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国家治理中天命观念的演变

天命观是商周时期国家治理最为重要的政治观念之一。观念中的授命者是上帝或天帝,受命对象则是封建原初政体下各级内外服贵族臣工,天命观由此成为维系商周王朝政治的意识形态。商周鼎革之际国家治理模式的“损益”赋予了天命观具体内涵与阶段性特色,不仅涵盖新旧王朝鼎革的神圣性、正义性、正统性和正当性,还包括以王权为中心的商周各级贵族协助天帝治理下民的“彝伦攸叙”的内容。商周时期国家治理基于政治合法性构建形成的天命观,是一种“旧邦新命”之变而非“剧变”。它经东周诸子的理论总结,进而成为战国秦汉以降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政治理论之一。     

综说战国秦汉冶铁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铁农具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曾发生过三次重大变革:战国秦汉时期生铁冶炼技术的发展和生铁柔化技术的发明;唐宋时期“炒钢”技术的发展和由南北朝时期发展而来的“灌钢法”的进步;明清时期“生铁淋口”技术的发明。每一次变革都使封建经济走向高峰。其中影响最大的当为第一次,即战国秦汉时期铁农具的发展。本文根据教材内容和教学体会试就此作一探讨。     

论秦汉时期辽宁地区的民族与文化

先秦时期有辽宁地区，在东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燕国将华夏文化直接传播到了辽宁及其以外地区，秦汉统一王朝对东北地区实行了郡县，王国，部落三种相辅相成的政治政策，进一步促进了辽宁等地的民族融合和文化发展。     

论司马迁的社会管理思想——兼论战国秦汉初年的功利主义社会心态

本文论述了司马迁的社会管理思想。文章认为战国秦汉初年功利主义社会心态是以追求“势利”价值观为特征的。道德沦丧,知识眨值及秩序紊乱是重要的社会病。本文认为桑弘羊提出“官办盐铁”、“严威酷刑”之“与民争利’的国家控制对策是以皇权为核心的;董仲舒强调“以教化堤防之’的道德控制对策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司马迁着眼实际,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善者因之”、“利导之”、“整齐之”及“与之争”的多层次宏现系统的控制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论战国秦汉的商业潮

古代中国,经商虽为历代所有,但战国秦汉商贾业之发达,经商风潮之高涨,商风贾俗之浓厚却雄冠古史。这一时期,商贾业不仅遍布中原内地,而且发展到边远民族地区,同时对外贸易也随之兴起与发展。在此基础上,社会上的经商风潮一浪高过一浪,商风贾俗弥漫中华大地。战国秦汉时期经商风潮的产生,是当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经商风潮及产生于商品产销过程中的商风贾俗,转而又冲击着社会的政治经济,影响着古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建构。     

《孙子兵法》与《史记》“用间”记载的比较研究

“用间”在《史记》关于战国和秦汉时期的战争记载中多处出现。通过最早的“用间”理论作品《孙子兵法·用间篇》对《史记》“用间”策略进行分类,可以发现司马迁的记载以“内间”为主,辅之以“死间”“反间”“生间”,同时还存在无法分类的部分。这反映出战国、秦汉时期“用间”实践与孙子“用间”理论之间有所区别。其中,《史记》记载战事中的“反间”内涵扩大化了,实际上类似于孙子所言“乡间、内间、反间”的结合体。这导致后世学者在解释“反间”时,常将《史记》具体记载作为《孙子兵法》“反间”的注解,但两者实际存在不同。“用间”的理论与记载是从春秋至秦汉军事理论与兵学文化快速发展的一个反映。     

重新审视董仲舒在“孝”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董仲舒用当时较为流行的五行学说释“孝”,这使得作为儒家学说重要部分的“孝”对统治政策有一定影响,但并未使得西汉武帝采取独尊儒术的措施,而是以霸王道杂之的政策治理天下。战国秦汉时期社会上对“孝”的重视是一个连续过程。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孝的顺利传播。董仲舒对孝的传播作用并不是立竿见影的。     

南阳遗址与“燕文公徙易”考

自“召公封燕”至公元前222年秦人灭燕,燕国存世800余年,其间几易都城,与之相关的燕国都城变迁尚有争议。其中关于“桓侯徙临易”“燕文公徙易”和燕都“临易”“易”这一史实众说纷纭。资料和研究表明,南阳遗址兴盛于战国中晚期,其时代、地望、规格和燕文公徙易之“易”均相吻合,应即燕文公徙易之“易”。燕文公徙易的历史背景既有合纵的需要,也是构建对齐、赵、中山诸国军事防御体系的需要。     

论赵佗经略岭南的作用

秦汉之际对岭南地区的开发,史学界多有文章论述,关于赵佗在其中的作用,却绝少语及。偶有谈到者,皆一笔代过,难窥其貌。本文即对此问题作一浅探,以求教于方家。秦汉之际,岭南是“百越”居住地,“百越”和岭南在范围上,有大有小,有重叠,亦有出入。因此,这里首先谈一下“百越”的分布区域。 1 “越”本是国名,其族为“闽”,后亦用为族称,泛指东南沿海地区之民族,自越王勾践灭吴称霸之后,“越”名大显于世。战国而后,又有“百越”(古越、粤通用,故“百越”在史籍中又称“百粤”——引者)一词,泛指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及居民。这是蒙文通先生在《越史丛考》中对“百越”由来的简要概括。言之颇精,既言“百越”泛指东     

