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难民工作初探——“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江苏省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通过建立难民委员会,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把难民救助纳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把难民救济所办成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基地,在难民工作阵地上教育、培养、动员了大量优秀的抗日新生力量。     

试论“淞沪会战”期间在沪教会对上海难民的救济

在"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战区的难民大量涌现,我国社会各界人士或组织团体纷纷参与上海的难民救济工作,在难民拯救的大队伍中教会也在积极行动,开展难民救护工作。教会各机关团体为难民募捐,办理众多收容所,提供生活救助、医疗救治、卫生教育、心灵抚慰等服务,难民救济工作成效显著,缓解了政府难民救济工作的压力,为上海战区的抗战支援做出了贡献。     

淞沪会战时期淞沪地区难民救助论略--以《申报》报道为中心

淞沪会战爆发后,无数上海人民无家可归沦为难民,同时大量难民也从各地涌入上海。上海各慈善团体、各旅沪同乡会及其它社会组织纷纷召开紧急会议并设立机构暂时收容难民,开展了大规模的难民救济与遣送工作,在淞沪地区的难民救助方面都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同时也为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保存抗战力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国际难民现状与难民机制建设

进入新世纪之后,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难民问题日益突出。虽然国际社会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难民机制,并在全球难民救助问题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各国在该问题上仍存在难民法规、惯例、主权认知上的差异和分歧,加之难民参与机制缺乏,全球难民形势得以根本缓和的前景仍不乐观。国际社会应共同推动难民问题合作共识,进一步完善难民法规及救助机制,做到治标与治本并重。     

二战后国际难民政策的历史演变

二战后,欧洲难民问题成为联合国及西方国家必须面临并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数百万的难民流亡在整个欧洲大陆,为难民提供临时性救济的各种机构和组织也不断涌现出来。1943年建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联合国难民署都对二战后国际难民政策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这些国际组织的难民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色彩,使大多数难民无法充分地得到国际保护。     

论晋西北根据地安置移难民的社会效应

抗日战争时期,晋西北抗日根据把安置移民和难民作为根据地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一项长期而重要政策。这一政策的执行,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繁荣;形成了互助互济的良好社会风气;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变动;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对增强党的凝聚力树立了典范。     

解读马来西亚的难民政策——以缅甸难民为例

马来西亚独立后接纳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难民,为了阻止难民进入,该国没有签署《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及《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也没有制定难民法及相关难民保护体系。以其境内最大难民群体—缅甸难民为例,在马来西亚政府的难民政策下,缅甸难民处境艰难。要更好地应对难民问题,马来西亚的难民政策需要有新的视角。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难民乡”问题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有超过26万移难民涌入,针对这些移难民的涌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建立和发展"难民乡"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应对措施,"难民乡"的建立和发展在有效的解决了难民问题的同时,也为共产党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陕甘宁边区难民救济问题初探

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难民问题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难民救济工作一度成为当时社会的焦点。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难民救济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且成效显著。     

论国际难民保护政策的发展演变

难民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在西方民主国家建立与难民有关的国际组织之前,各种宗教组织以及古代统治者已根据自己的规范和信仰为逃离迫害之人提供庇护,以色列的《旧约全书》最早提到了"难民"一词,并对难民的定义有所涉及。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和联合国难民署在冷战期间的作用和角色也严重的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支配和控制,使其难民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特征,成为西方国家的重要政治工具。     

加拿大的难民地位甄别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加拿大难民地位甄别制度的主要法律基础是2001年的《移民与难民保护法》。与其他国家相比,加拿大的难民地位甄别制度因其甄别机关的高度独立性而广受赞誉。实践中,处理难民地位申请的效率低下以及缺少对难民保护庭决定进行审查的上诉程序成为困扰加拿大难民地位甄别实践的难题。研究加拿大的难民地位甄别制度可为我国难民立法提供借鉴。     

试论美国难民政策的政治性和人道性

难民问题因其自身政治性和人道性的错综复杂而长期困扰着国际社会.美国是战后世界上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美国的难民政策在接纳欧洲犹太难民和对欧洲知识难民的庇护上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人道性,却又因国家实力、对外政策和国际格局的影响在冷战期间对难民的接纳含有强烈的选择因素,具有浓厚的政治性.     

