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在道德教育中的应用:功能、类型、策略

叙事具有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即培育和陶冶道德情感,促进道德价值的理解与认同,激发道德反省和伦理感觉,重塑道德行为和生命样式,“陪伴”人生特殊时刻。叙事道德教化功能的发挥需要叙事类型的转换,转型后的叙事包括“美德叙事”、“文学叙事”、“个体生命叙事”三种。叙事要注重策略,叙事前,有备而来;叙事中,运用技巧;叙事后,价值引导。     

道教咒语的文学性品格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道教咒语是宗教形态的文学作品,具有自身独特的品格.咒语的诗化语言、审美想象、文学叙事三个方面都能体现出其独特品格:语言具有明显的诗歌化倾向;它是作者充沛的审美想象之结晶;篇幅虽然短小精粹,但其中常常蕴含有完整的叙事,叙事情节跌宕起伏、曲折动人.这种叙事属于文学叙事中的虚构性叙事.     

历史"祛魅"后的社会历史批评

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历史观服从于历史总体性的规约．服从于历史宏大叙事的逻辑原则。而新的历史观则认为历史是一种阐释，具有开放性，它服从于阐释者的理论视城和立场。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基于它的历史观，文学因此被历史化了，文学叙事具有历史元叙事的特征。而新的文学观则强调文学的叙述功能，叙事是一种象征，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不是反映关系而是想像关系。社会历史批评应该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吸收新的理论养料完成对自身的改变和补充。     

叙事秘密与传媒霓裳

中国市场化背景下发生的传媒时代是诗意匮乏的年代，也是想象和秘密匮乏的年代。叙事有秘密叙事和非秘密叙事的区分，文学叙事不同于一般叙事而深入人心的地方，是用想象来隐藏秘密，当市场化的现实多于想象、传媒叙事夹杂着各种日常性和实用性侵入文学叙事时，文学叙事的诗性秘密被削弱了。传媒叙事产生的常常是实在情景，而文学叙事产生的是想象情景，想象情景是不能吃不能用的。一般叙事常常带有文学叙事的因素，又不带有文学叙事的秘密，它们常常歪曲了文学叙事升华生命的诗性情景，将文学叙事变为与现实一致的平庸情景。     

弘扬民族的叙事话语——评赵炎秋、陈果安、潘桂林著《明清叙事思想研究》

明清时期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成熟期和高峰期,该时期的叙事理论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叙事学的国情特色,具有标本或示范功能。《明清叙事思想研究》分四个层面对此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即:从体制形态看明清叙事思想;王国维、梁启超的叙事思想;报刊语境、读者意识与近代叙事思想的变化和明清小说的叙事艺术。其研究的切入点和体例设置独具匠心,视野开阔,思路清晰,尊重历史,新见迭出,从整体上凸显了明清叙事思想的大致轮廓。     

意识形态化的市场叙事

中国市场化年代的文学叙事有个突出特征,就是文学被市场化意识形态所统一而形成了市场叙事,市场叙事的叙事意识与市场化的现实生存意识保持着一致。任何一种文学叙事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逃离意识形态化,问题在于,怎样追求文学叙事与现实的想象性关系。在市场化年代的文学情境中,认识历史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基本点,就是找到个体话语与历史话语、个体生命态度与人类总体自由的融合点。意识形态叙事本来不一定与历史叙事、精神叙事、人性叙事分离,文学叙事是历史活动与历史精神的同时叙事,历史与文学的结合也应该是历史与精神一体化的叙事。     

论生态批评的阐释功能——兼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不足

生态批评的阐释功能主要包括对文学文本内容的阐释和叙事形式的阐释两个方面。关于生态批评内容的阐释,批评家虽然要以生态意识重新观照中外文学经典,但更要关注的是立足中国现实写作的＂生态文学＂;关于生态批评叙事阐释,应该认识到小说叙事形式本身也有其独特的意义,是＂有意味的形式＂,应坚决反对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批评的运用的＂语言工具论＂色彩,要更注重对小说叙事形式的打磨,以促进中国生态文学的健康发展。     

文学叙事的生态思考

从叙事学角度出发,把生态危机与叙事原则结合起来思考,分析了生态危机的叙事学原囡：一是文学叙述者长期怀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情结、征服自然的欲望,即人类自我的“美名化叙事”;二是文学叙述者对自然界的“污名化叙事”。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合中国传统哲学理念和当前生态美学思想探讨了文学叙事的生态关怀原则。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文学叙事成长

文学的想象与文学的叙述存在着一个周期的问题,即存在着一个由发生到成长到鼎盛到衰落的过程。中国现代文学的青春期是1920年代,它的特点是散乱的抒情性叙事;鼎盛期是1930年代,它的特点是趋向整一的故事性叙事;而到了1940年代,它的叙事则呈现出特有的诡异和戏剧性。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叙事演变史,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成长史。这样的成长才使中国现代文学成为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学,也有别于其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并成为具有自身知识系统和独立个性的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掠影

论文论述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中的几个问题：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主体形态的大陆文学;大陆和台港澳文学的共生和互动;政治制约、宏大叙事和现实主义精神。进而指出,对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和赞颂,是其主题;家国情怀、宏大叙事是其重要的叙事范型;目的引导性所造成的理念先行与现实主义的博弈,构成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内在纠葛,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则形成了既冲突又互补的格局;大陆和台港澳文学,同源共生,递进互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日常生活叙事诗学的宿命——“50-70年代”文学的一种解读