司马迁写历史转折的三大战役

战国后期的长平之战、秦汉之际的楚汉相争、西汉盛世的汉匈大决战,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写古代历史转折的三大战役。长平之战是在秦汉大一统政治取代夏、商、周三代分封建藩列国并立的政治这一历史变局拐点时期发生的大战役;楚汉相争本质是改朝换代历史变局时期发生的大战役;汉匈大决战是影响世界格局的文明冲突,即亚洲大陆板块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对决的大战役。文章探讨三大战役为何发生,司马迁怎样写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历史经验教训有何现实意义。     

战国与秦汉的“赘婿”

“赘婿”作为“夫妇相异”的特殊婚俗,出现于先秦,并盛于战国。在产生之初,“赘婿”便由于身份低贱而饱受歧视。相沿至秦汉,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赘婿”多被残酷对待,但缘于王权支配秩序的相异,秦汉统治者对该群体的打击方式不尽相同。“男尊女卑”的纲常观确立后,“赘婿”作为其对立物而存在,随着社会与家庭中女性地位的不断降低,专制社会对“赘婿”的评判也尘埃落定了。     

试论指示代词“然”到连词“然”的虚化

代词虚化在汉语史上是比较常见的现象。“然”作为指示代词是可能虚化的。“然”虚化的具体时代可以确定为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     

秦汉商法法律构成与发展演变

就法律形式而言，秦汉商法主要由“律”、“令”构成，另辅之以“式”、“科”、“比”等。战国晚期至秦朝为封建商法架构形成阶段，西汉前期为封建商法充实阶段，西汉中后期为封建商法强化阶段，东汉为封建商法疏落阶段。     

陇山周围的秦汉遗址

战国迄于秦汉,陇山周围史有记载而后世不详的重要地名甚多。笔者有幸长居陇东,更于1986年至1988年间对战国秦昭王长城进行较长时间的野外考察,故得以对几处重要遗址进行过考证。现将数处考证考察初步认识录于兹,以求方家共商。一、环县甜水乡东滩遗址——汉富平县之神泉障神泉障,乃秦汉时期北地郡中一甚为重要关塞。依文献推测,它必位于成阳、长安通往河南地、九原的通道上,既是秦汉时期防御匈奴南侵的要塞,更是与匈奴友好往来中塞上的门户之一。西汉隶属于北地郡的富平县。《汉书·地理志》富平县下记云:“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浑怀都尉治浑怀障。”     

巧“说”妙“讽” 异曲同工

《战国策》是战国末年秦汉间人编集的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散文集。书中主要记载战国时期各国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事的政治主张,也记述了一些义士豪侠不畏强暴、勇于斗争的行为。     

潮汕古代经济史略

二、手工业进入战国以后,潮汕一带的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一样,也有较快的发展。青铜器生产,在战国秦汉的潮汕手工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礼乐之器、兵器以外,还制造了大量的日用品,生产     

近代辽宁“杂巴地儿”文化漫谈

近代辽宁的“杂巴地儿”文化是近代辽宁地方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着最广大底层百姓市井生活的文化价值取向。近代辽宁地区的“杂巴地儿”汇聚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三百六十行的各色人等,成为这些人安身立命之所,也为辽宁地区的民间艺术提供养分。除此之外一些封建糟粕和民间陋俗也夹杂其中,成为近代辽宁“杂巴地儿”文化的负极。本文从近代辽宁“杂巴地儿”文化入手,着眼于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尝试性对近代辽宁“杂巴地儿”文化进行初步探析,以期为近代东北社会生活史研究有所裨益。     

黄石公之履探微

黄石公圯上授书时之所以不以孟子所谓“折枝”之类考验张良 ,而选择“堕履” ,履的至轻至贱显然是首要原因。但是 ,黄石公之履又使人自然而然想到西周初年召公赐姜尚之履、《周易·履卦》以及道佛二教中的“遗履仙登”、“只履西归”等文化现象 ,通过探究“履”在上述现象中的诸多文化意蕴 ,结合圯上授书的历史背景 ,可以看出 :在燕齐神仙方术之说大兴的秦汉时代 ,“半人半神”的黄石公借履试探张良 ,又不仅仅因为履是至轻至贱之物。说黄石公之履在时人眼里是他“高士”身份的象征 ,是张良封疆称侯的先兆 ,意味着以柔克刚、谦退守礼的修身平天下之术 ,也并非全是凭空臆测。     

召公与周初政治

周初政局,内忧外患。王之子召公在周公的劝说下,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同周公一起,平灭三监叛乱,挽救了即将倾覆的周王朝,南片江汉,经营了周的南国;负责营建东都洛邑;提出了“敬德”“殷鉴”思想;扶立康王继位。召公是周初一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其历史作用不容忽视,其历史地位应重新评价。     

秦汉时期的地域官脉及其成因--从"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谈起

“关西出将,关东出相”是汉代史籍对秦汉时期国家人才区域分布的简单概括,反映了秦汉时期重要的人文地理特点。秦汉时期的武将多出于关西地区,而文臣多出于关东即中原地区,既与关西、关东地区的自然地理形势有关,也是先秦时期政治发展和文化积淀的产物,同时也是秦汉时期,尤其是两汉时期政治变革和学术发展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