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代手工业者的宗教信仰生活

唐代手工业者的宗教信仰生活丰富多彩，除了信仰礼敬佛教、道教诸神及民间俗神外，最主要的是信仰、尊崇其行业祖师神。他们的的宗教生活既是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一环，又是唐代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了解唐代下层民众的生活方式、信仰方式，因此对研究唐代社会史有重要意义。     

苗族原生宗教“呼清(Fud nqind)”参与构建社区秩序的案例解析——以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鸡爪村苗族原生宗教“呼清”为例

湘西方言区苗族原生宗教——“呼清”（Fudnqind）所产生的强大约束力,与构建、强化村落社区秩序有着难以割断的逻辑关联。这种关联归因于苗族信仰体系中对“人不见天眼见,人不罚鬼神罚”报应规律的确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区“集体意识”在苗族村落社区的长期“驻留”。以鸡爪村苗族“呼清”为个案,揭示这种力量因素的生成基础与生效逻辑,以及合理利用这种力量资源对“低成本”构建和谐苗族村落社区的现实意义。     

徜徉于信仰与生活之间——读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

余欣<神道人心>一书徜徉于信仰与生活之间,从"民生"的角度对唐宋之际敦煌社会的宗教信仰做了有益的新探索,并在神灵系谱、居住与出行信仰的考察中开掘了另一层面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使我们对敦煌民众的社会生活有了具体的理解;本书对"民生宗教"的理论思考及"民生宗教社会史"的初步构建,对于我们认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拓宽宗教史与社会史的研究领域都很有启发.     

黔西北彝族基督教信仰文化研究——以威宁县板底乡板底村为个案

19世纪,基督教传到中国西南地区,并渗透到了黔西北彝族地区的威宁县板底村。板底村是一个典型的彝族聚居村落,不仅有独特的民风民俗,还有自己特殊的宗教信仰体系。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信仰文化,势必会与当地的文化发生碰撞并相互调适。而基督教信仰文化所具有的动态性,也促使其自身的不断变迁。基督教信仰文化在板底村长期发展,既获取生存空间,也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只有研究分析板底村基督教信仰文化的形成、变迁、文化碰撞与调适等,才能全面了解板底村基督教信仰文化的体系以及其与当地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宗教仪式中的村落精英——巍山啄木郎村彝族宗教精英现实功能及文化生境考察

通过对大理巍山大仓镇啄木郎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自然环境相对僻远,农耕文明积淀深厚的少数民族自然村落中,村落仪式的变迁一定程度上逊于物质文化的变迁,而在村落宗教仪式中的彝族宗教精英,在村落宗教仪式中表现出了较稳定性的功能特征。这主要是源于彝族宗教精英所依赖的一定的文化生境土壤的存在与变迁的弱性所导致的,但总体而言,其文化生命体依然处于动态的应变之中。     

伍家沟民间故事反映的民众的宗教文化心理

汉水流域伍家沟村是著名的中国汉民族南方民歌村。伍家沟村的民间故事多数与宗教相关,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原始宗教、佛教道教文化心理．反映了下层民众的万物有曼、鬼魂崇拜、巫术崇拜、神仙崇拜、法术信仰、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观念，以及下层民众拜神佛的实用心态,求回报的实用主义心理。     

基督教与中国东南的乡村社会--以近代福建美以美会为例

本文以福建美以美会为个案,尝试勾勒出近代来华基督教与东南中国乡村社会的互动图景.文章发现,乡村教会是基督教的发展主体.教会的发展一方面受到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与信仰态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尝试建立一个新的宗教体系.在部分乡村,基督教会成为社区的生产、生活中心,一些乡村教会知识分子亦有较强的社会触觉,倾向改革.而在世局变迁中,乡村教会受多种社会势力影响.文章认为,乡村教会的历史研究,应放在本地社会结构与历史变迁中加以理解,将乡村教会视为地方宗教力量,较将其视作外来宗教显得更为有效.     

社区视野中的香格里拉文化内涵 --对一个云南藏族社区的文化、人际的调查

本文通过对噶丹松赞林寺周围社区错古隆这一藏族村落的文化和生活的变迁，社区人际互动现状的调查，试图以云南迪庆藏区藏民鲜活而具体的社区生活为视角去揭示香格里拉文化的内涵，进而提出香格里拉社区文化建设的思考。     

旅游语境下的客家民间信仰重构——以粤东灵村的惭愧祖师信仰为例

通过对粤东灵村惭愧祖师信仰的人类学考察,深描旅游语境下的客家民间信仰重构实践,以揭示客家乡村社区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多重面向和深微变迁。旅游语境下客家乡村居民在宗教仪式与现实生活中,既充满伴有地方依恋的宗教情感,也秉承基于旅游利益的经济理性,由此构筑了一个神圣与世俗叠合的民间信仰空间,展示了客家乡村丰富的、动态的社会生活实践。     