为谁

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不懂得做菜归罪于我的出身——我是一个外省女孩;在台湾,"外省"其实就是"难民"的意思。外省难民家庭,在流离中失去了一切附着于土地的东西,包括农地、房舍、宗祠、庙宇,还有附着于土地的乡亲和对于生存其实很重要的社会网络。因为失去了这一切,所以难民家庭那做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注一掷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头。他们仿佛发现了,只有教育,是一条垂到井底的     

英美与"10万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犹太难民的未来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美国政府要求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国英国允许10万欧洲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两国政府围绕解决此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努力,但由于双方立场分歧太大而无法调和,寻求合作的努力彻底失败.此问题并不时使这两个盟国的关系陷入低谷.     

试析国际难民保护中的“安全第三国”

自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日内瓦公约》)生效以来,面对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剧的难民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区域内寻求合作,履行难民保护的国际义务,分担保护难民的责任,"安全第三国"(Safe Third Country)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该概念产生于欧洲,并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模仿和实践。然而,国家和国家以及区域组织间以双边条约的形式对"安全第三国"原则的实践本质上违反了《难民地位公约》所规定的"不推回原则",其不可避免地扩大化必须以难民权利的有效保障为前提。我国边境地区也时常有难民涌入的情况发生,而目前世界上亚太地区的难民保护区域合作机制最不完善,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厘清,有利于我国未来在探索难民保护的区域合作中把握好方向。     

德国难民义务教育入学政策浅析

由于中东问题的持续动荡,大批难民涌入欧洲。德国最开始针对难民持欢迎态度,导致德国成为难民申请避难最主要的目标国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德国难民儿童和青少年人数也急剧上升。即使德国已拥有较为完善的针对移民子女义务教育的相关政策法规,但是难民学生人数的增加无异于对德国义务教育又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这一现象,德国各州根据本州自身情况,针对难民接受义务教育资格出台了相关规定。本文从规定出台背景原因,各州规定具体内容两方面入手,结合德国社会实际情况,浅析规定对德国社会的益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进行总结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关于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的任命等问题——与张建华教授商榷

对张建华教授关于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的任命、南森译名的翻译等几个问题提出商榷,以为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是由国际联盟任命的,而非国际红十字会,两战期间国际联盟在难民的救济、遣返、保护等方面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南森及南森护照的翻译应采用规范的译名。     

抗战时期桂林难民垦殖区建设略述

抗战时期,大量难民涌入桂林。为了解决难民生存问题,开垦桂林的荒地。中央委员会所统辖的筹赈会在桂林成立移桂难民垦殖处并在桂林良丰乡十里坪建立了具有试验性质的桂林难民垦殖区。从战争引发的难民问题与桂林难民垦殖区的建立、建设和成效等三个方面来简略的叙述抗战时期桂林难民殖区的建设。     

国际法视野下气候难民的法律地位及其保护

明确了气候难民的定义及特征,对比了气候难民与环境难民的区别,分析了气候难民尚未取得国际法上的法律地位的原因及困境,从三个方面指出气候难民应得到国际立法保护:气候难民比环境难民具有更优越的立法条件;世界各国对气候难民都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气候难民产生的原因不能成为其获得立法保护的阻碍。     

国际难民法视角下的《美加安全第三国协定》

《美加安全第三国协定》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构建和运用规范化的责任分担机制,明确两国在审查第三国公民于陆地边境提出的难民地位申请方面的责任所在,从而解决长年以来由于上述申请给各自的国内政治造成的难题。因为《难民公约》缔约国并不根据公约承担审查难民地位申请的义务,而且由于个人在国际法上并不享有被给予庇护的权利,所以《美加安全第三国协定》的缔结并不被国际难民法所禁止。《美加安全第三国协定》的实施不仅影响了难民地位申请者选择庇护国的自由,减少了其获得国际保护的机会,而且增加了加拿大违反"不推回原则"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