＂日常世俗生活＂,本来就是小说叙事的原点。然而,当小说由文坛边缘走向中心,取代了诗歌、散文的正统正宗地位,特别是共和国＂50-70年代＂文学,由于过分凸显文学的教化功能与＂工具＂作用,拒斥小说消遣、娱乐属性;由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的强权规约,特别是对＂政治第一＂评价标准的绝对性强调与夸大,小说叙事越来越疏离和拒斥日常世俗生活而走向有关＂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宏大叙事,否定人的正常物质欲求,以理想代替现实,用精神代替物质,让阶级性代替人性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文学染上了急功近利、充满了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狂热症。     

刍议文学叙事与电影叙事的比较研究

电影是故事的载体,通过镜头衔接来表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文学叙事是通过文字叙述将故事内容呈现给读者。电影叙事依托于演员、情节、音效、场景等等多方面因素,而文学叙事依托的是文字魅力和故事情节。两者相比,电影叙事凭借视听说三方面的有效结合比文学叙事更具艺术魅力。本文分析了文学叙事和电影叙事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叙事性：电影与文学的相似性简论

电影与文学都是人类的一种表意方式,都具有时间形态的艺术特征,因此两者的相似性即为叙事性。当代叙事学研究以及电影改编自文学的普遍现象,均表明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叙事文本的基本范畴包括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因此从两者的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的技巧——修辞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则能清晰地看到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具体表现。     

《奇迹唱片行》的音乐叙事表现手法研究

《奇迹唱片行》是《一个人的朝圣》的作者蕾秋·乔伊斯沉淀三年的新作。文学和音乐的关系问题是文学研究和音乐学研究共同关注的问题:音乐学研究主要聚焦音乐的文学性;文学研究主要聚焦文学的音乐性,或文学的艺术性。《奇迹唱片行》是一部大胆结合文学与音乐的力作。本文具体分析《奇迹唱片行》中的音乐叙事表现手法,聚焦小说中音乐的文学性叙事、文学的音乐性叙事以及这两重叙事如何帮助揭示小说的主题,力图通过以上三方面充分展示文学与音乐的互文和对话。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女佣叙事

女佣叙事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较为普遍和独特的叙事现象。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女佣叙事总体呈现出模式化的倾向,其中苦难叙事、跨阶层的恋爱叙事和"出走"叙事是常见的三种模式。它们在不同身份和立场的作家笔下有共性,也有差异,承载着多重社会文化功能和作家的独特性思考,也给后世文学中的女佣叙事提供了一定的艺术经验和启示。     

论《资治通鉴》的文学特征

《资治通鉴》在叙事、写人方面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运用多种叙述手法,以情节演绎历史;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为主,结合运用限知视角叙事;“遥体人情,悬想事势”,叙事中融入合理的想象、虚构成分;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塑造出初具性格的历史人物形象。《资治通鉴》的这些文学表现手法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源泉。     

疗愈创伤：《云中记》的文学治疗解读

阿来的《云中记》是一部于汶川地震十周年后写下的具有文学治疗意义的作品。小说主要讲述的是汶川地震后,祭师阿巴重返灾难现场,疗愈创伤的经历。《云中记》既再现了汶川地震时惨绝人寰的场面,又对文本内的治疗共同体、文本外的治疗共同体起到疗愈的作用。小说的解读从创伤书写的叙事形式、叙事内容入手,探讨创伤书写与文学治疗机制的构建,并阐述《云中记》的文学治疗意义。     

关于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

当今文学与国人的陌生化状况严重,关键是现代性的缺失。文学要强化其现代性品格,必须把握时代的基本现实,加强现代性生活的审美表现;必须认同人类的共同根性和共同观念,优化民族文化基因并促进其现代性转化;必须突破惯用的悲情叙事的局限,拓宽叙事视角,形成叙事方式的多样性和叙事立场的多元化。     

刍议当代小说的见证叙事——以“文革”题材小说为对象的研究

见证文学是指为历史作见证的文学,当代作家在"文革"后的30多年里,通过小说对"文革"进行了自觉而持续的书写,这类丰富多姿的"文革"叙事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文革"历史对于中国社会和个体造成的创伤和破坏,见证了"极端年代"的社会景观和人性景观,这类小说在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确实起到了见证历史的作用,开创了见证叙事的历史传统。论文分析了"文革"叙事的见证功能、如何见证历史以及这类文学叙事见证历史的意义等问题。     

论全球化视野中的文学的民族性

文学的民族性是人性的根本体现,也是抗拒文学(文化)一体化,实现多样化的重要方式。民族、乡村、外省是文化真正的载体,文学需要加强民族(国家)叙事、乡村叙事、次缘城市(外省)叙事。文学的民族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学本体的民族性,二是文学理论(批评)、评价体系的民族性。强调民族性并非全盘否定世界性,民族性在于凸显个性,世界性是为了突出共性;强调民族性在于保持独立性,重视世界性是为了增强开放性,而当下更需要关注文学的民族性。文学民族性和世界性在理论和实践上是能够实现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