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的“四不主义”与自由新闻观探析

张季鸾作为“民国四大报人”之一,他苦心经营的新记《大公报》记录着万千民众的心声与一个时代的兴衰。本文从张季鸾早期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外和内刚”的自由主义新闻观两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相统一、新闻自由与新闻专业主义有机结合、西方自由观与中国新闻实际紧密结合三点,希望对当代报业的发展有所启示。     

从“七君子”事件管窥民国律师的风采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引起国民的群情激愤,其中律师界组成了由多名知名律师辩护团。在法庭上,各位律师发挥机智善辩的才华,引用法律条文驳斥检方的指控,最终取得了庭审的胜利。     

《申报》“杨月楼案”报道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申报》"杨月楼案"的报道过程,发现《申报》的新闻报道因为能够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明确报纸的民间定位、善加引导社会舆论、积极探索新闻业务,才会使得杨月楼案的报道形成巨大的舆论影响,赢得良好的民间口碑,提升报纸的民间形象。这些报道经验对于现代媒体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季鸾办报“议政”的思想来源

1941年5月坫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把荣誉奖章颁授给《大公报》，张季鸾就此事在社评《本报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揭开"七君子"事件的内幕--日本外交档案摘译

1.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致陆海军本部电(1936年11月18日) ……二、本次罢工已偏离劳资问题,在抗日救国会(含共产党)之领导下已恶化,观察者多数认为前途堪忧. 2.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佐藤三郎致陆军参谋次长西尾寿造密电(1936年11月19日) ……二、罢工背后策动之共产党及救国会因资金短缺,难于长期主宰罢工,然又认为此系预演"总罢工"之息好时机.     

张季鸾与《大公报》公共领域的构建

本文通过对《大公报》构建公共领域条件的分析,探讨张季鸾是如何站在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立场针砭时弊,批评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从而构建了《大公报》的公共领域的,并且指出了《大公报》构建公共领域的经验给现代传媒的启示。     

“邓玉娇案”和“罗生门”怪圈——“邓玉娇案”的新阈传播学意义及媒体人的职责

“邓玉娇刺死官员案”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反观各方对事件过程的传播,其中有几大颇为耐人寻味的疑点：1．邓玉娇是否真有精神病？2．律师是否真散布了不实信息？3．网络民意是否真能代表法治精神？由“邓玉娇案”我们很容易想起“罗生门”的怪圈,进而感到传播中真相的困惑。本文认为新闻媒体人的使命就是捍卫传播的真实性;客观地向公众提供事实应作为新闻报道的最高标准和新闻人的职业道德准则。     

于右任与张季鸾的莫逆之交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与原《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虽说同为陕西人,但秉性气质迥异：于右任是典型的关西大汉,魁梧雄健,美髯飘逸,豪侠之风扑面而来;张季鸾则是典型的北人南相,身材文弱俊秀,不乏挥斥方遒的书生之气。但他们共同受教于关学大儒刘古愚,都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建构报刊合法性:“有闻必录”兴起的另一种认识——从《申报》“杨乃武案”报道谈起

学界曾数次探讨有闻必录,有着两点共识:一是该思想兴盛于19世纪80年代,其概念出现于1883年;二是有闻必录的兴起源于当时报馆规避言责的需要,具有争取言论自由的价值。本文从《申报》杨乃武案报道出发,尝试从另一角度来解读有闻必录的兴起,并提出两个观点:一是有闻必录在19世纪70年代已较为兴盛,其概念形成不晚于1876年;二是早期有闻必录不仅是规避言责的策略,它还发挥了另一更为根本的作用,即建构报刊话语在读者心目中的合法性地位,这与《申报》作为商业报刊的媒体属性有关。最后,文章从报刊与知识的关系角度指出,报刊话语的合法性基础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有着不同表征,应当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有闻必录的积极意义。     

“知足”与“不知足”

偶见一报上登了一首“不足歌”。歌中讲，“终日奔波只为饥，才方一饱又思衣。衣食两般皆俱足，又想娇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买得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槽上结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歌词通俗，含义易懂——人们没有满足的时候，也即我们平时所说的“人心不足蛇吞象”。     

