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金代壁画墓题记及其意义

陕西甘泉县柳河渠湾金代壁画墓甬道壁人物画的老者,很可能系当时流行的戏曲故事中人物“李孛士”形象的写意画像,而非建墓工匠。志丹县王新庄金代壁画墓中所题唐代白居易的《天可度》、宋代释慧元的《颂古四十五首（其一）》及无名诗主旨相同,表达了“天可度,地可量”而“唯有人心不可防”的绝望和无奈,以及寒来暑往时光流逝而壮志未酬的惆怅之情。无名诗系杂采当时民间流传的旧诗而来,或有所本,已亡佚不存。墓主可能是政治上失意仕途不顺或有严重挫折的士人,这几首诗系墓主生前心境的写照。二墓出土的实物与文字资料,充分揭示了相关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生活在金人统治之下汉族士绅仍心念中原胸怀天下的心态,对认识宋金时期西部地区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皆有重要意义,对中古时期文献学、文学史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陕北民歌的现代价值

改革开放以后，歌坛上一股西北风，使深藏在黄土高原的山歌、小调、信天游，唱遍全中国，这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半个世纪以前翻身道惰、南泥湾、蓝花花，随着陕北大秧歌、腰鼓就曾响彻中国，所以这股西北风是陕北民歌在中国掀起的第二次高潮。     

民国时期农村家庭同居亲属关系种类

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仍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与其自然经济相适应，其家庭关系大都保持着一种较为复杂和种类繁多的状况。这同如今的工业化社会的家庭所具有的关系简单、种类稀少形成明显的反差。社会学家李景汉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河北几个地区进行过实地调查，发现家庭关系较为复杂。     

陕北说书

陕北说书,是一种流传在陕北地区的说唱艺术。关于这门说唱艺术的历史,没有人能说清楚。清代的《榆林府志．艺文志》里记载说“康熙九年,文fJ第说传奇,颇靡靡可听”。这大概是目前能找到的唯一一条直接资料,证明陕北说书至少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很兴盛了。但在康熙年间兴盛,不能说在康熙年间才出现,按常理推断,至少在这以前就已经历了一个不短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了。     

陕北地区的阴阳先生

《寻根》2010年第5期刊发了马金生先生的《阴阳先生：一种消亡了的行业》一文,对于这一传统行业进行了以老北京为中心的考察,其结论＂是一种消亡了的行业＂,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但陕北与北京不同,故而笔者对阴阳这一行业进行以陕北为中心的再考察。     

民国时期育婴堂中的乳妇

<正>中国封建时代,贫困之家迫于生计,常将新生婴儿弃之于野,或溺之于江。为革除这种陋俗,仁人善士广泛倡议设立专门的收养机构——举子仓、慈幼局、婴儿局、育婴堂等,并雇请乳妇拯救幼婴。民     

民国时期的开封街头娱乐

明、清及民国时期,作为河南省城,开封一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自晚清以来,中原地区的连年战火和灾荒,使得当地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1937年,流入开封及周边县的流民总数从不足10万人猛增至45万人。被挤出正常生活轨道之外的部分流民,开始在街头娱乐业讨取生活,从而成就了民国开封街头文化的场景之一。     

清末民国时期洛阳古玩业的兴衰

清末民初之际,社会大乱,民生凋敝,而经久不衰的盗墓业开始在洛阳公开化,从而使洛阳的古玩业在乱世中逆势而上。其发展经历了早期零星交易、全面兴盛、逐渐衰落三个时期。其行业发展有独特行话和行规。     

从《福熙自述》透视民国时期徽商的命运

关于徽州商人的研究,就徽商群体而言,学术界已取得深入进展,但就徽商个案（生活史）的研究则少之又少。
　　2004年年底,笔者为撰写博士论文到上海图书馆谱牒部查阅资料,意外发现了一册不分卷的民国38年（1949年）“詹福绥堂”钞本《庆源詹氏家谱》,在此谱卷最末附有一篇十分珍贵的3000字自传体人物传记：《福熙自述》。此传记讲述了作者一生的创业史尤其是抗日战争之前的坎坷经历,内容包括家庭生活的辛酸、创业的艰难、收获的喜悦以及人事的更迭与浮沉。本文即以《福熙自述》为中心阐述以詹福熙（1887-1970）为代表的民国时期上海徽商的经营及其生活世界。     

陕北羊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羊在陕北人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陕北羊文化可以说是陕北民俗文化中的奇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陕北文化重要的审美特质和精神内涵.从民俗学的视角,对植根于陕北人农副业生产、饮食习俗、民间祭祀、人际交往和陕北民歌中的羊文化的表现与内涵进行考察和阐释,有助于进一步了解陕北人的"羊情结",以及把握与羊文化相关的非遗保护向度.     

