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观及其易学思维特征

朱熹历史观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其易学见解紧密相连。他从“《易》穷则变”演绎出自己的历史变易理论;他从气运“一盛一衰又一盛”的阴阳循环变易规律,导出人类社会“一治一乱又一治”的历史循环理论;他从形而上去看待阴阳变易,不承认阴阳之理本身能变易,从而推衍出三纲五常亘古亘今万世“定位不易”论。     

胡煦对朱熹易学的批评

胡煦生于清初,一生精研《周易》,颇有自得。他兼采汉宋,融贯象数义理,提出了很多深刻独到的思想,其中对朱熹易学的批评是其易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反对朱熹把《周易》看做是卜筮之书,批评他只在占卜上着眼,与易理多不相通。又批评他将伏羲之易、文王之易与孔子之易分割开来,不能一以贯之。他反对朱熹的卦变说,认为朱熹不知《周易》中往来之义,而以卦变说解易,致使易理益晦。文章主要通过在清初学术思想背景之下,辨析胡煦与朱熹易学的差异,并以此理解胡煦易学的意义与价值。     

朱熹诗歌的美学思想刍议

朱熹是宋代著名理学家中对文学研究有建树者之一。他从理学的视野对文学作了深入的探讨和阐发,形成了其独到的文学思想。朱熹诗歌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文道观主张“文道一贯”、“文从道中流出”的审美倾向;其创作本源论强调诗歌的美学脱胎于哲学母体,实践、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本源;其创作风格论推崇凛然正大而又淡泊高洁的人格,诗风上提倡平淡素净之致与苍劲刚正之气相交融的格调;功能论强调“情”与“志”统一,“兴”在诗歌感发性情中的审美教育作用。朱熹诗歌的美学思想对南宋中晚期的诗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太极,理也”沟通朱熹易学和理学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又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理学视阈下的朱熹诗歌思想与书法理论探析

南宋朱熹既是理学家,也兼具诗人、书法家的身份.他以儒家义理为基底进行诗书创作,奉守严正持"敬"观,并将持"敬"的功夫从理论层面延伸至个人行为修养及诗歌书法等艺术领域.朱熹反对夸张繁复的艺术技巧,提出文道并重,注重艺与道的统一.注重"气"在诗文书法中的一以贯之,并且在诗书创作与理论中从推崇"古法"过渡到后期不完全否定苏黄的"无法之法",将理学思想与艺术法度平衡融合,对其时及宋末元初均有深远影响.朱熹以其深厚的理学修养和文学积累,在诗歌和书法创作批评中融入理学思想,使诗歌与书法表现出理学视阈下的会通特点.     

朱熹易学所受之理论批驳浅释——以太极观为中心

朱熹易学体系的结构既严密又齐整，思想更是博约同具，本末共体。然而，这种严密看似无可攻驳，实际上仅能以“相对”言之，这可从朱熹遭到不少学者的责难和批评看出。这种责难与批驳分布于朱熹易学体系的理论和方法两个层面。从未熹的理论而言，关于太极之辩难最多，主要可以分为四类。从方法论而言，并非所有学者都对朱熹的治“易》之法表示赞同与认可，对它的攻驳实非稀见，但本文仅作简释。尽管，有些学者已经零星探讨了朱熹所受的理论驳责，但不够全面系统，笔者旨在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整理，以从侧面探求朱熹易学思想之真相。     

朱熹心性论和易学的关系

朱熹在心性论上,以"理"为"性",以"气"为"心","性"和"心"便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关系.而"理"与"太极"相连,"气"与"阴阳"有关,由此阐述朱熹的心性论和易学有密切关系.     

朱熹对梅尧臣诗歌的接受

南宋理学家朱熹对梅尧臣诗歌的接受态度基本是否定的,他一改梅诗的"平淡"说法,而说"枯槁",又说梅诗"平庸",多是"上门骂人"。这种看法跟宋代绝大多数诗人对梅诗的接受态度大相径庭,究其原因,主要是朱熹因自身固有的思维定势及文艺观念导致朱熹对梅尧臣诗歌的不喜爱。     

论朱熹诗歌意象与意境

朱熹在诗歌意象和意境创作上有自己个性化的风格。在构筑意象言词上的倾向性选择，对表现意象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和自比意识，形成其诗歌意象色彩丰富，或孤凄、悲寒，或幽淡、宁静，或奇伟非常，或神通广大；同时其诗歌意境或苍寒幽深，或悠适淡泊，或雄奇豪壮，或古典雅致。     

