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潘啸龙楚辞研究的成就与特色－－以《屈原与楚文化》、《屈原与楚辞研究》为例

在当代学术研究史上，潘啸龙的楚辞研究是引人注目的。潘氏选择原生平及其作品中的热点、难点进行攻关、前沿性强；全力以赴，力求在疑难问题上有所进展，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驾驭能力和敏锐的学术眼光；锲而不舍，数年乃至十多年如一日，对一些难点问题长期思想，不断完善，形成了一个个专题研究的论系列。在潘氏的研究中，其方法论的层次提升为证谬法、综合法、同步法、即本体研究与史学研究同步进行。     

金开诚《屈原辞研究》《楚辞选注》平议

金开诚是当代名楚辞研究专家,其专《屈原辞研究》或选择献内证,立足楚辞本,对屈原生平研究有突破;或围绕作品难点,通过制作模式进行系统分析,对《九歌》解读作出重大贡献,而对《天问》错简、《离骚》结构的探索,还有待深化。《楚辞选注》平和中肯,通俗谨严,是颇受欢迎的楚辞读本。     

屈原之《楚辞》

《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学作品和浪漫主义创作精神的源头。它继承我国古代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并发展到一定的艺术高度。比如《离骚》的前半部分，诗人对自己经历和遭遇的描写，并不是完全写实的，而是以奇异的比喻、夸张的描写，表现了善与美的崇高、恶与丑的卑鄙龌龊。后半部分更是采用幻想的形式、虚构的境界，写出了诗人深刻的情感体验。     

从《楚辞》卜风看屈原的高尚品德

屈原所指的“内美”不仅仅是历来所谓“帝高阳之苗裔”,而更多的是诞之“寅”时这样一个与生俱来的良辰吉日,因此,“日占”而知生于吉日,也就必然地树立起屈原一生自重其身和“善”与“美”的坚定信念。     

从《楚辞》看屈原的忠君与爱国

从楚辞的产生、屈原的生平和楚辞创作,分析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着重结合屈原的人生经历论述了他是如何忠君与爱国。     

《招魂》: 屈原魂归楚国论

对于楚辞中的《招魂》一文，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的问题一是作者是谁；二是到底招谁的魂。本文认为，《招魂》为屈原所作，其所招之魂为屈原之生魂。因此，《招魂》所表现的是屈原魂归楚国的愿望，并以此抒发了作者的爱国情思     

林云铭眼中的屈原及《楚辞灯》的成书

林云铭是清初著名的楚辞学家,他高度赞扬了屈原的人格精神,对屈原这一"千古奇忠"之人极度仰慕。他把对屈原的全部情感倾注到了《楚辞灯》一书中,历时近四十年,完成了这部在《楚辞》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     

屈原《楚辞》东西部文化意象探微

屈原《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作品中有许多涉及东西部的文化意象,而这些文化意象包含着屈原的三种文化情结：东西部神游之地是屈原追念祖先之旅,寄托哀思之路;东西部神话意象是屈原讽喻现实之境,追寻理想之所;东西部历史回顾是屈原治国安邦之主张,对楚国命运之担忧。     

闻一多对屈原和《楚辞》研究的重大贡献

关于屈原在身份，思想及地位，历来颇有争论。有的人贬低屈原，说他是“文学弄臣”；有的人虽认为屈原是“爱国诗人”，但给他戴上“忠君爱国”的帽子。对这两种观点：闻一多都持异议。闻一多从屈原的身份，思想以及他的《离骚》等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充分论证了屈原是“真正的人民诗人”。同时，他用新观念和新方法对《楚辞》作了别开生面的研究，提高了一个时代的《楚辞》研究的新水平，其贡献特别重大。     

谈明遗民对屈原及《楚辞》的接受

战国楚之屈原以其孤高的气节,采用象征迷离的手法创作《楚辞》,被一代又一代文人传承和接受,直至明遗民达到集大成的同时又赋予新的内涵。本文选择四位有代表性的明遗民——钱澄之、陆时雍、周拱辰、王夫之,试从他们的生平遭遇、著书立说等方面来反映其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从而展现明遗民这一类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     

“元曲”观念在元明两代的差异与衍变

依照现代学术话语,元曲是散曲与杂剧的总称,从“曲”的层面看,作为合乐而唱的“韵”文学,杂剧与散曲均可归属于诗歌的范畴。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元代的文学语境,从当时文人的视角观察,散曲与杂剧仍有明显的区分,散曲可归为“乐府”的范畴,杂剧则归属为“传奇”、“院本”一类,它们不仅各有其独立的艺术生命形式,甚至称谓也不尽相同。明代以来,散曲与杂剧的观念发生了微妙的衍变,散曲逐渐与杂剧并称为“元曲”,与元代文人固有的“曲”的观念或多或少存在着差别,因此有必要对“元曲”的称谓及观念作细致的梳理．以彰显杂剧与散曲的渊源流变与发展轨迹。     

