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鲍之风"与南朝诗风之变

本文认为“休鲍之风”有三个内涵：其诗歌语言具有平易化特征;内容有艳情化倾向,在艺术手法上多运用代言;在风格上具有华丽、艳冶、伤怨特征。当时诗评家站在儒家雅俗观的立场上批评“休鲍之风”俗化的倾向,但这种诗风在刘宋后期得到认可有多方面的原因。“休鲍之风”改变了南朝魏晋以来以渊奥、典雅为主导的诗歌格局,促进了诗风多样化发展。     

诗僧贯休之诗论

贯休是晚唐时期一位重要的诗僧,著有《禅月集》,其诗风追踪李白,以豪迈、崛奇为特征。同时,贯休的诗歌主张也大可值得注意,其诗论观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极称李白“碧海掣鲸”的诗歌风格;崇尚清澹的诗歌意境;写诗主张“苦吟”。     

潘阆对晚唐诗人的继承和开拓

潘阆模仿贾岛、姚合的诗风,继承他们的“苦吟”精神,诗风清苦,但不像贾岛刻意追求奇险的表现方式和锻炼字句,在表现上更自然,语言通俗平易,诗风多了平淡闲逸的特点。还有一部分诗歌,沿袭五代“粗犷之习”,诗风粗狂、洒脱,有向风雅回归的倾向。     

朱熹诗歌的美学思想刍议

朱熹是宋代著名理学家中对文学研究有建树者之一。他从理学的视野对文学作了深入的探讨和阐发,形成了其独到的文学思想。朱熹诗歌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文道观主张“文道一贯”、“文从道中流出”的审美倾向;其创作本源论强调诗歌的美学脱胎于哲学母体,实践、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本源;其创作风格论推崇凛然正大而又淡泊高洁的人格,诗风上提倡平淡素净之致与苍劲刚正之气相交融的格调;功能论强调“情”与“志”统一,“兴”在诗歌感发性情中的审美教育作用。朱熹诗歌的美学思想对南宋中晚期的诗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宋人对孟郊诗歌的传播与接受

在宋初八十余年时间里,宋人很少论及孟郊及其诗歌;至宋仁宗庆历至北宋末,学孟郊、论孟郊的逐渐多起来,相关诗风批评也随之而来,基本上确立了其“寒苦”的诗风特征;迨至南宋,孟郊诗始获得正确认识,“格致高古”、“古淡自足”,似为南宋人对于孟郊诗之印象。但从整体上看,宋人对孟郊及其诗歌的评价并不高,这一状况与宋人根于心性中和的诗学理想有关。     

论黄遵宪诗歌的艺术特色

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在晚清诗坛有较大影响,其诗风独特,注重传统形式与新思想、新意境的融合;叙事写人,呈现近代诗歌的再现倾向;笔法散文化;语言口语化;学习民间歌谣,融合民间格调,诗风清新质朴。他的诗歌在艺术方面的创新精神,对于当代中国的诗歌创作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韦庄词的“诗化”

韦庄是唐五代词坛上的一位名词人。他在创作词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对诗歌手法的承传与借鉴．使词从娱宾遣兴的歌辞向抒情言志的诗歌靠近。具体表现为：引入了诗歌中言情表意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内容题材方面拓展了词的表现范围；词风受其平易诗风的影响呈现出清秀疏淡的美学特征。这种“诗化”倾向出现在人词发展的早期阶段，既具有创新开拓的重要意义，也对宋代词人“以诗为词”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同源异象——颜延之、谢灵运诗风异同论

颜延之、谢灵运是元嘉时期的两位大家,人们认为他们的诗歌同源,但在源于曹植还是陆机上却有不同的意见。从共性上看,二人诗歌都有典丽、繁密、雕琢、"巧似"、重视艺术形式等特征,这使他们的诗风与陆机有近似之处。但是在诗歌的主题、写景、内在气质等方面,颜、谢存在很大差异。谢灵运在延续陆机诗歌某些特征的同时,其整体风貌与曹植诗歌更为接近,而颜延之则更多地继承了陆机诗风。颜、谢诗风的异同反映了元嘉诗歌的共性与多样性,其与曹植、陆机诗风的联系也反映了魏晋、刘宋诗歌发展轨迹的主要特征。     

“诗中有画”:唐诗的景物造型化——中国文艺发展史研究之二

我国文艺发展至唐宋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变革倾向，即诗与画的融合，遂使原为表现的诗歌而能兼具景物造型之美，原为再现的绘画而能兼具抒情写意之长，标志着传统诗画性质的一次巨大飞跃。而“诗情”和“画境”的结合，即中国文艺所特有的“意境”。“诗中有画”，即诗歌的景物造型化，它开启了有唐一代之特殊诗风，并成就我国诗歌进入其创作巅峰期。唐诗的景物造型化以通体浑融、互根互生的情景结构为基本特征，唐诗意境之奥妙亦正存于其中。此外，唐诗在关于景物造型的意境创造上应如何避免直白叙述、抽象议论，如何开头结尾，如何营造中心意象等方面，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创作经验。     