郑樵、朱熹《诗》学传承关系考论

在《诗经》阐释史上,对毛诗序传进行系统全面清理与批驳的,首倡者郑樵,响应者朱熹;弃《序》说《诗》,以己意为之序,在解《诗》实践中最大限度地消除毛诗序传的影响的首推郑樵,继以朱熹;对《诗经》作声歌还原说解和将郑卫之诗多视为男女淫诗的同样是郑樵前呼,朱熹后应;郑樵作《诗传》《诗辨妄》,朱熹作《诗集传》《诗序辨说》。郑樵《诗》学的创新观点经朱子发扬光大,开拓了《诗经》宋学的崭新疆域。     

从《楚辞集注》看朱熹辞赋观

朱熹《楚辞集注》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辞赋观。作为理学家兼文人的朱熹,一方面,他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对辞赋文学特征有较深刻认识。他主张辞赋必须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反对元病呻吟、不敢直谏、立意肤浅之作。他明辨辞赋二体特征：辞主忧伤怨慕,重在抒情,故缠绵悱恻;赋主欢愉颂美,重在铺陈,故巨丽宏博。另一方面,他评注辞赋,往往作经典解读。在辞赋的内容立意上,强调忠孝仁义之旨,带着极浓的理学色彩。因此,极大限制了他的文学艺术视野,表现出辞赋观的狭隘和局限。     

朱熹在福建的摩崖石刻研究

朱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而且也是一位热爱大自然、极富生命情趣的人。朱熹在福建的福州、南平、厦门、泉州、漳州、莆田和宁德等地留下了榜书、题名和诗刻等不同类型的摩崖石刻。朱熹在福建的摩崖石刻的价值体现在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有助于研究朱熹的书法艺术、理学思想、教育思想和提升摩崖石刻所在地的旅游文化品位。研究朱熹在福建的摩崖石刻,对推进朱子文化研究,进而展现出伟人朱熹更为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和精神世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朱熹的民生思想

朱熹从百姓生存的基本层面以及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对民生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民生思想。主要包括:抑制土地兼并以缓解人地的社会矛盾;薄赋轻徭以减轻百姓的负担;救济灾荒以帮助民众度过难关;加强教化和法制以稳定人们的生活秩序。尤为可贵的是,朱熹将解决民生问题视为官府和官吏的重要责任。     

从《朱熹集》看朱子对孔子的继承与发展

:朱子思想与孔子思想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朱熹集》中朱子对孔子进行了多方面论述 ,如论述了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仁”、“克己复礼”、“忠、孝、信、义”等有关内容 ,诠析了孔子与《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密切关系 ,强调了孔子学说中严格等级制度的正名主义 ,进一步宣传了“三纲”思想     

朱熹“和”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本文从人自身即人格和谐、人际关系即社会群体和谐、人与宇宙自然整体和谐、人类和睦世界和谐四个方面阐述朱熹的“和”思想,指出朱熹“和”思想是儒家一贯提倡的道德和谐、群体社会和谐、整体和谐、世界和谐的辩证和谐观,是以“不同”为前提的多元和谐观,是积极有为的“仁爱”和谐观,故朱熹“和”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朱熹在八闽的山水诗

朱熹性好游山水,在对自然山水的观照过程中,领悟客观物体的理性,从而动情惬趣,涵泳其道学精神。朱熹在八闽的山水诗,以游芦峰、百丈山、云谷、武夷山等地为主,其写作手法异彩纷呈。     

浅析朱熹训诂著作的指导思想

分析了朱熹著述《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和《周易本义》的指导思想,认为这些训诂著作表现了朱熹独到的诗学思想、史学思想、易学思想,以及理学思想,作为宋代训诂学的代表作,奠定了朱熹在汉语训诂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从题诗看朱熹与佛教之关系

文章以朱熹的题诗为切入角度，考察朱熹与佛教之关系历时性的变化。从对朱熹不同时期题诗的分析可以看出：朱熹一生始终与寺院及热衷佛老的人相关联，朱熹的儒家性格与气质决定了他不甘心做一个超世隐居的晦士，因而也永远不可能达到禅师逸士物我两忘的境界，所以他一生都在这混沌的世间寻求一个平衡，儒的入世与佛的出世。     

朱熹政治学说中的“诚意”思想

朱熹对“诚意”的关注态度是和“天理”一起并列的。朱熹一生为官的时间并不长,但为了改变当时的政治腐败,他把希望放在君主身上,盼望通过对君主教授“诚意”来“正君心”,从而实现天下的大治。     

我国近年来朱子礼乐思想研究述评

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关于朱熹礼乐思想的研究总体来看并不充分。对朱子礼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经学和史学的考辨,如对《家礼》的真伪和历史影响的研究,对《仪礼经传通解》经学思想的分析。对朱子的＂乐＂学思想则以其音乐著述的史料学考证为重点,同时对其音乐思想的内涵与历史影响也有一定关注。从目前来看,关于朱子礼乐思想的哲学与伦理学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而这也正是朱子礼乐思想在今后的一个重要研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