元散曲作品题材评析

综观元代散曲作品，叹世隐逸和纵情声色这两类题材显得较为突出，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从客观上讲，是散曲作家的创作受元代特有的文化教育制度及选仕制度的影响；从主观上讲，则反映了他们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重新建立价值观的心路历程，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旧价值观的摒弃及对人生，社会的重新思考，正是这两类作品的价值所在。     

浅论屈原精神的时代价值

屈平,字原,通常称为屈原,又自云名正则,号灵均,汉族,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代表作品有《离骚》《九歌》等。本文就旨在通过品读他的诗歌,研究他的人生轨迹,体悟一种忠君爱民、舍身殉国的伟大爱国精神;一种坚持理想正义,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不懈精神;一种蕴涵和升华了的凝重而深沉的有意志去作生命选择的时代意义,他所留下来的是经典的文学瑰宝;丰富而有价值的精神食粮;深邃而又意义的文化记忆。不断激励着当代青年人追求高远。     

论"楚辞"主题的战斗性

屈原由于其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楚国历史上传统的战斗精神表现在屈原作品中，较之《诗经》，《楚辞》主题的战斗性大大加强了。     

元曲中所展现的元代文人的心态

元代人由于政治上受压制，故多沉沦感和与统治的对立感。一变而为虚无冷漠、滑稽谑浪，并因之而产生两种生活态度；避世与玩世，前遁入山林，后步入市井。但元代人所崇尚的隐逸精神浪子风流只是表面现象，他们的内心其实是矛盾的。     

唐代诗人的南贬与屈贾偶像的树立

贬谪作为封建社会对官员过失的处分,从唐代以来开始影响着文学的群体。众多的唐代诗人因为踏上仕途,而遭受了京官外贬或流放的挫折。由于唐代的贬谪主要体现为北官南贬这样一种地域指向性,以荆襄为中心的楚国地域便成为贬谪诗人群体必然的经历之处,流放与贬谪在楚国地域的前朝文人屈原、贾谊引起他们隔代的共鸣,以“屈贾”为偶像的楚韵骚情从唐代开始成为文学史上重要的传统而被继承。     

河曲民歌中的情爱主题探析

情爱是河曲民歌的重要主题。河曲民歌中情爱可以概括为五种类型,即自由恋爱;夫妻之爱;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搭伙计、为朋友;不伦之爱以及光棍和寡妇的爱等。河曲民歌源于河曲乡土民情,用酸词俗调展现,将真情实感流露。     

从屈原看中国古代悲剧精神

屈原一生追求人格完美，他代表了中国化的本质特征，不愧是中国化的象征。屈原的理想追求及期 失败，揭示了中国古代悲剧精神的中和性、圆融性、柔韧性；屈原真善美的人格魅力，蕴涵了中国古代悲剧精神的世俗性、民间性。从屈原身上所体现的内心冲突，反映出中国古代悲剧结局深厚久远的化积淀。     

王船山以道释骚评析一：正旧注之误得失，旁及“汉寿屈原故里说”

儒家释诗不是从作品出发,而是从观念,即孔子关于诗的论说出发,由此造成对一些诗的解释驴头不对马嘴,让人啼笑皆非。王逸用儒家释诗的方法释骚,造成如王船山指出的“唯意谓然,不度其指”,“舍本事以求情”,“横摘数语为刺怀王”等硬伤。王船山《楚辞通释》别开生面,以道释骚,但在一些地方重复了王逸的错误。其因在于他的骨子里仍然贯彻的是儒家的注诗（骚）路线。此乃新说。近年来,“汉寿屈原故里说”异军突起,其论据之一是,汉寿曾经称作辰阳县。而据考证,汉寿称作辰阳,始于宋大观年间,已是屈原写作《涉江》等楚骚千余年之后的事情。其论据之二是,在汉寿县株木山出土一柄“武王之童督”铭文戈。有人认为,这是楚武王赐给其子屈瑕的“尚方宝剑”,为汉寿是屈原故里的有力证据。但据专家考证,此武王为秦武王,非楚武王,“汉寿屈原故里说”很难据此成立。而据知情人披露,现在汉寿的部分“屈原遗迹”存在着造假现象。此乃拾人牙慧。二者皆言之成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