土家族民间信仰的变迁：以拉西峒村为个案

在实地调查基础上，以一个传统的土家族村落为个案，分析民间信仰在村落生活中的变迁及其原因，较之其过去形态，个案民间信仰的当前状况已大见衰微，现实生活中的信仰事象主要只是一种行为层面上的重演，它已失去了其所以产生的原始观念基础-神圣性和神秘感，造成变迁的原因主要为社会调控作用、外来化影响、医药知识的普及与进步、经济生活的某些变化以及民间信仰和现实利益的冲突。     

海南农村汉族春节“拜公庙”习俗调查报告

本文以海南澄迈L村为个案描述了与民间信仰有关的年节仪式,旨在探讨民间信仰对村落生活的维护和控制。     

民众心理需要与宗教信仰的引导探析--以重庆地区民众宗教信仰为例

心理需要是多数民众信仰宗教的主要原因之一,宗教信仰可以满足信教民众的强烈好奇心、功利心、获得归属和爱的需要、获得安全感、实现自我价值的心理需要。正确地引导信教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宣传和引导,重视信教民众的价值观教育,积极地推进社区文化活动建设,重视信教民众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鼓励信教民众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方面入手。     

海南农村汉族春节"拜公庙"习俗调查报告

本文以海南澄迈L村为个案描述了与民间信仰有关的年节仪式,旨在探讨民间信仰对村落生活的维护和控制.     

伍家沟村民间故事中的狐信仰

伍家沟村民间故事反映了下层民众中的狐信仰,相信狐精有神通,有人性,狐在人间的活动主要是报恩、报怨、作祟殃人。伍家沟村故事所反映的狐信仰,积淀了原始宗教文化、佛教道教文化的内容,反映了下层民众狐信仰中求实惠、既敬奉又恐惧的矛盾心态。     

羌人的神灵信仰与羌寨的社区生活——以休溪寨为例

休溪寨的神灵信仰和神灵祭祀与该寨社区生活间的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休溪,由集体祭祀神灵而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空间,展示了羌民生活的历史过程与现实状态,休溪寨依靠所形成的文化空间结成一个牢固的运行自己的公共逻辑,形成了基本的公共性,使寨子这个不大但复杂的地域中的民众能够生活在一个有序而又和谐的社区中。故而寨子的集体祭祀活动深刻影响民众的行为并造就出休溪寨的社区生活。     

羌人的神灵信仰与羌寨的社区生活——以休溪寨为例

休溪寨的神灵信仰和神灵祭祀与该寨社区生活间的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休溪,由集体祭祀神灵而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空间,展示了羌民生活的历史过程与现实状态,休溪寨依靠所形成的文化空间结成一个牢固的运行自己的公共逻辑,形成了基本的公共性,使寨子这个不大但复杂的地域中的民众能够生活在一个有序而又和谐的社区中。故而寨子的集体祭祀活动深刻影响民众的行为并造就出休溪寨的社区生活。     

流变的图景及其意义：村学与社区关系变迁与教育存在——1980年代以来义村小学与社区互动的教育人类学考察

采用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对1980年代以来义村小学与社区之间的人际互动、校社互动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村学与社区由非正式的感性互动转向制度性的规范互动。村学与社区的具体互动及其变化反映出二者关系的变迁历程,即由感性崇敬的“虔诚”关系至安闲和睦的“自在”关系,再至体现工具理性的“效率”关系,进而转变为彰显价值理性的“协同”关系。在此过程中,教育也经历了融入村落生活情境、逐渐追求外在结果、重新观照人的存在的流变。村学与社区关系的变迁脉络与图景,既是村学教育权威的渐失与重构的过程表征,也是村学、乡村社区与社会结构互构的动态过程。     

夕昌藏族村落社区经济生活的变迁

本文依据实地调查材料,对青海省循化县白庄乡夕昌藏族村落社区在20世纪所经历的社会经济变迁进行了描述与分析.     

当代湖南地区民间信仰调查报告——以南岳民间信仰考察为例

南岳民间信仰以圣帝祝融信仰为代表,是一种集祖先崇拜与文化英雄崇拜于一体的民间信仰。南岳民间信仰是湖南地区具有地域特色的重要民俗事项,当代南岳民间信仰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变迁是其必然趋势。具体表现在信仰对象趋向复杂化,信仰方式趋向多样化,信仰群体趋向扩大化、松散化。当代南岳民间信仰的生存策略:采用"双名制",依附法定宗教,以寻求政府认可;利用宗教文化搭台、旅游经济唱戏,实现大小传统的契合;利用以乡村干部、宗教人士、富人为代表的乡土权威的影响力,使民众重拾延续了几千年的信仰,营造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村落生活中的白族甲马——大理白族甲马的现存状态及文化阐释

甲马在白族民间村落生活中广泛使用,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白族甲马作为一种处于民间信仰中的民间艺术与村落的信仰生活息息相关,本文从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出发,力图呈现村落生活中甲马存在和使用的现状,并对其进行较为详细的理论分析,进而通过对村落日常生活中甲马使用仪式的详细分析．探求蕴含在甲马使用仪式过程中的内在逻辑,以挖掘白族甲马所承载的深层文化内涵。