋代各朝作以比较,还是太祖、太宗对反贪一事稍稍重视一些.以后就几乎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下面略述北宋前期的几个较有影响的反贪案例,或许从中可以找到一些借鉴。 一、同是贪官处理迥异 宋太祖在刚刚取得政权的建隆(960—962)年间,反贪似乎还有点真抓实干的劲头。乾德(963—967)年间处理贪案看人打罚已十分明显,到了开宝(968—978)年间,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秦桧与反贪

整个南宋王朝都不怎么重视反贪,高宗朝尤其如此。高宗赵构之不重视反贪,又跟长期独掌大权的巨奸秦桧有关。秦桧本人就是一个特大的贪污犯,而赵构对他又十分倚重,自然高宗朝就不可能有象样的反贪措施。相反,反贪倒成了秦桧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认真研究一下秦桧与反贪的关系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一、罪恶滔天者无罚 古人云:功盖天下者不赏,就宋代情形而言,可以来个对句:罪恶滔天者无罚;古人又云:大音希声,也可以对一句:巨贪非贪。     

中国古代的防腐反贪与思想构建

防腐与反贪贯穿于整个人类文明社会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形成了独特的防腐反贪的思想文化遗产。但也有明显不足：过于强调道德自律的作用．认识不到制度的腐败和权力制衡的意义。挖掘、总结和弘扬中国古代防腐反贪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对于净化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即兴反贪的司法悖论:1936年蒋介石铲除贪污令及其教训

1936年3月10日,蒋介石向国民政府内外文武各机关下达铲除贪污令,一时间媒体热议如潮。该通令治乱用重的精神虽为后来国民政府其他反贪法令所继承,在国民政府反贪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它终如昙花一现,未能遏制住当时社会上贪污的滚滚洪流。通过对该法令的产生背景、内容和实施情况等综合考察后发现:即兴反贪缺乏对贪污的理性认知,往往治标不治本;片面的反贪措施难以根除多元的贪污行为;体制上的弊端是滋生腐败的重要根源;病态体制下的反贪举措反而有助于贪污关系网络的自我修补和强化,最终形成司法悖论。     

中国古代治贪对策及历史思考

反腐倡廉在我国几乎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从夏朝开始,我国便有了惩治官吏贪污的律条.随着历朝政权的更迭及官制的日臻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反贪倡廉的机制.其中有不少反贪经验值得今人重视和总结.     

检察官压力源实证调查研究

心理压力和健康状况对检察官客观地行使审查判断证据有较大影响。本文采用检察官压力源调查问卷,并检验其信度和效度,从而构建有效的专门测量检察官压力源工具,并从人口学变量分组上进行方差分析。通过测量发现,检察官心理压力表现为工作复杂化与自我提高的矛盾、工作高度专注的要求与检察官角色多样性的矛盾、公诉和反贪部门检察官压力高于其他部门。从增加检察官任职后培训、完善经济、心理保障体制和采取有针对性措施等方面减轻检察官压力是可行之策。     

切实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10月25日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综治委主任罗干在讲话时强调说，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作出了重要批示，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研究提出了进一步加强预防青少年连法犯罪工作的措施，各地各部门要认真抓好落实。     

从香港廉署成功的一条核心经验谈起

曾经见证了香港由贪污之城变为廉洁之都全过程的原香港廉政公署副廉政专员、执行处处长郭文纬，不久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反贪要有使命感。而非当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反贪腐题材电影:廉政文化建设与传播的电影介入

廉政文化建设是当前中国反腐工作开展以及廉洁自律的社会文化氛围形成的关键,反贪腐题材电影以反腐肃贪的公众意志为纽带,以电影这一大众文化艺术形式为载体,介入廉洁从政、清廉做人的社会性道德规范,是廉政文化建设与传播的积极电影实践。反贪腐题材电影以政治意图干预的匿名在场,确立廉政观念的文本中心,以电影艺术的创作规律主导,就反贪腐题材选定特殊的叙事视角切入,以电影语言逻辑性从客观事件中寻绎出与个体观众相关的政治价值,在基础认知、情感共鸣、理性思辨、道德评价的层阶表达中,以人文资源的化育路径介入廉政文化的构建与传播。     

检察机关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问题研究

当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在反思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的问题、积极探索强化侦查能力时,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的极大争议。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逐步要求对我国现有的侦查权及侦查体制进行改革。针对这种情况,本文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必然性及完善入手,阐述现行体制下检察机关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必要性。     

盛世才时期新疆反腐初探

杨金时代,新疆大小军阀官僚盘踞,贪官污吏横行。盛世才执政后,为了巩固政权和建立各族人民诚心拥护的政府,决心惩治贪污腐败,扫除政坛迷雾。为此,他下令严惩贪官污吏、制定反贪法规、建立反贪机构和推行公务养廉,这些措施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造就了短暂的新疆政坛新风气。     

浅谈反贪侦查策略的转变

在反贪工作中，必须加强对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和探索办案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适时更新反贪侦查策略，才能提高办案效率和侦查技能，推动反贪侦查工作的开展，当前，应从六个方面实施反贪侦查策略的转变，在执法观念上从重实体法轻程序法转变为实体法程序法并重；侦重重心从讯问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转变为秘密调查；侦查方法从打疲劳战变为应用计谋和科技手段以智取胜，侦查决策从无风险决策转变为风险决策；侦查机制从分兵单独作战转变为整体作战，树立查清犯罪是破案，查清无罪也是破案的观念。     

对构建地税部门反腐倡廉惩防体系考核机制的思考

近年来,地税部门以贯彻落实<实施纲要>、<工作规划>为主线,坚持把惩治和预防腐败贯穿到税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部门不正之风得到遏制,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意识明显加强,但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相比,地税部门在反腐倡廉惩防体系考核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本文就构建地税部门反腐倡廉工作考核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探求有效的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