民国时期内地及藏区节庆刍议

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传统节庆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积淀着丰富的民风民俗。辛亥革命后创立的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政权。这一历史时期的节庆，既有延续，又有新创，并开始与国际接轨。     

新旧婚礼仪式在民国时期的碰撞

经过晚清几十年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之后，民国时期的中国礼俗呈现出新的形式特征：一方面传承着几千年来的本国传统仪式，一方面吸纳了西俗的新仪式。具体到婚姻礼俗，则表现为新旧两种婚礼形式的并存，即传统婚礼和文明婚礼（也称西式婚礼）兼行。本文以豫南信阳地区为例，依据地方志材料，试对当地民国时期的婚礼仪式加以论述，期能引玉。     

民国时期中原农村婚俗嬗变

作为中国民俗文化重要发祥地的中原农村社会，其传统婚姻礼俗世代相袭，传承久远。但辛亥革命后，随着社会急剧变革和中西文化猛烈碰撞，中原农村的传统婚姻在观念、制度、仪式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其变化虽不及城市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那样迅速而显著，但也初步呈现出中西杂糅、新旧并陈的时代特征。     

陕北榆林城“奠浆水”风俗

<正>民间祭祖与"浇奠"陕北因地方贫瘠,过去除士绅之家以外,鲜有祠堂,一般家庭中不设祖宗牌位。祭祖的方式主要是"上坟"或称"烧纸"。据民国《横山县志》记载:"逢上元、清明、冬至、岁暮等节,主人率子弟、妇女,洁具酒馔、香(木者),诣墓拜扫,并告四时岁令。暑六月,携茶水、豆汤至墓遍洒,为‘送浆水'。"各县民间祭祀之日大同小异,     

近代以来陕北米脂婆姨的解放运动概况

陕北流行一句名谚: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米脂女性被当作一个独特的群体———"婆姨"记载进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米脂婆姨贡米"、"米脂婆姨服装"等品牌,同时米脂婆姨也是文人墨客笔下的鲜活人物,如贾平凹的《米脂婆姨记》,黄复主编的《米脂婆姨的风采》,著名作家朱千华也在其地理人文随笔《中国美女地理》中,对"米脂的婆姨绥德     

异域“狐情”——《列那狐的故事》赏析

《列那狐的故事》在欧洲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在法、德等国，列那狐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甚至在现代的法语中，“列那”一词巳成为狐狸的专有名词。这些都是缘于故事中成功地塑造了一只机警睿智的狐狸——列那的形象。     

民国时期四川酒业的发展

民国时期,川酒的工艺成熟并定型,生产规模和作坊数量空前扩大,酒类品种丰富多彩,酒类品牌得以成长和发展.一些企业家总结出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的酒类经营理念,在民族危难时刻,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抗战期间,由于四川酒业一枝独秀,外省人大量来川,酒消费量的迅速增加及外省人返乡后对川酒的怀念和正面评价,使四川酿酒业及伴生的酒文化得以通过抗日战争这一独特因素而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     

试述陕北文化的形成

文化属于社会范畴,是人类特有的现象,与人类的存亡相始终,它是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陕北文化是指在陕北高原这块特定的黄土地上,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所创造的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这些年来,陕北文化越来越受到海内外的关注,许多文人...     

民国时期的大理街道风貌

民国时期(20世纪40年代),大理县城仍然保持着滇西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与作为交通枢纽、商贸发达、社会风气奢靡的下关相比,大理古城的街道风貌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特色.     

民国时期的重庆钱庄业

重庆的钱庄银号，历史悠久，在近代金融业占有重要地位。四川第一家钱庄即产生于重庆。本对重庆钱庄的历史、经营方式、特点、作用及兴衰原因作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