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于批评之野--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

沈从文是伟大的作家,他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有所贡献。从文学观看,沈从文坚持的是文学的审美特性和独立品格;从批评方法看,沈从文注重对作家创作风格的把握,并用比较的方法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从批评态度看,沈从文提倡诚实的态度。     

美术面向：鲁迅与沈从文比较

鲁迅、沈从文与中国现代美术有着诸多文化关联,二人都善于绘画。不同的是,鲁迅钟爱民间绘画,沈从文则对古典绘画素有研究;二人书法艺术造诣深厚,鲁迅取法晋唐、融汇隶篆,形成了自己的书艺风格,沈从文钟情章草,有着小众取向;美术研究上,鲁迅在前半生关注古代碑拓,后期关注木刻艺术,沈从文在后半生则集中探究了古代工艺美术。鲁、沈的绘画兴趣、书法风格、美术研究显示出现代文学大家独特的美术面向,其美术趣味与文学创作形成了互文,并以综合而非细分的逆现代审美方式实现了文学与美术的综合突破,显示出美术形式审美对于文学的独特价值,表明多重文化身份转换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沈从文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和海派小说的比较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风格独异的作家,他一直以“乡下人”自居。沈从文以湖南湘西乡野文化与人性个性叙写而闻名于世,同时,也创作了许多都市题材作品。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和乡土小说在文学史上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把沈从文的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和海派小说进行比较是有价值的。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沈从文城市题材小说审美视角的独特个性。     

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生态审美建构

沈从文小说以独特的原生态美学著称。生态文明建设重新定位了沈从文小说的生态审美意义。当前对生态审美建构的理论支撑不足,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沈从文小说的生态审美建构则从根源上展现了生态审美元素和表达内涵及美学价值的现实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二则

沈从文、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两位极富个性的评论家。沈从文的批评观念的核心是原始人性论，这决定了沈从文在文体上以古典和谐型为审美理想，思想上以追求原始人性的表现为评论指归。林语堂的批评观以小品文为重心，以“幽默”观为理论核心，以“娓语式笔调”为审美指归，以性灵说为契机，形成对中国古典审美观的继承和超越。而这决定了二者均是文艺自由论者。     

论沈从文对国民性的反思与重建方略

沈从文的审美现代性反思主要体现在他对湘西世界的审美反映与对中国现代乡村与都市的双重批判上。其双重批判聚焦于对国民性的反思与重建,其中探讨了国民性劣根性的表现、思想根源等,提出了国民性问题解决的具体审美拯救实施方案。其审美拯救方略蕴含着沈从文对中华民族复兴问题的思考,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沈从文对国民性的反思与建构反映了其文化视域的融合性以及历史理性的建立,是沈从文现实主义创作的体现,也是沈从文文化思想与艺术思想走向深刻的标志。     

沈从文早期散文的审美追求——兼与鲁迅《野草》的比较

沈从文早期散文创作继承了鲁迅《野草》的独语体风格,对比两位作家的独语体散文,发现他们有着相同的审美追求———情感、语言、文体的变异。文章阐述了这种变异追求的成因、特征及作用,揭示了两位散文大家的孤独灵魂。     

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文体风格

风格即人。从表现内容到艺术形式,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文体风格是鲜明而独特的。他小说的特异性,也使作为艺术家的沈从文从现代作家群体中凸现出来,表现出独树一帜的审美风格。 沈从文是主观情致非常浓厚的作家,他的创作旨意就和鲁迅、废名、萧红等乡土作家具有极大的差异性。他不是要表现现实的乡土人生,而是借乡土素材的特殊性,表现一种理想的生命形式。以他对生命的个性化理解,”重新安排一次”人生,“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这种理想主义倾向,以及对生命的神性理解,使他的生命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的     

从《边城》看沈从文的审美理想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历来被认为最能体现沈从文的审美理想。本文结合小说《边城》,从小说对自然景观和社会环境充满诗情画意的描绘,对传统美德的深情赞美及故事情节的简朴优美等三个方面对沈从文的审美理想进行了分析。     

童心:沈从文的审美心理

童心是沈从文的审美心理。我们可从沈从文的严肃文学观、虚静的审美心境、童年的回忆视角与艺术感觉、人与自然的融合及素朴的审美理想这几个方面来解读其童心，并探讨其童心对创作的影响和意义。     

批评的文体和文体的批评——论沈从文文学批评的特征

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沈从文有意识地实践着各种文体形式,尤其在语言风格上表现出独创性。在其作品论中,大量色彩鲜明的文学词语以及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的使用,使文本呈现出不同于一般文学批评文本的面貌,形成沈从文独特的语体风格。另一方面,沈从文对现代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文体层面的评价,表现出对文体方面的高度重视。批评的文体和文体的批评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学批评有关文体特征的两个相辅相成的侧面,两者从同一个出发点分别指向主体和客体,构成了沈从文文学批评的鲜明特征。     