“随随便便”与“大名鼎鼎”

盖达尔是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他很喜欢旅行,而每次出门总是提着个破旧的皮箱。有人不解地问：“先生是‘大名鼎鼎’的,为什么用的皮箱却是‘随随便便’的？”盖达尔机智地回答：“这样难道不好吗？如果皮箱是‘大名鼎鼎’的,人却是‘随随便便’的,那岂不是更糟？”     

闲话“家”与“冢”（散文）

“家”与“冢”,两个字近似,笔画完全一样。区别在于点的位置,一个点在宝盖上,一个在下,可字意却是天壤之别。古人造这两个字的本意不得而知,不过从字的结构上能看出点“会意”和两个字之间的联系来。先看这个“家”字:宝盖像是房脊,宝盖上那个“点”代表房上一轮太阳,房子挡风蔽日,驱寒保暖,为人、畜提供生命繁衍之地(古时人畜混居,至今有的少数民族家里还住着牛)。古人造字,依类象形,于是有了“家”。再看看“冢”字:原本在宝盖上面的那个“点”,跑到了宝盖下面,太阳陨落,生命之光躲起来,人、畜离开了生命之源,入土为安,示生命终止。古人立字为凭,指示其意,于是有了“冢”。     

“三十八”与“38”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是毛泽东诗词中的名句。近日我却在一家报纸上见到人家是这样写的：“38年过去,弹指1挥间”。照此朗读起来便成了“三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了,那么,究竟是“三十八年”,还是“一九三八年”,还是“三年八年”？糊涂了。     

从张季鸾先生看中国近代的“文人办报”精神

新记《大公报》在续刊之日,就提出“不党”、“不盲”、“不卖”、“不私”的办报方针。在“四不主义”理念下运行的《大公报》纵论中国乃至世界的时事,将民办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成为“社会公器”作为自己不懈努力的目标,把中国报纸“文人议政”的传统推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荣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最佳外国报纸奖,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后来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     

“现实读者”与“目标读者”

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人们的办报理念也发生了变化:以往,人们总希望一张报纸能够满足更多人的阅读需求。现在已经认识到:要使一张报纸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读者的需求是十分困难的。因而就有了一张面向市场的报纸,应有适合自己的目标读者这样的经营理念。读者     

近代新闻媒介舆论监督的启示——以《申报》报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为例

舆论监督是保证国家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这项权利的获得源于一代代新闻人及媒介的探索。本文以中国近代大报《申报》对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报道为例加以分析,通过近代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道路上的勇敢探索,探寻其对当今新闻报道的启示。     

自媒体时代“乌合之众”的心理特点——以“李某某案”为例

"乌合之众"是指人们常说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合。群体中的个人因为受到群体暗示和群体感染会表现出"低智商",滋生出"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这在意见多元化,表达自由化的自媒体时代,表现更为突出。2013年2月,"李某某轮奸案"在网络爆发,网络传播环境中呈现出非理性表达和暴力言词一边倒的局面,对自媒体时代"乌合之众"的心理特点分析将有助于网络传播环境的健康发展。     

自媒体时代“乌合之众”的心理特点--以“李某某案”为例

“乌合之众”是指人们常说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合。群体中的个人因为受到群体暗示和群体感染会表现出“低智商”,滋生出“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这在意见多元化,表达自由化的自媒体时代,表现更为突出。2013年2月,“李某某轮奸案”在网络爆发,网络传播环境中呈现出非理性表达和暴力言词一边倒的局面,对自媒体时代“乌合之众”的心理特点分析将有助于网络传播环境的健康发展。     

中国“文士”与日本“武士”

研读日本经济史，发觉历史上日本完全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尽干眼前赔本的事。而现在的日本学者对当时先人的业绩仰慕不已，丝毫没有谴责浪费国家和人民财富之意。关于此事询问过一个老学究，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民族的责任，当时的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日本绝不能也做殖民地。“民族责任”是日本人深入骨髓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