大历诗风略论

唐代宗大历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诗人,除“皆负当时盛称”的“大历十才子”外,还有刘长卿、韦应物、戴叔伦等。这些诗人们的成就大小各异,思想和艺术方面的特色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诗歌都打上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烙印,形成了在唐代诗坛上有一定影响的一代诗风。本文拟就大历诗风的主要特征及形成原因,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风“、“骚“之诗风比较研究

《诗经》中的“国风”,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两大典范,滋润着我国历代诗歌的繁荣与发展。作为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自古以来风、骚并称并存,犹如南北两朵奇葩,争奇斗妍,竞相开放。比较“风”“骚”,既有共同性特征,又更具各自独特的诗艺风格。“风”率性而言,不加雕饰;“骚”神山仙界,奇响不绝。“风”朴实、幽闲,“骚”华丽、苍翠。本文对“风”、“骚”诗风的异同进行了粗略比较研究,以期加深对“风”“骚”个性化诗风特征的理解。     

“丁香“与“年青的神“——浅谈《雨巷》、《预言》的相似性

《雨巷》和《预言》在诗艺特征和诗歌创作资源上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在意象营造上都选择了具有象征性的女性形象;诗歌形式都注重音乐美;同时两首诗都受到晚唐诗风的影响,对传统诗歌具有接受的一致性。     

论贞元“尚荡”之风对唐代诗史的转关作用

唐贞元时期,社会风气、社会心理、思维方式、情感表达、行为方式都远离了传统而呈现出“荡”的特征,在士人的思想和创作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引导、促成了元和诗风的大变,即“怪”的风格特征的形成。贞元之“荡”可以称之为元和诗风大变的前导,贞元时期是诗歌从盛唐走向中唐的关节点,在唐代诗史流变中具有重要意义。     

至元大德年间诗坛的尊唐宗宋风气

元朝至元、大德年间,在对南宋末年“四灵”、“江湖”诗派诗风的反思中,诗坛出现了尊唐、宗宋风气并存局面。两种倾向既相互渗透又各自独立,从而创造了至元、大德年间诗歌的繁荣     

曹丕“清怨”诗风的源与流

本文从文本形态、社会风尚、诗歌美学等角度分析了曹圣诗歌的“清”“怨”诗风，并对汉魏之际“清”“怨”诗风的形成进行了论述，理顺了“清怨”诗风的渊源和发展。     

论皎然“游戏”为诗

皎然《杼山集》中有大量“游戏”诗作,其审美特征包括：轻松的创作心态;诗体和题材的多样化：谐趣和禅悦。皎然以“游戏”的心态进行诗歌创作与诗歌“祛严肃化”传统、中唐社会和诗风转型以及禅宗,特别是嬉禅思想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游戏”为诗不仅展现了其高超的诗艺,更突破了诗歌作为抒情写志的严肃文体的藩篱,彰显了活泼的生命跃动和达于禅脱后的通达无碍境界,对中唐及宋代“游戏”诗风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梅尧臣“平淡”诗风内涵辩证

梅尧臣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缘于其平淡的诗风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由于梅尧臣的作品风格多样,也导致了对梅尧臣“平淡”的诗歌特点的不断争论。从梅尧臣诗歌在描写上的追新与锻炼,情感上的深刻蕴藏和形式上的散文化风格方面．对梅尧臣的“平淡诗风”进行辩证分析。     

论王孟诗派与高岑诗派诗学思想的共同性

在研究盛唐诗歌时,人们总是倾向于以创作题材为依据把王维、孟浩然划归山水田园诗派,而将高适、岑参列进边塞诗派。题材的区别固然导致王孟诗风与高岑诗风的差异,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就其作为盛唐气象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言,在美学追求乃至诗学思想方面都呈现出某种共同性。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王孟诗派与高岑诗派都存在着崇尚建安风骨的倾向,在倡导和实践“风雅”观上也有一致之处。认识到这种共同性,显然有助我们更真切地理解盛唐之音的全部内涵。     

苏曼殊诗歌的艺术创新

苏曼殊的诗歌有种种创新：其诗歌语言自有一种与传统诗歌语言不同的内质;其诗歌意象挣脱了传统审美观念的束缚而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并进而创造出了一种忧怨、凄美、清新的意境;其诗歌风格端妍清丽、俊逸悲怨,主观色彩浓厚而又文辞自然、真气扑人。其诗以强烈的近代性特征为“五四”浪漫主义诗风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诗教同情韵并重风骨与兴寄共显——浅谈唐代诗论的主要特征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居于重要地位的唐代诗歌理论，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繁荣昌茂、鼎盛一时的诗坛创作风貌，而且开启了后世长达近千年的“宗唐”诗风，可谓影响深远。本文拟对唐代诗论的理论背景和大致风貌作整体性描述，从而总结其主要的理论特征，即在思想内容方面重视对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的继承；在艺术标准方面尊崇魏晋风骨与“兴寄”表达，注重对诗歌中雄深雅健的情感力量的呼唤；在审美倾向上，分为自然与奇崛的两大主要派别，展现为情景交融、兴象玲珑的美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