论沈从文文学观中的善美观念及其悲剧性

沈从文文学观念中的善与美是一体的,对以生命为本的超越性的善的追求,使得沈从文文学观念中的善有一种终极性的价值指向,而这种善又是和美的形式合一的,体现为一种抽象之美。沈从文一方面非常重视文学对改造国民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功能的实现必须以审美的方式达成。这使他的文学观念既不同于启蒙作家,又不同于唯美派或纯文学作家。对于沈从文来说,他的试图融合多种对立因素的努力,在现实的层面上预示着一种悲剧的命运。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人性美

沈从文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始终将人性中真善美的部分作为重点加以表现。这种人性美既是沈从文作为＂乡下人＂的人生经验复现,同时也是其赖以在现代化的世界中实现精神独立的力量依托。在具体的小说文本中,美好的人性主要表现为生命自由的追寻、自我尊严的觉醒以及纯净人生的渴求等三个方面,寄托了作者内心深处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观念。正是这种对于人性美的坚定信念,使得沈从文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间找到了自己前行的方向,并最终为读者谱写出一曲曲忧伤但又不失宁静的唯美乐章。     

沈从文的“现代水世界”——从《诗经》看沈从文对“水意象”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的文化人都是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特别是文化人中的名人更是不断地从传统知识中汲取养分,沈从文散文中存在浓厚的“水意象”,沈从文先生生活在自己的现代水世界当中,而这“水意象”从《诗经》开始已源远流长,沈从文自然受过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熏陶,那么这“水意象”必然会影响到他散文中对“水”的认识和创新,联系沈从文散文的现代水世界,论述其对古典知识的继承和发展。     

沈从文乡土梦幻创作考察

以“梦幻创作”为中心,尝试着将沈从文的整个湘西乡土创作分为1922—1933年、1933年冬—1934年春、1934—1948年三个时间段来考察。1922—1933年,沈从文备受都市压迫,因此以梦幻般的乡土创作来对抗都市。1933年冬—1934年春,沈从文生活、事业成功,压迫感减轻;同时,1934年初的回乡让他认清了湘西严峻的现实,乡土创作的着重点开始变向,以《边城》为变向的标记,《湘行散记》为发生主要变化后的首部作品。1934—1948年,沈从文的乡土创作逼近湘西现实,梦幻色彩锐减。纵观沈从文一生,他始终无法彻底割舍心中的那份湘西梦幻情结,其乡土创作都带有一丝梦幻色彩。     

沈从文湘西小说的民间意识及其启示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洋溢着湘西人健全美好的人性与强大旺盛的原始生命力,以及湘西人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与崇尚自由的精神,从而使他的湘西世界呈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沈从文站在了民间的文化价值立场上来关注民间、表现民间,并以此来反抗现代性对自然人性的异化与扭曲,从而体现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民间意识与民间情怀。     

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略论沈从文散文《箱子岩》的人事现象

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沈从文创作思想的内涵,就必须熟悉其作品,在小说中,沈从文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往往是包含在人物事件的描绘中;在散文中,沈从文却常常直抒胸臆,点明笔下人事的内在蕴函。散文《箱子岩》悲哀于在压迫下湘西少数民族生命主体性的丧失,悲愤于民族灵魂溃烂而趋向衰败。窥视《箱子岩》尚未阐明的主题便是：民族精神的改造;对待人事的内在蕴涵便是：哀其不幸,恨其不争。     

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民俗意蕴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乡土小说作家,其家乡湘西以及湘西的民俗成为他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和支撑点,作者从富有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中,提炼出饱含深刻寓意的意象母题,将民俗文化摄入作品并使之具体化,艺术化,形象化,从而使他的湘西乡土小说具有了丰厚的审美内涵。     

沈从文乡土散文的美学意识

文章以沈从文的散文及评论为证,说明沈从文乡土散文具有浓厚“形式主义－人文主义”的美学物质,在创作实践上能协调现实与想象,以美统摄真、对乡土人事作诗意重构及文化批评。此美学意识不但说明了沈从文的散文风格,更为中国散文史留下可供参考的典范。     

"竹林"的禅佛之境,"边城"的道骨之风——废名《竹林的故事》与沈从文《边城》的阅读比较

废名与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有着相似创作风格的小说家,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上却有着细微的差别。他们的创作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与民族底蕴,但其迥异的生活环境与价值取向,造成了他们一个封闭自身于孤寂的“竹林世界”,以一种潜心研读佛学的心态逃避现实寻求自我;而另一个却以一种傲然的姿态建构理想的“边城”世界,追求一种完美的“自爱而又爱人”的精神理念,以致其作品中隐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骨”风貌。这种创作风格与倾向上的异同可以从废名的《竹林的故事》与沈从文的《边城》的比较中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